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报消息】在中共高层中，一直不缺乏父辈被中共整得很惨、儿子却依旧为中共效命并维持其政权之人，这个名单中包括胡锦涛、李克强、习近平、王岐山、刘源等。而曾任中共副总理、中央财办主任且被视为习的财经智囊的刘鹤也是如此。据说，刘鹤去年退休后，仍参加中共内部有关经济事务的会议，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以刘鹤的美国哈佛大学硕士背景和长期从事财经工作的资历，不会不清楚中美贸易战和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症结所在，但他却仍竭力为党魁排忧解难，为中共可以苟延残喘献上一份力量。其含冤而死的父亲乐于见到吗？ 刘鹤的父亲名叫刘植岩，1918年2月7日出生在河北昌黎县，是家中的独子，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妹妹。他的父亲、也就是刘鹤的祖父刘雨楼虽出生在家境殷实的农户，但志向却不在打理家业，而是有志于学问。他在念了几年私塾后，在岳母的支持下，上了永平府中学及大清的银行专修所。 刘雨楼在永平府中学堂读书时，与中共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曾是同班同学。其后，在银行专修所毕业后，刘雨楼先后在大清银行、中国银行、边业银行、农工银行、东莱银行供职，曾在大连、青岛、天津和北京等地任银行分号的襄理，乃至经理等。 不过，这条银行之路还是没有走通。据说因为秉性刚直，不趋炎附势而得罪了上司，刘雨楼被迫离职。离职后，在同学、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的介绍下进了研究院。先当会计课办事，后来又担任起代理庶务课长，兼代总办事处文书。 作为刘雨楼的唯一一个儿子，刘植岩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小学毕业后进入北平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彼时曾与中共元老陈云的秘书刘家栋是同班同学。 早在中学时，刘植岩就接受了马列邪说和中共的影响，在学校办报宣传邪说。1935年，刘植岩和一些高中同学参加了中共的周边组织——民族武装自卫会和“社联”，同年又参加了中共发起的抗议国民政府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中共发动的抗议国民政府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6年，他就正式加入了中共，从此走上歧途。 大概是因为刘植岩还是有些能耐，他在中共党内的官职不断攀升。他从1940年起先后担任中共太岳区委宣传科科长、第一地委书记兼太岳区第一军分区政委等职。1949年5月，刘植岩被调往北平市，先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后出任政务院参事室参事、人事部第三局副局长、第一局副局长等职。 1952年秋天，刘植岩又被调到组织部任干部管理处副处长、干部管理处二处处长等。因为受父亲影响的他擅长写作，因此在中组部，不少档、报告、社论都出自刘植岩的手笔。如《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关于处理党员干部历史上被捕被俘后所犯的各种错误的意见的报告》，《中央组织部给中央的工作报告》等等。 正是在这一年1月25日，刘鹤出生。其出生后一直与母亲、继父在北京生活、学习。 1958年7月，刘植岩被调往云南省，先后担任中共昆明市委书记、云南省委常委。1961年西南局成立后，他先后任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等。大概在此期间，刘植岩与刘鹤的母亲离婚，与第二任妻子还育有一儿一女。 1966年文革爆发后，刘植岩先担任中共西南局文革小组组长，但后来因牵扯“刘少奇、安子文反革命集团”而被打为“反革命”。安子文是刘植岩多年的领导，抗战时期，安子文是太岳区的党委书记，刘植岩就在他手下工作，得到安的赏识。 刘植岩的主要罪状是保护高级知识份子和曾保护过刘少奇（捏造的）。在那个不少中共高官都被打倒的混乱的岁月，刘植岩也无法自保。 1967年9月14日，四川成都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了50万人，在今天的天府广场召开了文革中四川规模最大的一次批斗会。这次的批斗对象是四川的领导班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其中就包括刘植岩。这些人除了挂黑牌、坐喷气式外，被批斗的人还被押著在成都市区主要街道游行示众。 在当时的一份由红卫兵写的关于造反派的小册子当中写道：“以李井泉、刘植岩为首的西南局，不是承认错误……对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犯下的这一滔天罪行，我们必须彻底清算！”此外，小册子里还有刘植岩的所谓“罪状”。 或许是不堪忍受侮辱，1967年12月12日，刘植岩在成都锦江宾馆9楼的关押地点跳楼自杀，终年49岁。另有一种说法，他是被造反派毒打后“被跳楼”的。这一年刘鹤15岁。 据海外“民主中国网站”主编蔡楚2017年10月24日披露，他亲眼看到刘植岩被迫害死后的惨状。原来1968年4月，蔡楚到成都殡仪馆处理朋友的丧事。到冷藏间去找朋友的尸体时，看到左边最下面的尸匣外有一个牌：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植岩，1967年12月12日。 他拉开尸匣一看，“见到尸身较长，穿戴整齐，但整个头用纱布包裹，戴著鸭舌帽，仍然有血迹”。蔡楚说，从牌上看，“死者已经去世近半年，但还没有亲人来奔丧。”这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知长大后的刘鹤是否了解了生父死亡的前前后后，面对著被中共绞肉机绞杀的生父的凄惨下场，刘鹤从来都没有静下心来想一想为什么吗？从来都没有想一想继续为中共效力的自己，结局会怎样呢？△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