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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馬斯打的是超限戰
胡平
【人民報消息】 10月7日，巴勒斯坦的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了大規模的突然襲擊。襲擊目標包括大量的民居民宅，在以色列南部雷姆舉行的諾瓦音樂節是哈馬斯襲擊的目標之一，超過260人在那裏喪生。這不是一般的突然襲擊，這還是恐怖襲擊。
很多人納悶：由於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動恐怖偷襲豈不是自殺？那他們爲什麼還要那麼幹？
問題在於，哈馬斯的頭頭們並不認爲他們發動恐怖偷襲是自殺行爲。恐怖分子有恐怖分子的邏輯：他們賭的就是他們的對手投鼠忌器，自我設限。恐怖分子打的是超限戰。
1999年，有兩位中國軍旅作家寫了一本《超限戰》。《超限戰》自詡提出了一整套在現代戰爭中弱國抗制強國的戰術。該書作者之一喬良說，經過第一次臺海危機，“我們意識到，如果中國軍隊和美軍兵戎相見，我們的軍力不足，所以我們需要一種新的戰術，幫助我軍取得力量均勢。”這種新戰術就叫超限戰。它指的是一種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即可以是軍事的，包括游擊戰、恐怖活動，也可以是非軍事的，例如販毒、破壞環境、傳播電腦病毒，等等。另一位作者王湘穗說，打仗講規矩，但那些規矩都是西方定的，如果弱國遵守這些規矩就沒有贏的機會。但如果我們不按常規作戰，弱國就可能贏。
首先我要提起大家注意，千萬不要以爲恐怖分子是在爲本族本國人民而奮鬥。試想，當恐怖分子襲擊別國人民時，它把本國本族的人民置於何地？恐怖襲擊勢必招致對方的回擊，因此，恐怖分子事實上是把本國本族人民送到對方的炮火之下。恐怖活動的頭目們是把外國外族的平民當作自己攻擊的活靶，而把本國本族的平民當作對方回擊的肉盾。
其次我要指出，打仗講規矩，決不是隻對強國有利而對弱國不利。規矩意味着限制，意味着約束。它對強國弱國一視同仁，弱國由於弱，格外需要規矩的保護。要是在這個世界上，強國弱國都打起超限戰，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弱國別說取勝，恐怕連生存都變得不可能。在古代，我們很少聽說弱國對強國發動恐怖襲擊。原因很簡單：在那時，弱國要是用恐怖襲擊的方式打擊強國，只會引來滔天大禍，滅頂之災，被屠城屠族，滅國滅種。古代的情報工作和武器技術更不靈，遭受恐怖襲擊的一方更難以準確地區分出誰是襲擊者誰是無辜的平民，怎麼辦？很好辦，把有嫌疑的人員或族羣統統滅掉就是。就像古書裏常寫到的“大兵所至，玉石俱焚”。這不是因爲“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這是因爲在實際操作中不可能精準的區分誰是玉誰是石。
上述道理十分簡單，《超限戰》的作者不會不懂，那麼，他們爲什麼還要鼓吹超限戰，而這種荒謬的主張爲什麼還有人信奉、有人喝彩呢？這裏有一個沒有公開說出口的假定。《超限戰》的作者就是喫準了他們的對手是現代人是文明人，要講規則，有自我約束，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需要提醒的是，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對等報復，這本來在古代都是被視爲正義的，載之於幾乎各種文化的經典。只是到了現代，越來越多的人感到這種正義的缺陷。正如美國哲學家、神學家萊茵霍爾德.尼布爾所說：“任何只限於正義的正義都會迅速蛻變爲低於正義的東西。只有高於正義的品德才能改變這種情況。”換句話，現代人希望能找到一種比對等報復更人道的東西。
中共軍旅作家在《超限戰》一書裏論證了，如果弱國不按常規，採取一種超越一切界限，不受任何限制的作戰形式，包括恐怖襲擊、病毒等等，而強國雖然遭到弱國不按常規的攻擊但仍然固守常規，在對方早已超越一切界限時自己仍然謹守界限，那麼強弱之勢就會逆轉，弱國就可以戰勝強國。 這就提出了一個有關文明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那就是，如果一方打起超限戰，而另一方又不願意採取簡單的對等報復，那麼應該如何應對？
在號稱哈佛史上最紅火的公開課《正義》上，邁克爾.桑德爾教授舉到電車難題：一輛有軌電車失去了控制，司機看見前方的軌道上有五個人。司機可以任憑電車繼續前行，這樣一來，這五人一定都會被撞死（這五個人不知何故都無法離開軌道）；司機也可以將電車轉向，開到一條岔道上，而這樣只會撞死另一個人。那麼，司機是否應當把電車開到人少的軌道上，撞死一個人，而不是五個人呢？
電車難題引起廣泛的熱議。其實，真正更應該熱議的題目是恐怖襲擊，是超限戰。文明的一方應該怎樣應對恐怖襲擊，怎樣應對超限戰。對等報復是不是無奈的、沒有選擇的選擇？抑或是還有更人道的戰術；如果有，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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