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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觸目驚心 毛時代的知識分子自殺檔案（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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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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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在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出現的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對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了解毛時代給民族帶來的災難性後果，也可以幫助人們理解這一時期其他階層的生活狀況。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突然出現異常的知識分子自殺高峰，這個現象從反面證明，這一時期的政治文化不僅具有摧毀社會傳統的能力，而且對知識分子懷有特殊的敵意。本文摘自愛思想，作者謝泳，原題為《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自殺現象之剖析》。
自殺是一個常態社會中始終存在的現象，本身並不足為奇。之所以考察1949年至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的自殺情況，是因為這一期間此類人士的自殺人數驚人。一個社會突然出現大量的自殺現象，特別是知識分子自殺，顯然是不正常的。這種自殺現象的原因可能與正常社會裡常見的自殺原因不同。因此，本文不會從社會學觀察通常的自殺現象的視角來分析上述情況，而是通過剖析那個時代的政治文化來研究這一現象的發生。
本文選擇的研究時段為1949年至1976年，政治上這一時代可以被稱為毛澤東時代。文中涉及的主要案例起自1950年，截止於毛時代結束之時。由於中國大陸有關的檔案尚未解密，所以不可能通過正常的檔案檢索而統計出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的完整人數（在檔案開放的情況下這並不難做到）。
本文只能根據有關的回憶和有限的訪談及調查，選取一部份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材料。本研究所有的原始材料來源於以下幾個方面：一，當事人的回憶錄和相關的回憶文章；二，筆者對死者家庭的訪問記錄及朋友提供的材料；三，《內部參考》，此刊物為新華社「參考消息」組編輯的內部參考資料，1949年9月22日創刊，每日一期，供主要官員了解國內國際動態，本文注釋均注明引文出處之期號和頁碼。需要說明的是，1949年至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多數人並不知名，但由於相關資料極難收集，所以本文據以分析的知識分子自殺資料偏重於知名知識分子，包括作家、學者、名演員、科學家、大學生等。
一、不同時期的的自殺現象
1. 「反右」之前
