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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父亲——不会忘却的记忆(多图)
远在大洋彼岸的我,晚了一天时间才知道父亲过世的消息。当时的反应就是这个消息不是真实的,想立即乘飞机回国,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可是又知道自己回不了国。不能尽做儿女的这片孝心,心里特别难受,当天晚上,无法入睡。 我离开父母到海外已有十七个年头了,让父母来国外看看,是我这个做儿子的最大的心愿。这些年来,父亲身体不好,他自己吃穿不能自理,都是靠母亲和弟弟、弟媳们的照顾,我这个做儿子连一天也没有照顾过他,甚至连递一杯水也没有过……唯一能做的就是常常打电话给二位老人家,希望父亲有一天能够恢复健康,来海外看看。今天,我的这个希望不得不变成一个永远的遗憾!生没能尽一片子女的孝敬之心,死不能扶一下父亲的七尺之棺。 在父亲眼里,子女长大了还是需要照顾的孩子 父亲一辈子经历很多很多苦难,从小丧母,国共内战的战乱,大饥荒,以及影响到那个时代的每个中国人的历次政治运动……在经济条件极差的情况下,还要把我们兄弟几个抚养成人。这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晚辈来说,就像听故事一样,不会当回事。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愿望达不到,或者按照自己的观念来对待父母,不仅不知道感谢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有时还反过来责怪父母。在父母那一辈人的眼里,我算是个听话的孩子,但却也有让他们伤心的时候。记得七十年代末我幸运考上大学,要离开他们去上学时。不善言辞的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你年纪太小了。那时我还不满16岁,怀着梦想要远行,心里想父亲怎么小看我。后来有一次还对父亲说:高中二年你把我管得太严了。当时只见父亲气得脖子发红说不出话来,我还不以为然。在父亲眼里,我是个不懂事的孩子。直到我自己结婚成家,开始关心孩子的成长,才慢慢体会“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的涵义。今天我要向父亲说:爸爸,请您原谅我这个儿子曾经对您的不敬不孝和无知。当我教育自己的孩子时,我也在慢慢学会抱着宽容和忍耐的心态,相信孩子长大后,有一天会明白:父母总是给孩子最好的! 在贫穷动乱的环境给子女一点快乐
记得1970年,我们村子里开始有人盖砖瓦房了,我们家仍然住在茅草房子。按当时的环境,我父亲和姑姑都是拿薪水吃皇粮的,相比之下还算家庭条件可以的。积攒了一点钱买瓦盖在房顶上。公社干部看到这些盖在茅屋顶上的瓦,马上就激起他们的阶级斗争热情,要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查来查去发现我祖父开“地下工厂”。民国时代,祖父本来在城里做小买卖,经营饮食业。五十年代被迫将全家搬迁到乡下,他也不会种地,就是每年在春末夏初小麦收获的季节,帮助村子里的乡亲做一些油条油饼。或者做一点干饼,托别人代卖经销,每个饼卖二至三分钱,店里零售五分钱。公社干部终于发现我祖父赚了几百块钱,必需充公。家里根本拿不出钱来,于是房顶上的瓦被强行拆下来,家里养的一头猪也被兑现充公。记得好几次晚上睡觉,被滴滴答答屋顶漏雨声惊醒。原来是盖屋顶的瓦被拆下后,外面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也没有听到父母们抱怨谁。后来来到海外,父辈们的这些经历,让我常常在思考这样的问题。中国的老百姓真的是好样的。如果没有中共几十年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和祸国殃民,劳命丧财,中国人的日子一定好过多了,国力会更强大,我可能也不会选择离开生我养育的故土,漂流在异国他乡。 在六七十年代,整个中国不仅基本的生活物资缺乏,父辈们生活在高压政治的恐惧中,父亲所在的单位就是文革造反就严重的地方。可父亲就像老母鸡用翅膀护着小鸡一样,尽量让孩子们少受伤害。 勒紧裤带让我读最好的高中 我的小学和初中都是在乡下读的,这个时期正是文革鼓吹读书无用,不学知识的年代。我初中毕业,连最基本的几何题和一元一次方程还不会解。