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家领袖们的荒唐事超出你的想像(上)
【人民报消息】中国本是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奇怪的是:充斥大量“屎尿屁”元素的国产电影《哪吒2》被吹上天;贾浅浅极其低俗的 “屎尿屁”诗文竟有大批要人吹捧。人们质问:是谁把灿烂的中华文明给毁了?是:中共!这种粗俗是有源头的。中共的祖师爷毛泽东正是“屎尿屁”文化的带头人。
毛泽东:“不须放屁”
1976年1月,毛泽东在《诗刊》上发表了词作《鸟儿问答》,其中有这么几句:“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不须放屁”。当时有规定,毛的诗词只要发表,中央乐团必须谱曲,再全国传唱,这首也不例外。吟诗作赋本是一件很高雅的事,这“不须放屁”可难为人了。当时对于 “不须放屁”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一种是,把“不须”拖长,旋律上扬,到“放屁”二字时,把音压低,轻轻的唱出来;一种是,唱完前面部分,音乐停止,一个大嗓门的人走到前台,大声念白“不——须——放——屁”,把这四个字音拉长。尽管形式五花八门,但都必须达到“艺术”效果。反正,马屁拍出了新高度。
这首词在广场、工厂、农村是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当年来过中国的外国人在回忆录里调侃:有时候正吃饭,就听到广场上大喇叭播放“不须放屁、不须放屁”……
祭奠“慈父”
斯大林在人类历史上绝对是排名前几名的暴君,他制造的卡廷惨案、大清洗、乌克兰大饥荒、车臣大迁徙、古拉格劳改营……都惨无人道,造成了千万人死亡。但在一些共产邪恶国家里,他却被吹捧为伟大的“领袖、导师、慈父”。在中国,曾经很多地方都挂著他的画像。更令人惊诧的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了,中共一方面派周恩来率代表团亲赴苏联吊唁,同时国内还举行超规格的祭奠活动。
中共下令降半旗三天,全国停止一切娱乐活动。3月9日,斯大林葬礼在苏联举行,同一天,北京市也同步举行追悼会。天安门广场布置成一个大灵堂,摆满了花圈。各地来参加追悼会的有60多万人。毛泽东带头献花圈。当天下午所有人默哀五分钟,鸣炮二十八响。另外,北京城的所有市民都必须肃立致哀。整个追悼会持续到下午六点半。
因为花圈的需求量大,北京城的花圈卖脱销了。有的卖家就抬高一点花圈价格。中共知道后立即严厉打击,认为这是对“慈父”不敬,是重大政治事件,相关人员既要罚款,还要作出深刻的书面检讨。这就是1953年有名的“哄抬花圈价格事件”。
今天的中国人可能纳闷: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高规格去祭奠一个外国的暴君?因为中共是苏共一手扶持起来的,对干爹能不敬吗?
“变态狂”切•格瓦拉
切•格瓦拉是古巴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上世纪六十年代曾来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高层与他分享了做恶的经验。
由于受邪恶的宣传蛊惑,曾几何时,切•格瓦拉被某些叛逆的年轻人当作偶像来崇拜。经过时间的洗礼,拨开历史的迷雾,人们发现格瓦拉是个到处点火的恐怖分子、嗜杀变态的魔王。
1959年1月3日格瓦拉被任命为卡瓦尼亚堡监狱的检察长,到同年11月26日离任为止,这座监狱几乎每天都在处决人。
格瓦拉说“杀人是生活中的佐料”,他对杀人还有一种变态癖好。他特意将自己办公室前面的一堵墙拆掉,以便他观看行刑场面。他戴著劳力士手表,喝著咖啡,抽著雪茄,欣赏行刑队处决人犯。若有母亲为了孩子向他哭泣求情时,他会格外兴奋,会当著母亲的面下令处决她的孩子;当犯人亲属来探监时,他会故意要求他们从行刑地点走过,看看满墙新鲜的血迹。格瓦拉从他人的悲痛中得到变态的快感。
对于被处决者的血液格瓦拉也不放过,在处决之前都会被抽血,有许多人还没行刑就被活活抽死了。抽出的血液被卖到当时正在打仗的越南。格瓦拉认为这既支持了越南兄弟的 “革命事业”,又为古巴创造了大量外汇。古巴作家亨伯特•冯托瓦在《探寻真实的格瓦拉》一书中记载了这些暴行。书中的一份文件明确记录了1961年4月,哈瓦德•安德森被处死时,体内的血液被抽干了。从古巴逃出的奎斯塔博士和其他一些古巴流亡者也都证实:受害者在被处死前血液先被抽出。格瓦拉的卖血运动从他1961年担任工业部长时就开始了。
格瓦拉除了杀人,还爱瞎折腾。1959年和1961年切•格瓦拉先后担任了古巴国家银行行长,工业部长等要职。他主张 “取消货币”“全民平均分配”;没收私人财产(这实质是政府对人民抢劫)。这一系列操作,导致古巴经济崩溃。
为了支撑政府运转,格瓦拉开始倒卖文物和艺术品。他把没收来的私人藏品,卖到欧美换取美金。1960年3月23日,身为国家银行行长的格瓦拉在演讲中大言不惭的说:“为了征服某些东西,我们不得不从某些人手中拿走它。”
格瓦拉的残忍与折腾让古巴人苦不堪言,从1959年到1962年,三年时间就有几十万人冒死逃离古巴。
1967年10月8日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丛林被捕。次日,一位玻利维亚中士连开9枪将他射杀。他死后,军医切断了他的双手,然后将尸体秘密埋到当地的一个军用机场里。
格瓦拉被捕时很可耻。流亡美国的古巴人罗德里格斯回忆说:“看到政府军向他们走来,格瓦拉大声叫喊:‘别开枪!我是格瓦拉!我活著比死更值钱!’”