1949年以後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頻繁的政治運動。在反右運動開始前，規模較大的政治運動就有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批判電影《武訓傳》、知識分子思想改造、抗美授朝、「三反」「五反」、批判俞平伯的《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適思想、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社會主義教育等。 這些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雖然不同，運動本身的激烈程度也稍有差別，但都有一個基本特點即整人，都是以毀滅個人尊嚴和人格為基本特徵的，其基本取向是統一思想、消滅個性。由於採取了極為殘酷的方式和手段，所以在五十年代初期，整個國家處在一種恐怖的氛圍中。這樣的生存環境，給人們特別是知識分子的心理帶來了極大的壓力。這是知識分子自殺現象開始大量出現的一個基本前提。
一位研究「三反」和「五反」運動的學者，曾描述過當時的情景：
自二月中旬起，各地即惡噩頻傳，僅上海一處，自殺、中風與發神經者，即不下萬人。自殺方式以跳樓、躍江、觸電、吊頸者為最多，毒烈藥品尤其是安眠藥片，早已禁止發售，故欲求安臥而死，亦不可得。法國公園與兆豐花園樓叢中，經常懸死三五人不等，馬路之上，常見有人自高樓跳下，跳黃浦者更多，棺材店一掃而空，中共為節約木料，以「反浪費」為名，禁止添製棺木，遂大開火葬場，而亦時常客滿。……其他天津、北京、武漢、重慶、瀋陽、廣州各處商阜，以及凡有工商業之全國大小市鎮，無不有同樣事。四月間有人自廣州逃出，謂趕早車於晨五時經西關多寶路，見馬路上橫屍二具，血肉狼籍，迨坐上三輪車，乃不禁向車夫嘆息而道：車夫遂四面瞻顧，見左右無人，乃低聲淒然道：「兩個算什麼！我經過惠愛路時，怕不躺著有十幾個？」
上海中共當局眼看自殺的人日益增多，為防止蔓延，影響其預定計劃起見，乃採取緊急措施：一、公園及僻靜之處，均派兵逡巡，不準行遊之人逗留。二、黃浦江岸口偏僻之處，筑是竹笆，要沖之地，均有解放軍站崗防守，黃昏以後即不准人行近江邊。三、各馬路高樓頂上均站崗防守，又因有從四層樓以上樓窗跳下者，乃嚴令三層以上樓窗均須裝置木欄與鐵絲網。四、凡以自殺逃避「五反」運動者之公司行號器物財產一律充公，絲毫不留，籍以脅迫其家屬為之監視。除此，更加緊發動群眾，鼓勵員工，一面積極予以訓練，一面督令嚴密防範，凡重要目標，派人跟隨，寸步不離，雖寢食便溲，亦不放鬆。
上海工商界自殺的以三月底四月初為最多，因那時除「五反」之外還要催逼1951年度所得稅。跑馬廳七層樓公寓那一對夫婦同時跳樓自殺，就是為著欠稅。自殺也有一種風氣，「五反」的自殺方式以跳樓為最風行，服毒次之。像華成煙草公司姓沉的副總經理投井而死，究竟少數。跳樓所以風行，也是由於這種自殺方式較簡單，而且不易被防範。上海流行這樣一個故事：一天一個婦人牽著一個孩子打霞飛路經過，後面不知哪個熟人喊了她一聲，她剛立定腳跟回過頭來看時，離開她兩步路外，樓上忽跌下一個人來。如果那個人不招呼她一聲，她和她的小孩豈不都被壓碎了嗎？有一個時期，高樓大廈之下經過的人確都有戒心。跳黃浦是最不聰明，不僅黃浦江邊防備森嚴，就是有機會跳進，遇救的機會也比較多，而且屍首漂失了只以為失蹤，家屬還有幫助隱匿或縱逃的嫌疑。自殺一定要達到自殺的目的，萬一不遂或遇救，那才受罪，因為你又加了一重罪名，就是「膽敢拿死來威脅政府和人民！」自殺者的遺書有一個普遍的特點，為了死後不要再給家屬以任何的麻煩，總是痛罵自己一頓，然後再歌頌一番人民政府的德政。
面對如此情景，有一次上海市長陳毅在廣播裡說：「我不懂為什麼許多資產階級，願意跳樓自殺而不肯坦白。」他或許不知道，像前金城銀行滬行經理殷紀常是在嚴寒初春之時被迫穿著短衫褲在金城大樓七樓跪了五天五夜，經受了職工的疲勞審問後身體實在忍受不了而跳樓的。 當時廣州的「五反」高潮較上海稍遲一點，四五月間最厲害，自殺的也最多。