小学初中一共七年(那时的学制改革,小学五年,初中和高中都是二年)除了学校组织去生产队义务干农活,就是开政治批判会,忆苦思甜等,连作文也是写批判文章。没有学ABC,没有学几何。有一次父亲和我的班主任老师聊天,我无意中听到他们在担心孩子们在学校学不到知识的担心,才知道他们不赞同当时“大好的革命形势”,如果说出去会遭到开批斗会。 当时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父亲微薄的工资除了自己生活和日常开支所需外,还要供给在乡下的一大家人生活需要。父母商量后还是决定让我在县里最好的城关中学(后改为县一中)上高中,一下子给家里增添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刚刚开学没多久,全校就要统考后按成绩分班。当时和我同班的同学都在积极的复习备考,有同学贴出来的数学题目,我连看内容还看不懂。因为知道自己功底差成绩不好,着急也没有用,反倒心里不怎么担心。可父亲比我更紧张,他知道我功底差,每天晚上教我数学,学解方程,学几何。语文没有怎么复习,按老师推荐的几个模拟作文题,随机的挑了个题目构思打了个草稿。考语文时,我准备的题目与试验卷要求的作文题目接近,我现在仍然记得题目叫“沸腾的油江城”。要求写文革动乱结束时举国上下庆祝场面。那时候年纪小,根本不理解文革给中国和父辈们带来的灾难,只是按照我想像的欢庆场面写了一番。考试成绩出来,按成绩分班,我被分到第二班,并被排在前10名,我完全没有预想到我会考得这样好。考试成绩较差的学生被分到第三班到第六班。我知道如果不是父亲的辅导,加上机会,我也不可能超水平的发挥,不能分在“尖子班”,而分在比较落后的第五六班,可能随着大伙儿“破罐子破摔”。说句题外话,北美的高中并不按照成绩分班,我认为这样对孩子成长更有利。尽管小学初中的学业被文革荒废掉了,真的是十分庆幸,父亲还能辅导我的高中数学。 父亲对我教育十分严格。上高中二年,不仅学高中内容,还要补小学和初中的内容。那时刚刚有电视机,父亲见我看电视,就不太高兴。我知道在城里上高中不容易,以后就极少看电视。父亲常常出差在工地施工不在家,母亲和弟弟们在乡下,我也不敢浪费学习时间。 据说我是文革后我们周围那几个村庄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除了我个人的努力外,全都仰赖父母在文革结束后,为我读高中提供一个良好的受教育和学习环境。在智力上,我和我那些同龄的乡下孩子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只是他们没有这个学习环境。从这点上看,我真的比我那些乡下的小伙伴们幸运。想到这里,心里就充满了对父母的感谢。心里真希望农村的孩子们能和城里的孩子们一样,获得同样的教育学习环境。 父亲的鼓励
父母总是对儿女充满希望。后来大学毕业分回家乡,父亲叮嘱我趁年轻多学一点,要有上进心,并鼓励我考研究生。坦率的说,当时在家乡的工作生活环境很散懒,毕竟已经大学毕业了,不容易再静心学习。我一直在坚持学习,后来有机会出国工作学习。如果没有这个一直在学习的基础,再好的机会我也把握不住,也很难在海外的生活中立足。 父亲工作中的一些小故事 父亲一生为人正直廉洁,刚直不阿,并对他的工作认真负责。父亲一辈子不善言辞,但他用他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和实干精神来感化别人。父亲作为工程师,除了要规划设计外,还要负责每一座建筑物和桥梁的实施。父亲告诉我一个故事,我一直记在脑子里。七十年代有一次他负责一座他所设计的桥梁的施工,第一步是要把河里的淤泥挖出来,打地基做桥墩。由于施工条件差,也没有挖泥的机器,都要让工人打赤脚站在淤泥里作业。当时正值寒冬腊月,虽然湖北的冬天不像东北这样寒冷,但赤脚站在淤泥了还是会冰冷刺骨。负责挖淤泥的民工谁也不敢下去开始作业。父亲一看这样也没有多说什么,脱下鞋子卷着裤腿拿着一把铁锹就跳下去开始挖淤泥。那些民工们看到这情形,都纷纷跳下去干起来了。 每一个施工工程都有大量的建筑材料,例如木板,钢筋水泥。虽然父亲负责这些有利可图的肥差,却从来没有捞过一分放在自己腰包里。父亲所负责的荆江分洪工程大部份都是在乡下地方,每个工程施工都是请当地的农民来做。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重新培训工人,从配制水泥,到模板制作,浇灌钢筋水泥土,安装等,都要一步步的反复的培训工人,以确保施工质量。父亲和工人们关系搞的很好。有一次我父亲负责一个在家乡地段修建的工程,家里正好要盖一个猪舍。参加施工的民工和父亲都熟悉,他们主动要帮助利用工地的废料材料帮助盖猪舍。父亲拒绝了,而是自己在乡下稻田里制作的泥土砖,用手推车运回来建猪舍。那时我才十来岁,常听到那些大人们说肖工真廉洁,连一分钱便宜也不沾。
