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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洋媳杨思安：中国改开只是演给外商的戏（图）
 | 美国J Capital Research公司联合创办人兼研究总监妇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照片提供： 杨思安） |
【人民报消息】10月1日，中共迎来建政75周年，但对美籍中国媳妇杨思安(Anne Stevenson-Yang)来说，这种节庆只是为了宣扬国威，无助民生，又维安升级。她说，她若还住在北京，必出城走避。
据美国之音报导，杨思安现任美国J Capital Research公司研究总监，她在1985年初到达中国，因被视为在华投资的外国人之一，像个“活钱包”而大受欢迎，但40年后，她因针贬中共或揭露中企的财务欺诈，不再受北京所喜欢。再加上中共近年任意拘捕外籍人士的行径也让她对中国有了危邦不入的防心。
杨思安最近出版新书《Wild Ride (狂野之旅)》，详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兴衰，她告诉美国之音，改革开放是“中共演给外商看的一场戏”，她也在书中反思自己“盲目参与”其中的第一手经历。
自从中国爆发新冠疫情后，杨思安四年多来不曾再踏足中国一步，她想念还在中国的姻亲们和中国菜，更怀念比美国人更好相处、更随和的中国朋友。
但对诸如十一等中国节日，她说，她们一家人还住在北京时就已经避之惟恐不及，无论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是中共建政60周年，因为维安限制太多，“烦”，例如，不少北京人不能随便开车出门，长安街住户还不能开窗，非常不方便。
杨思安认为，中共利用十一假期等场合对内、对外宣扬国威，但外媒已不像当年那么好控制，不一定跟著唱好。中共与其浪费民脂民膏去办活动，还不如把经费用在改善人民的生活。
杨思安的中国初体验
杨思安1985年初到中国，正值双十年华的她在有10多个语种的中国官方月刊《中国画报》担任英文组的记者和编辑工作。
当时正值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外国人在中国特别受欢迎。
在人情面，她说，当时的中国人刚脱离毛泽东时代的高压统治，变得很放松、很开放，“好像从40年的睡眠醒过来了，觉得很兴奋”。
而中国人除了对西方脸孔感到新鲜外，更欢迎外资“钱进中国”。
她说，她在一个江苏小镇，看到一整条街挂著“欢迎投资”布条，还在西安采访中国贸促会办的展览会时被当成外资，“硬”邀上台对著300多人演讲。她当时就感受到中国社会“有一种饥渴，因为中国太穷了嘛，觉得来了外资就可以发达”。
操著流利中文的杨思安说:“我刚到中国时候，特别(受)欢迎，我到哪里去，好像人家看(我像)一个大钱包，觉得来投资，可以跟他(外商)讲(中国)所有的公司情况，现在可不一样的……现在(投资)机会不如以前多，而且受限制挺多的，中国的这个文化现在是多疑，对投资者总是有怀疑。”
中国仇外情绪升高，外资忌惮
随著中国近年紧缩言论控制、无限上纲、国安思维，去年还搜查如贝恩公司(Bain & Company)等外籍顾问管理公司的中国办公室，甚至通过《反间谍法》、扩大对间谍的定义，让杨思安和不少外资一样，都感受到在华工作或经商的地缘风险升高，因为她自己就有好几位朋友遭中共无端抓捕。
2014年回美定居前，杨思安在中国已前后长住过25年，除嫁给有中共军方身分的中国夫婿杨致芳、成为中国媳妇外，还在北京创立过出版社、数据和软件等公司。
她于2007年创立J Capital Research公司至今，专职为美国投资人发布各个产业上市中企的调研报告，因此，恐因真实揭露中企的财务实情而得罪不少中企。
她自己也写书或屡在媒体发表评论，针贬中共和中国时政，甚至几度以中国经济、商情分析师的身分，出席多场美国国会办的中国相关听证会，揭露中企的财务诈欺或投资中国的风险，因此，她自己评估，恐都已触犯中共的政治红线，让她现在对于回中国一事，几乎想都不敢想，就连先生去年在美过世，她也忌惮随行、将部分先生的骨灰送回北京，对于无法完成先生落叶归根的遗愿，杨思安说:“我是很遗憾，但确实不敢回去。”
杨思安新书:在中国的“狂野之旅”
杨思安有25年的中国在地经验，也深入研究中国40年的改革开放，并将其见解写成《Wild Ride: A short history of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狂野之旅:中国经济开放与封闭的简史)》一书。
她在书中详述中国经济自1979年以来、四十个年头的发展，全书共分五个章节，前四个章节分别是：解除锁国的第一个十年(1979-1988)、快速“镀金”的第二个十年(1989-1998)、蓬勃荣景的第三个十年(1999-2008)以及充满危机的第四个十年(2009-2018)。
杨思安在书的最后一章悲观预言，中国恐走回80年代锁国的老路，因为随著中共党魁习近平上台，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实验已告终，这是她不乐见的，但若持续下去，长期恐不利中国经济发展，也会陷中国人民于“穷化”的过程中。
她说，回想自己远赴中国之前，她觉得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特别厉害，我想学......来治美国的一些(资本)社会毛病，就可以得到一种更理想的社会。”
但在中国生活不久后，杨思安就看到报社吃大锅饭的冗员之多，同事的农民父亲穷到连肺结核这么易治的病都没钱治，都让她大失所望，也真正看清：在中国，只有权贵阶级才能享受到经济红利和照顾，穷人阶级不仅难得到资源，也未受到妥善的照顾，而且中共统治的社会主义下，人民至今都只有有限的经济自由，完全没有政治自由。
杨思安:改革开放是短期措施
杨思安1988年结婚后，曾偕夫婿回美国居住，直到1993年重返中国，出任美国民间对华贸易组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hina Business Council)的北京代表，当时与中国官方有频繁往来，也让她对中国经济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
她形容，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戏剧表演，给国外商人看”，很多像她一样的外国人“盲目地参与”。
她还说，1989年的天安门血腥镇压事件让西方国家看清，中共不会放弃它的统治权力。但各国跟中国的商业往来已涉及太多金钱和利益，这么多年来，“(跨国)公司也好，西方国家领导也好，很难分清利润和道理”。
杨思安认为，改革开放是中共为了像全世界吸金的一个短期措施，只要钱够多了，中国不一定会继续参与国际社会，或者开放到一定程度威胁到中共的统治权时，中共就不会再开放。
邓小平生前曾说过:“开一个窗户，会进来阳光、空气，但也会进来些苍蝇”，对此，杨思安说，邓小平言下之意就是，“窗户是经济开放，苍蝇是一些共产党不能接受的反应”，换言之，她说，改革开放的后遗症若危及中共一党独大的执政地位，例如，人民上街声索政治自由和参政权，中共必然会向左转，紧缩社会控制，甚至终结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中共的思维永远是政治优先于经济。
中国经济开始反转倒退了吗?
杨思安认为，中国改革开放40年，现在到了反转到退的阶段，因为如果中国若持续开放，需要深化很多改革，例如，户口解禁让劳动人口可以自由移动，但这些都不是中共愿意启动的改革，包括最重要的政治改革。
她说，中国经济开始反转的一大迹象即“当地化，少进口”，扶植国产产业和技术，降低对外国的依赖，但能不能成功，还有待观察。
对于外资的中国投资热，杨思安说，很多大型跨国公司仍得继续维持在华营运，但中小型或尚未投资中国的公司，其实有其他更好的机会，不应陷入中国发展机会多的迷思，因为她说，中国像巴西，“不是没机会，但是难，也得提心吊胆地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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