一位當時在上海目擊過「三反」和「五反」的法官最近寫道：反右和「三反」一樣，也有自殺的人，如上海民盟中就有華丁夷同志，被批鬥而自殺，此外還有一位市勞動局副局長，也在反右中自殺。估計他們可能過去自詡革命過，一旦遇上反右，自己被鬥，戴上右派帽子，好像從萬丈高崖一下墜入萬丈深淵，心理上實在承受不起，於是自毀生命，走向自殺。也有心靈脆弱，實在承受不起猛烈的衝擊而致自殺的。總之是由於採取逼供信無理批鬥所造成的惡果。「三反」時，在延安東路口，親眼看到一人從高高的五樓縱身躍下，立時墜地身亡，死壯之慘，目不忍睹。「三反」後聽陳毅市長作報告，全市共自殺五百餘人，反右自殺者有多少，則不得而知了。
目前所見到的關於當時自殺規模的主要數字來自一些海外政治避難者的敘述，有人估計，在「鎮壓反革命」時期有五十萬以上的人自殺，「三反」、「五反」運動又有二十萬人自殺。周鯨文寫道：「有一個動人的例子發生在北京鋼鐵學院。這個案件轟動了北京以及各處的學術界和文化界。可惜我忘卻了主角的姓名。故事是這樣的：有一個學生平常很用功，但是拒絕加入青年團。因此黨和團的積極分子就想以他為鬥爭的對象，而且是在大會上開始對他鬥爭。這個學生性情耿直，以為埋頭讀書，還鬧成這個樣子，人生有什麼意味。而且自己也很自尊，受不了他們的污辱。他想這是沒法活下去了，於是決定自殺。他的自殺方法新奇，所以也就轟動了遠近。他決定自殺之後，決以頭顱抨擊這個昏無天日的運動；他選擇了學校汽爐的七八丈高的煙囪。事前他買好了一瓶酒、糖果，放在書包裡，另外帶了十幾塊碎石頭。他就拿著這些東西向煙囪上爬，忽然被一個同學看見，要他不要上去。 他說：『你近前來，我就用石頭打你。』這個同學見勢不好，就跑去告訴學校當局。不一會，院長、 教授和大批同學都圍在煙囪底下。院長勸他下來，說：『一切都好辦。』這個學生坐在煙囪上，把瓶飲酒，吃著糖果，用沉著語氣回答：『你們不必想污辱我這活人了，我是清白的學生，我沒有罪。我要以純潔的學生身分，拿頭顱鮮血，評判你們這無法無天的運動。……』接著又是飲酒。誰要上來，他就投石打，而且說逼他緊了，他就跳下。在全校緊張觀望他的時候，他飲完了酒，躍身一跳，他的腦血染紅了灰色的洋灰地面。接著是同學們一陣哭泣的聲音。」 由此可見當時運動的殘酷程度。
雖然上述數字可能是被誇大了的，但是，即使根據官方材料也可以發現，當時自殺顯然是一個常見的現象，並引起了官方的注意，但自殺現象並未得到制止。1955年的第237期《內部參考》有一篇「北京市自殺事件增加」的報導，提供了北京市的完整數字：據北京市公安局統計：1954年發生的自殺事件有1,086起，死亡386人；1955年10個月有1,246起，死亡517人。根據今年10個月發生的自殺事件分析，有如下情況：（一）自殺者的身分和政治面貌：在工廠企業中有185人，在機關幹部中有340人，在家庭婦女中有326人，在學生中有75人，在軍警中有13人；臨時散工、獨立勞動者19人；小商販、資本家及老弱病殘和無業者共179人；在農村的農民中有109人。其中，黨員47人，團員57人，群眾1，142人。（二）自殺原因：在肅反運動中自殺的484人，其中大部份是因為不了解政策或反革命分子畏罪自殺。……另外，也有由於個別地區在肅反運動宣傳中方式簡單、對坦白材料處理不及時而自殺的。
五十年代是一個恐怖時期，基層官員在執行上面的政策時有一個基本思路，即「寧左勿右」，這種政治運動方式造成了自殺現象的蔓延。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對於自殺現象的大量出現，當時無論是上層官員還是基層幹部都習以為常；雖然上層官員也提醒基層注意這樣的事，但並沒有採取措施制止這種現象的發生。從官方內部材料中，可以看到相當數量的與自殺有關的報導，但從中既看不出對自殺現象的特別關注，也看不到對死者的同情和關懷。從下面列舉的《內部參考》中的相關材料可以看出這一點：
