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去世那天搅了中共的好戏(多图)
 
黎梓
 
2005-10-19
 

说真话的巴金去了!

【人民报消息】2005年10月17日,在人们关注神六能否安全返回的那天,巴金默默的去了,享年101岁。他本来就不需要中共强给的肮脏光环,所以走时选的日子也不寻常。

几年来,巴金辗转病榻,口不能言,手不能写,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但头上仍然被强迫顶着「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头衔。他所能享受的部长级以上的特权待遇,说穿了,只有医疗待遇。

巴金,不仅仅是一代文学巨匠,他被中国人所怀念的真正魅力在于能够反省自己,敢于在独裁统治下说真话,这是现代人极其需要的宝贵财富。巴金去了,因为不能再被中共当作统战牌坊,所以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只在头版的右下角刊登了一段带图片的简讯。这与中共授予巴金“人民作家”的荣誉、与巴金担任二十二年国家领导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地位,实在太不相称。中共再一次泄露了自己的丑陋面目。

这种丑陋带来的后效应就是,悼念巴金的悼念留言铺天盖地。

“为什么巴金如此可贵?”


自我忏悔的《随想录》
网民除了赞赏巴金的文学成就,最多的赞誉围绕巴金讲真话的精神,尤其是对老人历时八年所写的长四十二万字的散文巨著《随想录》,敢于严苛地自我良心的拷问和倡导“讲真话”的忏悔精神。

新浪网调查“巴金一生最大的贡献是什么”,结果,被网民排在第一位的是“说出了真话”。可见中共独裁统治下,人们认为最珍贵的就是真话、最渴望得到的也还是真话。

搜狐网的调查同样显示,排在“巴金最主要的贡献”第一位的也是“说出了真话”。文坛的悼词也聚焦在巴金的“讲真话”。中国作协副主席王蒙说:“巴老(巴金)是中国作家的一面旗帜,他始终特别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重视文学的真实性,提倡说真话,提倡把心交给读者。”

有网民发文,“作为一个在压抑下反复被折磨的知识分子,他宣布要讲真话,这不仅说明他还有一点勇气,而且显示了他还看重自己的人格和人格的独立,这是难能可贵的…但愿这种勇气和精神不要随巴金入土,但愿茶余饭后还有年轻人在上网游乐之余能翻翻随想录…可是在我的记忆里,讲真话的人似乎只有这么两个,巴金和说皇帝赤裸的那个小孩。 ”

怪不得中共整天叫嚷社会不稳定呢,这几个调查结果简直就是颠覆中共政权!

巴金的朋友、资深传媒人谷苇说,巴金提倡要讲真话,其内涵是言行一致,巴老用自己的行动做到了言行一致,这也是他感人的人格力量所在。

“巴金晚年严苛地自我拷问和倡导“讲真话”的忏悔精神,在当今的中国思想界和文艺界仍具有振聋发聩的感召力──这也是人们发自内心地悼念这位世纪老人的主要原因。 ”
也正因为这样,中共把巴金逝世的消息摆到最不引人注意的角落,但遗憾的是,依然引起人们的注意。不是神六返回的消息压倒巴金去世的消息,而是巴金去世的消息搅乱了中共的部署。

据港媒分析认为,平静的表面下,巴金辞世引起的三股冲击波却是汹涌澎湃,暗地震撼中国文坛、政坛。首先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提到巴金,不能不提到巴金未了的心愿,即建立文革博物馆。巴金在一九七○年代末复出后就提出这一构思,但一直被束之高阁,未能冲开中共的这一禁区。

文章还认为,如果纪念巴金的焦点被凝聚到文革的批判上,按他所说的“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对中共的统治所形成的冲击,也许堪比一九八九年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

痛定思痛的自我忏悔:《随想录》

学术界公认巴金的创作有两个高峰,第一个高峰是在1949年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巴金写出了诸如《灭亡》、《家》、《春》、《秋》、《爱情三部曲》等20多部中长篇小说。这些小说影响了几代青年人,同时也奠定了巴金在现代文学中不可动摇的地位。中共建立政权后的1949 年至1966 年,巴金却没有写出让人满意的作品,正如巴金在《作家靠读者养活》一文中所说的那样:“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一篇使自己满意的作品。”这不是在骂共产党吗?


巴金夫人萧珊
1966年开始的“文革”更让巴金经历了一场永难忘怀的噩梦。在这场长达十年的噩梦中,巴金不仅自身遭到残酷批斗,还永远失去了妻子和许多朋友。他在后来的文章中说,他有时会在夜里听到死去的妻子悲切的哀哭声,在睡梦里见到冤死的故友。所有这一切悲剧的制造者又指的是谁?!
  
文革结束后,劫后余生的巴金开始彻底反思人性与良知。巴金自1978年底在香港《大公报》开辟《随想录》专栏,从1978年12月1日写下第一篇《谈〈望乡〉》到1986年8月20日写完最后一篇即第一百五十篇《怀念胡风》,历时八年,全长四十二万字,后来被编辑成《随想录》。

巴金写《随想录》的出发点非常明确,就是要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个人的反省,巴金对“文革”的反省从一开始就与巴金向内心追问的“忏悔意识”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像很多 “文革”的受害者那样,简单地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了“四人帮”,因而认为粉碎“四人帮”就解决了所有问题。巴金的反省包容了对历史和未来的更大的忧虑。巴金还不断反省自己的“文革”经历与曾像奴隶似的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主动改造思想。他无情剖析自己“由人变成了兽”的历史:“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

逼迫他「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的罪魁祸首岂不呼之欲出?


再思录
巴金在《随想录》中真实地记录了“文革”给他和他的家人及朋友带来的身心摧残,揭示出“文革” 的恶性威力和影响并未随着它的结束而消失,他以噩梦中与鬼怪搏斗的场景不断向自己加以警醒。所以巴金在《随想录》中一遍又一遍地提倡说真话,认为“文革” 的产生是由说假话造成的。巴金说,说的真话并不一定是真理,但真理是在真话的基础 上产生的。

巴金多次呼吁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让中国人永远记住“文革”的疯狂与荒谬,不再重演类似的历史悲剧。“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 “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

巴金这一番话多么深刻,多么具有现实意义。中共高层里靠 “文革”获利的岂只是一个两个,“文革”连他亲爹都能打能砸的现任商务部长薄熙来不就已经在中共十七大国家领导人的名单上吗?

在中共眼里,巴金真不识实务,连死的那天还把大力宣扬神六的视线给迁移分散了。在民众眼里,这更是巴金值得纪念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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