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7月24日，郭德纲在武汉演出《济公活佛》时，即兴改编了歌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歌词，将“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改成了“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紫禁城中静悄悄”，后面又加上了一些插诨打科的搞笑串词。
然而，有人向武汉市文旅局举报了郭德纲的演出。举报称，郭德纲“公然用戏谑包袱的方式篡改知名红歌……歪曲了这首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歌曲”。并提出三个诉求：郭改红歌的内容是否经过报备和审批？郭德纲有否该红歌的演出权和改编权？郭篡改红歌应否受到相关处理？
8月11日，武汉文旅局正式回复，称郭德纲“改编唱段未在报备材料中体现，涉嫌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已启动立案调查程序”。之后，麒麟剧社在后续巡演中已删除该唱段，并清理了与之相关的宣传物料，但原定于8月15日于西安的演出被取消。
这件事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大多数人认为这只不过是演出中抖包袱的即兴发挥，举报者刻意将其上升到政治层面，给郭德纲扣上“篡改”、“歪曲”红歌等帽子，而主管部门一味支持举报者，将给整个社会带来非常不好的影响。
同时，“举报”这种方式更是激起了人们心中的反感，前一段时间翻车的冯小刚电影《抓特务》、最近河南老汉举报夏付刚事件都让人们对“举报”二字心生厌恶。因为如果任其蔓延，它就会象一种毒瘤，最终毁掉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信任，制造人与人之间的隔阂。
举报者称，这首红色歌曲入选了中宣部2019年发布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100首红色歌曲”，这可能就是那位举报者之所以要挺身而出保护红歌的标准和底线了。连这样的红歌都敢改，那“群众”可就不答应了。
但是，如果把时间倒退回60年前，当时官方对这首歌曲的评价可能会让他目瞪口呆。文革中，这首《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作为电影《铁道游击队》的主题曲，曾被批为“很不健康”、“格调低下”，以至“反动之极”。
1968年官方印发的《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四百部》中就列入了这部今天所谓的红色洗脑电影，而中央文革小组和江青将这部电影批判为“大毒草”，理由是”没写党的领导，宣传个人英雄主义”，且特意指出“影片插曲很不健康”。
因此，该电影的主创人员在文革中都受到了严重的迫害。电影编剧亦即同名小说作者刘知侠，被扣上“山东文艺黑线头子”等帽子，遭到关押、游街、批斗，直到他冒著危险用床单做绳从三楼跳下逃跑，才勉强逃过一劫，保住了性命。
在电影中扮演政委李正的著名演员冯喆就没有这么幸运，他在1969年被关押在牛棚中时上吊而死，年仅48岁。但死因究竟是自杀还是被打死后伪装成悬梁自尽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这首歌曲的词作者芦芒和曲作者吕其明也在文革中惨遭迫害，被质疑革命群众高唱“东方红，太阳升”来歌颂伟大领袖，而这首歌曲第一句“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是“别有用心”将毛主席比作“快要落山的太阳”，“用低俗的歌曲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动之极！”，简直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定要罪加一等。
可见，他们批判这首歌曲“反动”的原因就在于它与“东方红，太阳升”唱了反调，那么标准就是“东方红”这首歌曲的神圣不可侵犯了。
但如果我们深挖一下，“东方红”这首歌曲的来历又是怎样的呢？“东方红”改编自一首陕北民歌，原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只有我的三哥哥”。中共文人将这首流传颇广的陕北民歌窃曲改词，成了当年家喻户晓的中国第一红歌“东方红”。
今天举报者认为郭德纲“篡改”和“歪曲”了红歌，是踩了红线，武汉市文旅局还支持了这种行为。那么，那首改编自陕北民歌的“东方红”是不是更大的篡改和歪曲呢？这与文革时从这首歌中解读出“恶毒攻击伟大领袖”的思路又有什么区别呢？
从这首歌曲的命运可以看出，歌曲的内容没有丝毫改变，但中共的标准却可谓朝令夕改，当年被大批特批的“反动”歌曲，今天当它可以用来给群众进行洗脑教育时，就被冠以“红色经典”的名义而大加宣传。
实质上，中共从来没有改变的就是党管控一切。所以，中共演出管理部门要求演出台词都要提前报备，因为演员的临场即兴发挥，弄不好就会让观众产生“不该有的联想”，郭德纲事件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连人们的笑声都害怕的中共，到底还能挺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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