1952年11號79頁，「西北區的單位在三反運動中宣傳政策不夠發生自殺事件」：西北區級機關為迅速展開三反運動，自本月7日起實行首長十日包乾製後，部份機關已發生簡單急躁宣傳政策不夠的現象。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學生鐵炳坦已畏罪自殺，西北企業公司經理王德彪等五人自殺未死。
1952年16號118頁，「上海鐵路管理局三反運動開展後高級技術人員貪污嫌疑分子自殺者已有三起」：該局直屬單位三反運動深入後，至17日已連續發生四件自殺案件。自殺的除一個是鐵路公安部隊的戰士外，其餘三個都是高級技術人員中的大貪污嫌疑犯。如上海鐵路管理局材料處計劃科科長陸逸智（曾留學美國），於1月16日即表現情緒不安，領導上發現這一情況後即由該局政委譚光啟、副局長吳良珂親自找他談話，鼓勵他坦白，並向他說明不一定要在群眾中坦白，可以找個別負責同志坦白。陸逸智當時很受感動，但回宿舍後又服DDT自殺，經急救後未死。中央鐵道部材料局駐滬辦事處採購組副組長吳培鬆被該處採購員塗耀南當眾檢舉後，次日即投黃浦江自殺，臨死前留了一個條子說：「我為塗耀南而死」。上海鐵路管理局衛生處藥濟師王英才服嗎啡自殺未死。這些高級技術人員大貪污犯的自殺事件，該局領導上很感棘手。
1952年19號143頁，「沈陽三反運動中發生工人自殺事件數起」：瀋陽在三反運動中發現幾起工人自殺事件，其中瀋陽市電車廠就有兩個20多年工齡的工人，因為自己有貪污行為，基於階級的自覺，認為對不起國家，對不起人民而自殺。市委書記凱豐認為這一問題嚴重，他提出，在工人中不要搞坦白運動和相互檢舉（檢舉工廠領導和奸商在外），對工人應著重進行階級教育，否則就會紊亂了鬥爭的陣營，模煳了鬥爭目標。
1952年35號125頁，「上海市在打虎運動中強打硬仗老虎自殺、翻案現象十分嚴重」：華東區級機關亦發現老虎自殺翻案現象，如合作總社至16日為止，已捉到大老虎17隻，但其中有8個人坦白後又重新翻案，其中有一個人坦白七次，翻案七次，有二人企圖自殺未死。華東財委辦公室主任蔡輝（一隻很大的老虎）撤職查辦後，於11日臥軌自殺，影響到該重大貪污案已無法破獲。
1952年35號130頁，「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畏罪自殺」：我國最大私營輪船業民生公司總經理盧作孚突於2月8日自殺身死。自殺原因尚待了解，外間揣測可能是：（一）解放前盧與蔣匪勾結很緊，可能有政治問題，怕「三反」、「五反」運動中追出。（二）民生公司盜竊國家財產很嚴重，害怕坦白和被檢舉，據說民生公司內部已有職工檢舉盧貪污事情。（三）民生公司內部有派系鬥爭，近有輪船兩艘被特務擊沈，盧的周圍也有特務，盧死的原因甚為可疑。盧是國內航業巨頭，在四川影響尤大，但死後卻少見議論，主要是因為工商界進行「五反」甚緊，人們不便顧此，有的人也不敢發言或表示態度。記者與工商界人士談話時，他們均故作鎮靜，但言語之間仍透露了他們的心意。上層人物如李仲平（重慶市工商聯副主任委員）認為盧死並不突然，甚至說：「死得其時」，意謂再活下去將來查出政治問題仍不得好死；中、小、工商業者則傳說紛紛，揣測死因，表示惋惜。目前工商界消極情緒很濃，有的說「五反後我把產業賣了，不幹了」。民生公司內盧所培養提撥的高級職員曾號啕大哭，童少生也哭了，該公司附屬的民生機器廠副廠長說：「盧作孚白手興家（盧青年時候是一貧苦小職員，由於攀附得法，迅速變質為資本家，以後從掠奪性的原始資本積累，成為大資本家），平生也沒有幹過什麼壞事，落得這般下場，有些可惜」。但在該廠工人中則確認為盧有政治問題，情緒未受影響。
1952年40號185頁，「三反簡訊」：在三反運動中，南京市自殺的貪污分子已有26人（其中有12人未死），還有8個貪污分子的家屬自殺。貪污分子用「自殺」嚇人的手段抗拒運動以及在鬥爭大會自打自傷的現象也有。
1952年55號95頁，「西北鐵路幹線工程局問題嚴重相持二十多天還未打中老虎要害」：徐鵬飛（日本留學生、工程師）在打虎戰鬥開始不久投井自殺了。