“马列尔偷渡事件”
由于卡斯特罗在古巴搞极权专制的社会主义,古巴经济一年比一年糟,百姓活不下去了,但有苦还不敢说。很多古巴人选择偷渡去美国。为应对国际舆论和国内压力,1980年4月15日,卡斯特罗“顺水推舟”,下令开放港口,说想去美国的都直接过去。古巴政府打开监狱,把所有的罪犯放出来,把妓女、精神病人和罪犯等“社会渣滓”打包送给美国。
短短5个月时间,古巴掀起了一股震惊世界的移民风暴,15万 “边缘人群”偷渡去了美国,其中大部分就近留在了美国迈阿密。因为这些移民大多是从马列尔港走的,所以这一事件被叫做“马列尔偷渡事件”。
迈阿密此前只是美国东海岸的一座普通城市,一下子成了世界闻名的“罪恶城市”,走私、毒品、卖淫、黑帮、谋杀等成倍增长。电影《迈阿密风云》就是以此为背景展开情节的。
然而,令卡斯特罗没想到的是,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古巴移民及其子女们渐渐融入了美国社会,生活走上了正轨。自上世纪末,迈阿密的犯罪率持续下降,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城市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巨变!这里高楼林立,景色优美,充满生机和活力,成了国际化大都市,成了世界著名的旅游胜地。
2008年,迈阿密被《福布斯》杂志评为“美国最干净的城市”;2009年,迈阿密被瑞士联合银行评为美国最富裕城市和全球第五富裕城市。
而古巴则每况愈下,如一潭死水。
苏联:毒气征粮
早在十月革命前,列宁就认为,“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1917年10月,苏共夺取了政权,却很缺粮。为了控制粮食资源,列宁派出征粮队,将农民的储备粮,包括种子和赖以为生的口粮都征收走。百姓当然不满,列宁下令派军队到各地武装夺粮。苏共将征粮的重点放在农村,为此,军事革命委员会改成了军事粮食人民委员部,在农村成立了各级征粮委员会,并建立了征粮队。
苏共宣传说:强制征粮的对象为富农。实际上凡是家里有存粮的都被划为了富农。因为农民们每年都会存一些粮食来维持生计,这些存粮大多只够勉强度日。苏共却认为,存粮就是余粮,有存粮的人就是富农。
列宁指出:如果在征粮的过程中发现投机分子,可就地枪决。后来,苏联政府又补充法令:如果百姓有敢隐匿粮食者,一律枪决。
1919年,为了更有效征集“余粮”,列宁向各条战线派出了大量的政治委员督阵。全副武装的征粮队闯入民宅后,把墙角、床底、屋顶等可能藏匿粮食的地方搜遍,甚至挖地三尺找出农民藏匿的粮食。土豆、甜菜、卷心菜……凡是可吃的都会被运走。一系列征粮政策,导致哀民遍野,饿殍满地。
1921年夏天,出现严重旱灾。征粮行动越来越残酷,各地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尤其是在顿河、乌克兰、乌拉尔和西西伯利亚这些产粮大区,民众的反抗更加强烈。最终,在坦波夫省的基尔萨诺夫斯克县,该县警察局长安东诺夫领导农民们发动了大规模起义。安东诺夫发布文告说:“要将祖国从红色刽子手中拯救出来……”1920年秋季到1921年初,一些零散的农民反抗组织则联合成了“劳动农民联盟”。
起义军的组成,大多都是贫农。然而列宁却宣称,是一些阴谋分子的煽动才导致了起义的爆发。列宁下令:处决一个富农、神父、地主,赏10万卢布。
1921年2月1日,为稳定人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告坦波夫省农民书”,但并没有停止对安东诺夫及其他农民起义的镇压。
1921年入夏以后,征粮造成的饥荒蔓延至22个省,2000多万农民成为了饥民,起义的规模更大了。列宁暴怒,下令对农民起义坚决镇压,尤其是规模巨大的“安东诺夫匪帮”。
苏联政府采取了最为严厉的措施。政府规定,逮捕所有起义人员的家属,没收财产,烧毁房屋;私藏起义人员或其家属的人要进行枪决。在一系列打击下,起义的焰火逐渐被扑灭,残存的起义者退入了森林。
1921年4月27日,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派遣图哈切夫斯基去坦波夫消灭“安东诺夫匪帮”。图哈切夫斯基到任后,立即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1921年6月12日,图哈切夫斯基和参谋长卡库林联合签署了一份对起义者使用窒息性毒气的命令。他命令,要准确的计算,以便使毒气能够扩散至整个森林;炮兵和毒气专家要各就各位,各站区的首长们应当“坚决有力”的执行本项命令。