父亲虽然精于工程计算,但他却揣摩不准那些党官们的言行。有一次组织部要提拔父亲单位的一个人当领导,他们请父亲谈是否提拔这个人的看法。父亲十分认真,对来考察的人员说:此人不学无术,只会拍马屁,不适于提拔到领导。没想到组织部的人不仅没有接纳父亲的意见,还把父亲出卖。那人上台后,想把父亲调离开,到乡下去。幸好其他几位负责人还很理智,说肖工是我们业务的顶梁柱,调走了谁来承担。这样父亲就没有被调离。父亲从来没有对我们提这件事情,是很久后母亲偶尔提到这件事情。 可父亲有个毛病,就是害怕在公共场所发言,一讲话就打结吧。但平时讲话有条有理。记得上高一时有一次开家长会,班主任要我请父亲来家长会上发言,介绍我是如何用功学习的。父亲本打算去开家长会,但一听说要他去发言,他说不行,说工地有事,便于当天晚上骑自行车去几十里路外的工地去了。后来班主任见父亲没去,有点不高兴。我也不知道怎么向老师解释父亲不来的真实原因。我后来分析,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常常以言论定罪,父亲可能是被历次政治运动的批斗会整怕了吧,干脆以沉默来自保,以至于患上在共存场所讲话的恐惧症。 炼气功见奇效 父亲年轻时,就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常常要吃降压药才能控制病情。读高中时我有一次无意中看到父亲写给母亲的遗书。我有点不解,就问父亲。父亲向我解释,因为他有段时间,血压很高,感觉身体很差,担心自己会随时去世,就写些了这份“遗书”。一想孩子都还小,父亲很怕死。生老病死很早就困惑着他。 我1990年离开家乡到国外后,最担心的就是父亲的健康。按照他高级工程师的职位,本来要到65岁才退休的,但是因为他身体状况很差,不到60岁就处于病休了。1996年春天,我在网路上看到一种叫法轮功的气功,介绍祛病健身的效果很好。我很自然的就想到了父亲。于是我写信给父亲,说我看到一种很不错的气功,您去试试,可能对您身体有帮助。等了些日子,我打电话问候父母。是母亲接的电话。电话中母亲很兴奋地告诉我:你爸爸炼了法轮功后,一个星期就把药罐子扔了,原来天天吃降压药,整天头昏昏沉沉的,现在精神可好了。听到父亲的身体变好,我心里感到十分兴奋和安慰。我同时也感到十分好奇,法轮功果真这么有效。原来我也只是抱着让父亲试一试的态度。我顺便在电话中对母亲说,既然这个功法这么好,那您抽时间炼一炼。母亲回答说:她家务事太多,每天做三顿饭,没时间。当时我也没有多劝。 到国外后因为一直处于高度压力的生活环境,也担心身体吃不消。既然父亲炼了效果这么好,那我就试试吧!所以我自己也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到了1997年,有一天母亲告诉我她也开始修炼法轮功。我听了很高兴。作为儿女来说,就是希望父母年老了有个好身体,安度晚年。 不平安的晚年
1999年我回国探望过父母和亲朋好友一次。原答应他们每过一二年就要回去看他们一次。法轮功受迫害后,和其他海外法轮功学员一样,我也失去了回去看望父母的权利。父亲好几次在电话中问我: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回答说等:迫害结束后我就立即回来看您!没想到这句话成了永远实现不了承诺。 父亲,您本该享受安度晚年的幸福,尽管你为这个社会做出了许多贡献,可是您晚年连锻练身体的权利也被中共剥夺,这几年你没有安宁过。甚至就在你过世的前几天,湖北省610和当地610在没有征得您和母亲同意的情况下,还来家里骚扰。您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差,您心里常惦记着我这个远在异乡的儿子,嘴里常念叨着我。母亲常常安慰您说,快了,等迫害结束,儿子就回来看你! 一位出席您葬礼的朋友告诉我,和您认识的每个同事,熟人和朋友,对您一生的为人处世,充满了赞誉和敬意。 愿您的灵魂在天国得到安息! 初稿 2006年7月27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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