1952年82號133頁，「重慶五反轉入處理階段以來自殺案件增多」：重慶市「五反」運動轉入處理中小戶，複查四、五類違法戶以來，自殺案增多。截至9日止，自殺總數達120多起，死者70多人，未死者46人。其中除一部份為情節嚴重的大盜竊犯外，有一部份系中小工商業者，本身違法不大，有的才幾十萬元，有的還是職員。一般多是問題嚴重或與政治問題有聯繫的畏罪自殺；個別的是由於檢查人員逼供；造成中小戶自殺者多是由於檢查人員工作方式簡單，政策交代不夠，未安定其情緒；有的摸不清罪情大小；有的被壞份子恐嚇，造成自殺。二、三區均發現有中小戶為「大虎」逼死的嚴重事件，群眾影響極不好，對死者多表同情，壞份子並乘機造謠，情節惡劣的奸商甚至藉此反攻。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有集體自殺的現象出現。牙刷業有幾個奸商被管制後，互相遞條子商量自殺。大美綢布店股東之一的翟大慶四月八日晚與妻子、母親一同自殺而死，原因尚未查明。對此問題有的單位已引起注意。
1952年287號444頁，「上海二期失業登記中發生自殺事件四起」：有一個人是因為申請登記後害怕追查他們的歷史，不登記又沒有辦法，最後只好自殺。
1952年231號67頁，「甘肅武都專區在土地改革試辦中幹部宣傳不夠連續發生自殺事件」：甘肅省武都專區在試辦土改中先後發生自殺案件30起，其中有中農14人，地主9人。發生自殺事件的原因，一方面是有些惡霸和不法地主畏罪自殺。另方面是由於該專區在土改中宣傳政策不普遍，不深入，一般幹部的政策思想很不明確，觀點模煳在工作中存在包辦代替，強迫命令的現象。
1953年58號370頁，「重慶因婚姻問題自殺者增多」：重慶市「貫徹婚姻法運動月」在上月下旬開始後，因婚姻問題自殺的案件驟然增多；僅據一、二、三、五等四個區不完全的統計，截至3月3日止，已發生自殺案36起，因領導機關先有布置。控制較嚴，全市自殺者只死了2人，其餘獲救未死。……上述自殺案大半是在二月下旬發生的，三月以來已減少了，如二、五兩區已有五六天未發生此類事件，其原因是各區工作幹部已經下去，根據中央補充指示進行了宣傳糾正了急躁現象，同時各區負責同志都下去親自指導，由專人掌握和照管可能自殺者，並分別情況進行了教育和處理，所以群眾情緒已超穩定。
1953年66號573頁，「西南各地大中學校連續發生學生自殺事件」：西南各地大中學校連續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學校中的青年團組織對所謂「反動」、「落後」的學生採取孤立和打擊的態度。 嚴重的如四川大學團委，僅1951年3月鎮壓反革命運動開始，到去年7月為止，被孤立的學生共達418人，佔全校學生總數14％以上。被「孤立」的學生，包括曾經參加過反動黨團者，社會關係複雜者，個人歷史複雜者，生活作風惡劣者，「有沒落階級情緒者」等等。「孤立」的辦法是不讓他們和同學們接近，常常被鬥爭和打擊。……該校相繼發生學生自殺事件。去年暑期，歷史系四年級學生周彥能投河自殺（未死）；去年12月，歷史系二年級學生張可成墜樓自殺（傷）；同月，農學系三年級學生馮壽夫用剪刀割喉自殺（傷）。該校前後得神經病者三人，並有退團退學者。又如重慶高級工業學校團支部，於去年3月，將32個所謂有「反動思想」的學生進行集訓，其中3人挨過打，兩人挨過捆。「五一」遊行、成渝路通車、以及「七一」、捷克文工團來渝都不準這些人參加。對這些學生的行動限制直到去年10月團市工委的檢查組下去後才停止。
1953年132號183頁，「山西省人民政府人事廳通報農村轉業幹部李文元自殺事件」：山西榆次區企業公司營造廠秘書李文元因工作不適應自殺。
1953年141號355頁，「河南、湖北、湖南夏荒情況」；祁東、嘉樂、耒陽、臨武等縣已先後發現飢民因病餓自殺和自殺未遂的事件多起。
1953年168號316頁，「貴州王家司選區審查選民資格時發生死人事件」：貴州都勻縣紙坊鄉王家司區在審查選民資格時發生偏向，致選民王繼華自殺。主要原因是由於以往的歷史問題，不給王繼華選民資格。