7月16日,图哈切夫斯基向列宁汇报了坦波夫省的清剿成果:“坦波夫省的农民起义被消灭了。劳动农民联盟被粉碎了。苏维埃政权在各地恢复。到7月11日,21,000名匪徒只剩下了1200名骑兵,大批匪首被歼灭。” 同时他也指出“地方上笨拙地,甚至极为残酷的执行余粮征集计划是造成匪帮叛乱的主要原因。”
十六年后报应来了!苏联“肃反”运动中,成千上万的党政军警人员被处决了,图哈切夫斯基也是其中之一。1937年6月11日, 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和其他一批高级将领被枪决,他们被指控为“反苏军事中心”。由于图哈切夫斯基是这批高级军官中最有名的一个,故史称“图哈切夫斯基案件”。
赫鲁晓夫:皮鞋敲桌子
1960年10月12日联合国召开大会。在讨论菲律宾代表提出的“东欧国家缺乏自由,像苏联的卫星国”这一议题时,苏联人大吵大闹,他们不停地拿桌牌在桌上有节奏的敲打。赫鲁晓夫做的更绝,他使劲拍桌子,然后从桌底下拿出一只皮鞋,“满怀义愤”的敲打桌子,那气势著实吓人,会场顿时一片混乱。法新社当年这样报道:“他(赫鲁晓夫)脱下右脚的鞋,一只精心打蜡的黄色鞋子,在头上挥舞,用全力敲在桌子上。”
记者拍摄的现场照片很快传遍世界,人们感到惊讶:一个大国首领,竟然不顾外交礼仪,在公众场合做出这么粗俗的举动。
这样的表演并不是他的第一次。在1956年的一次联合国大会上,当时正要讨论“苏联出兵匈牙利镇压民众”这一事件时,他也拿出皮鞋在桌子上使劲敲,致使该讨论不了了之。
其实,赫鲁晓夫的丑陋行为正是共产党粗鄙的党文化之真实展现。
“碉堡王国”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一个面积仅2.8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300万的弹丸小国,却密密麻麻分布著几十万座碉堡,被人们戏称为“碉堡王国”。这是怎么回事呢?
阿尔巴尼亚曾被中共吹捧为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20世纪60年代初,它在政治上既反美又反苏,同时与意大利、希腊、南斯拉夫等邻国存在历史宿怨或领土纠纷,令这个小小山国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意识。当时的独裁者霍查喊出一个响亮口号:“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其具体措施之一就是全民动员建碉堡。
领袖一句话,几十万座碉堡应运而生。
这些星罗棋布的碉堡都是中国援建的,都是用优质钢筋水泥建成,据说当时平均造价达250美元。全国几十万座,总耗资达1.75亿美元以上;消耗的人力物力更是惊人。由于大量人工、材料耗于碉堡上,阿尔巴尼亚人不得不长期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
从20世纪50年代起,中共就开始对阿提供大规模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哪怕是1959年~1961这三年,中国饿死了数千万人,中共的对外援助一直没有停止;但中共却把造成饥饿的原因,谎称为“三年自然灾害”。
以下是从大陆官网上查到的零星信息(这仅仅是粮食一项,而且实际数据只会更高):
20世纪60年代,中共宣称:阿尔巴尼亚与中共国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国家”。1960年6月,中共决定向阿提供援助,包括粮食、资金和项目支持等。
1960年,分两批向阿援助5万吨小麦(同年,还向朝鲜援助23万吨小麦,向几内亚援助1万吨大米,向刚果援助5000-10000吨粮食。这一年,已知的向国外援助的粮食总量超过30万吨)。
1961年向阿援助约20-30万吨粮食(含小麦及外汇采购),并承担运输费用。
这三年累计向外国援助粮食总量保守估计在50-60万吨之间。
据不完全统计,1970年,在中国自身经济困难的情况下,对阿援助超100亿元人民币。
当时中国老百姓都挣扎求生,中共却把最好的钢材、机械设备和各种物资拱手送给一帮共产小流氓(如朝鲜、越南、柬埔寨及其它一些亚非拉国家);钢铁厂、纺织厂一座座帮著它们建,阿尔巴尼亚只是受惠国之一。
1978年7月4日,中阿两国关系正式破裂,断交;阿尔巴尼亚焚烧中国书籍,驱逐中国人员等。
如今这几十万碉堡成了旅游景点,也成了搞笑的纪念品。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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