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7」會議上無法被忽視的中國民營企業家
江楓
2025年2月20日發表
【人民報消息】2025年2月17日，中國最高領導人在一次空前高規格的專門會議上與一批民營企業家代表見面。此種情形，要說像上個月美國總統川普就職典禮上億萬富翁們的觀禮，其實更像中國「文革」後被「平反」的老幹部們的「第二次握手」。
與馬斯克、貝佐斯等簇擁觀禮、左顧右盼的情形不同，這次在人民大會堂就坐的中國企業家代表卻像一群小學生，聆聽領導的訓話，然後匯報公司的發展。
尤其是，在這些「頭部」企業家的「匯報」中，只有信誓旦旦的表決心，完全不見有關民企困境、產業政策、法律和政治問題的建議，連過去四年一直驚魂未定的馬雲在這次座談會上也沒有得到發言機會，似乎叼陪末座就已經算是恩寵了。以致於，17日會議結束後的幾天，中國資本市場反應平淡，連大紅的DeepSeek相關概念股票也沒有因此再漲一波。
會談無助民營企業困境
對處於困境邊緣的整個私營部門的企業主、投資人和勞動者來說，會場上的花瓶企業家們和講話代表不了他們。如這兩天在微博上的署名評論所說，他們希望的是看到政府「從最基本的做起，別說什麼高大上」。而七年過去了，這些問題不僅沒有解決而且讓幾乎整個民營經濟已經形同枯木。他們不僅得不到與會企業家被賜的黃馬褂，恐怕也沒有多少時間慶幸劫後餘生了。
因為，如果回顧過去十餘年中國民營經濟經歷的艱辛，就不難發現，在所有桌面上的問題之外，在2018和2025兩次企業家座談會和預期中的《民營經濟促進法》之外，在新冠疫情結束等待了兩年多以後，一個本可以重新塑造團結和信任的座談會再一次令幾乎所有人失望了。從中國領導人仍然倨傲的講話和會場坐席中看到的，中國民營經濟面對的基本面幾乎沒有任何變化。
首先，就中國民營企業家們過去十幾年所受的巨大「委屈」來看，這個群體亟需一次集體性的「政治平反」，包括恢復他們的集體名譽、歸還他們被官僚權貴侵吞的財產、從憲法高度肯定他們的政治地位，從刑法層面保障他們的人權。然而，對比中國領導人在會議上的姿態，甚至不如2018年上一次座談會的具體承諾，如保障企業家人身安全等等，彷彿他對越演越烈的針對企業家的「遠洋捕撈」毫無責任。
主政者不願承認路線錯誤
而「2．17」會議上，中國領導人的講話當中最重要的信號，或許不在於他如何重述民營經濟的貢獻，而是通篇強調責不在他：主政者顧左右而言他，不肯承認錯誤，不肯承認民營經濟或者民營企業的困境根源在於他的領導責任、路線錯誤、左傾冒進。如此前提下，企業家群體毫無被「平反」可言，遠不能跟四十多年前中共對「蹲牛棚」老幹部的平反相提並論。畢竟，在「第二次握手」的背後是一整個階級群體重新得到體制內的尊重和待遇，而今天企業家們走進人民大會堂坐在一起充其量就是統戰，或者多一些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工具作用。
雖然，在中共歷史上類似的遭遇並不新鮮。企業家們與老幹部們兩個群體的唯一共同點，就是這種被反覆折騰的經歷，表明中共從未放棄革命時期的恐怖手段或者專政手段，並且以這種手段來管理社會和經濟，也用來馴服某些強勢群體，無論是舊資本家還是黨內幹部，抑或知識份子、今天的私營企業主。
事實上，從2012年開始，私營企業主和私營經濟就被無數次地當作靶標和替罪羊：最先被當作「掃黃」和「淨網」對象，然後被限制「資本無序擴張」，再被呼籲「歷史使命終結」，直到「房住不炒」、廢止教培行業等具體產業政策。這些對私營經濟的污名化貫穿修正主義意識形態十餘年，配合著「國進民退」的政治趨勢，在中共領導人周圍集結起一批來自航空航天和軍工部門的技術官僚，對沖那些改開時代的金融官僚和經濟幹部。
而在這些明線的另一邊，則是中共對民營企業家和私營經濟的極度不信任，作為一條暗線支配著中共超越法律的具體政策，形成針對以企業家為中心、打壓整個中產階級、公共空間和自由知識份子的系統性迫害運動。在香港，這一暗線的顯露尤為明顯，從黎智英到鄒幸彤等，被中共看作顏色革命的發動者。整個新興資產階級和公民社會都被視作黨國的最大威脅，而欲分步、分階段、分群體逐漸消滅、控制之。
民營企業家背後的隱形力量
所以，人們看到，中共對私營企業家群體尤為忌憚，擔心他們的政治覺醒並且尋求結社、組黨或者分化黨內力量，因而不惜重手清洗這一群體，包括清洗黨內代理人如孫政才等。至於那些為民企呼喊至今仍身陷囹圄的任志強、孫大午、李懷慶等和以高智晟為代表的一批為企業家辯護而被迫害的人權律師群體等，都成為被「獵巫」、被「捕撈」的對象。而同期對公共知識份子的污名化和對媒體、大學的清洗更是手法嫻熟，旨在消滅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代言群體和輿論空間。
類似的，中共「房住不炒」的政策則在於消減整個中產階級的財富存量，藉此防止他們在海量財富基礎上的政治訴求；對教培行業和國際學校的打擊、在教科書和公共文字的淨化等同樣初心如此，試圖切斷最後一點自由主義紐帶。
換言之，過去十幾年中國民營企業家的被迫害和民營經濟的衰落，完全不是中國領導人在「2．17」講話中推脫的暫時性、局部性問題，完完全全屬於中國領導人的政權不安全感的犧牲品，也是他2012年依靠誇大「茉莉花革命」危機而在上臺之初對黨內的既定承諾、放棄改革開放而選擇閉關鎖國的所謂初心。或許在這個意義上，他確實無法承認錯誤，難以向民營企業家群體道歉，否則就意味著承認根本的路線錯誤，也是整個中共統治集團的顛覆性錯誤。
當然，當中共內部已經失去了依靠「七千人大會」的黨內民主或者「抓捕四人幫」的政變來糾錯的機制之後，避免這一錯誤最終釀成巨大災難的唯一辦法就是暫時讓步，以策略性的政策調整避免全盤失控。這與毛澤東執政晚期被迫重新起用鄧小平開展治理整頓十分相似，也是去年中共「二十大三中全會」以來所發生的。
只是，所有跡象都表明，歷史經驗也表明，基本面的根本問題終究是繞不開的，如同滿大人那樣一味詐是無用的，如同革命時代那樣依靠專政也是行不通的。在那些企業家身後，還有看不見的財富、聽不見的聲音和觸摸不到的自由意志，這或許是過去三十年市場經濟和國際接軌為今天中國留下的最大的也是隱形的力量，無法被忽視。△（轉自美國之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