1954年8號124頁，「安徽省糧食統購中發生十五人自殺事件」：在糧食統購中，已發現十五人自殺。其中一個原因是：在與投機糧商鬥爭中，沒有注意策略。望江縣灑口區區委書記江良，在公審投機糧商徐樹華的群眾會上，用「打雞罵狗」的辦法，點了私商胡效祝（開屠宰店、南貨店、兼營糧食生意）的名字，胡回家後，很畏懼，與妻一同自殺。
1954年76號33頁，「遼西第二批基層普選中發生自殺事件十四起」：綏中縣某村工作組因對政策交待的不全面，不清楚，該村一個富農因沒有得到選民證上吊自殺了。
1954年131號174頁，「河南省在第一季度內因家庭和婚姻問題死了六百人」中說：自殺者536人。
1955年163期219頁，「河南省今年有25萬初中、高小畢業生不能升學學生的不滿情緒日益表面化」中說：全省已發生自殺事件五起。
1955年25期43頁，「旅大市在打擊刑事犯罪工作中發生十起自殺事件」：旅大市在打擊刑事犯罪中，由於調查方式不當和政策交代不明確，在不到一個月內，已發生十起自殺事件（其中六人自殺已死，四人自殺未遂）。……有不少報告員和宣傳員對打擊刑事犯罪的政策領會不深，在宣傳中「信口開河」地亂講，有的還歪曲了黨的政策。金縣十區山後村宣傳員在群眾大會上講，「歪戴帽子、斜瞪眼、喝酒的、搞戀愛的都是流氓，都應檢舉。」已引起許多青年男女不安。金縣六區河阿爾賓村農民侯忠良愛喝酒，有時酒醉罵大街，在1月6日晚召開打擊刑事犯罪的宣傳大會上，有人提到：「我們村裡有喝酒罵人的，為什麼不處理？」當時公安派出所的同志也未進行解釋便散會。因而引起侯忠良不安，他回家後便上吊自殺。大連機車車輛製造工廠61歲的老工人邱馨齊，1月7日在工廠聽報告，當聽到「有偷竊行為的人自己說吧」的話後，表現驚慌，過了兩天便投井自殺，並留有遣書一封，上寫：「我拿了工廠一點釘子，東西雖少，很可恥。」
1955年37期213，「浙江省在糧食統購統銷等工作中副死群眾113人」：浙江省在糧食統購統銷和發展互助合作組織等工作中，逼死人命的情況嚴重。根據最近不完全的統計，全省自去秋糧食統購統銷以來，群眾被迫自殺已遂者達133人。嘉興專區在土改掃尾、統銷補課、發展互助合作組織以及這次統購統銷等工作中，逼死了109條人命。金華專區在糧食統購統銷中，自殺74人。據省委辦公廳在一月份的統計材料分析，自殺者除地主、富農外，貧農和中農要佔到50％以上。嘉興專區三個鄉受逼害的224人中有地主13人，富農18人，雇、貧中農193人。據金華專區的了解，自殺和受逼害者，還有青年團員、村幹部、勞動模範、互助組長、人民代表、轉業軍人和軍屬。
1956年2103期231頁，「江蘇復員軍人自殺事件逐年增多」：從1950年到1956年共有395起。
1956年2105期287頁，「吉林的十所中學這一學期有七名學生因失學失業自殺身死」。
從上述中共內部關於1952年到1957年4月前發生的自殺現象的通報中可以看出，因正常生活出現障礙（如升學、婚姻、失業、飢餓、工作中壓力等）而自殺的只有少數幾例。絕大多數自殺現象都與政治相關，特別是在「三反」和「五反」運動中，工商業者和知識分子自殺達到了1949年以後自殺現象的第一個高峰。1956年沒有發生大的政治運動，從以上的官方報導中可以看出，就只發現兩起常態情況下的自殺現象。
來源：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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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網址: http://www.renminbao.com/rmb/articles/2025/8/24/91991b.htm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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