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到右：邓小平、陈云、陈昊苏（陈毅长子）、胡耀邦。

【人民报消息】（人民报记者李廉德综合报导）2009年，毛泽东前秘书李锐撰文《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其中披露了他对于中共数位元老的看法及中共高层的政治博弈。当谈及邓小平时，他说：“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 2021年6月4日这个周五，是“六四”惨案的第32个年头，过去香港还有烛光守夜的空间，现在别说没有空间，连这种空气中共都不给了！ ●节录李锐的文章《不当奴隶，更不当奴才》： 李锐写道：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革”动乱，却依旧被极左阴霾和桎梏所笼罩禁锢。冲破阴霾和打破桎梏的，是胡耀邦发动、领导和全力推动的振聋发聩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和冤假错案的大平反。他以非凡的勇气，破冰般打开思想解放的局面，掀开了改革开放大潮的序幕。今年（2009年）4月，是耀邦逝世20周年，我谨以此文向他表示深切的哀悼和缅怀。 要谈胡耀邦，不得不先谈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以来，任何党员都是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观念深入人心，也作为组织原则贯彻下去。作为一个实质上的农民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缔造者。毛泽东这个人很复杂，毛的周围有一帮人。毛泽东最喜欢的人是高岗、林彪和邓小平，曾打算让高岗当接班人。高岗有他的本事，属于“绿林豪杰”，毛很欣赏。我当过高岗的政治秘书，他喜欢下围棋，晚上同我下棋是从不接电话的。 离休后我负责编中共组织史资料，从打AB团起，10年内战肃反，自己杀自己人，杀了10万。延安时期抢救运动打了1万5千个特务，但事实上一个打入党内的特务都没有。 我问过黄克诚，在江西时他就感到，毛有两个毛病：一是脾气太坏，二是任人唯亲。井冈山下来在福建选前委，多数人投陈毅的票，毛泽东就甩手不干了。后来陈毅去上海找周恩来，周让陈赶紧把毛请回来。如萧克没投毛的票，毛对萧一直记在心上。没有林彪的吹捧与参与，“文化大革命”可能搞不起来；“林彪事件”后毛泽东就垮了。 后来接班的邓小平，其实也是半个毛泽东。1989年“六四”风波，出动军队镇压学生运动，这种连毛泽东活着都不可能干出来的事，邓小平却干了。“六四”期间，他听信李鹏和李锡铭谎报“学生动乱”的谗言，要实行军事戒严，萧克、张爱萍等7位上将联名上书反对武力镇压，邓毫不理睬。 总之，80年代的局势对耀邦来说，很难办，上面两个老人压着。邓小平赞成“权威主义”，他认为中国总得有“一个人说了算”。耀邦告诉过我，邓小平与陈云这两位政治老人的关系，按邓小平的话说，是“谈不拢”，胡耀邦在位时，就开不成常委会；“只能有一个婆婆”，这是邓小平让薄一波向陈云传达的。 改革开放，邓小平在经济上比较坚定，如成立“特区”，这是一个创举。而陈云仍坚持“鸟笼政策”，这是原则性分歧……对“六四”风波，陈云则有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顾委，我们四个人（杜润生、李昌、于光远和我）反对镇压，几个月批斗，将要开除党籍，是陈云挽救了我们；他说，这种事不能再干了，否则，以后还要平反。 1987年耀邦在“生活会”上被以前的战友王鹤寿揭发，非常伤心，他曾对王鹤寿讲过一些心里话。王鹤寿的侄女后来向我透露，揭发耀邦是陈云的命令。除了两个老人，当时还有两个“左王”看不起他，在两老之间讲闲话，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邓力群。 胡乔木这个人，“一日无君则惶惶然”。改革开放以后，主要在意识形态上，胡乔木仍坚持毛泽东“政治挂帅”的路线，实质上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不过不明说罢了。他是个两面派，真正的两面派，今天这样明天又翻过来。 我跟胡乔木的渊源很深，对他比较了解。解放初我在湖南工作的时候，曾收集了毛主席20几篇旧作，印了50本，给中宣部1本，胡乔木要求全部上交，责备我“此种事，有害无益。”我年少气盛，写了一本《毛泽东的初期革命活动》。1952年我调到北京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居然又要我到中宣部管党史。没有他支持，《庐山会议实录》也出不来啊！张闻天纪念文集出版前，夫人刘英写信要我写篇文章，后来胡乔木把书的主编叫去加以训斥：“你干嘛让李锐写文章？”主编说是刘大姐让写的，他才不吱声了。像胡乔木那样的人，不当奴才不行啊！他愿意当奴才，因为有好处。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人物。 1986年，邓力群把陆铿同胡耀邦的访谈内容（透露邓自己提出退休）交给邓小平，引起邓的震怒，这也成为1987年1月“生活会”后胡耀邦下台的一根导火索。1987年春，陈云让王震等人活动，把邓力群抬出来当总书记。我在1987年7月11日给邓小平、赵紫阳写了一封信表示反对，除了揭发他抵制改革开放外，还述及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犯的一件严重政治错误。邓小平14日批示，撤销邓力群的职务，陈云、李先念、薄一波三人也画圈了，制止了这个危机。 除了一些小事，胡耀邦和赵紫阳合作比较融洽，对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全面改革的看法也基本一致。但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对全面改革却有不一致的看法。那两个“左王”趁机在邓小平、陈云两位老人中穿梭，大进谗言。这两个“左王”对改革开放起了很坏的作用，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先搞“清除精神污染”，后又批“资产阶级自由化”。清污只搞了28天，幸好被胡、赵联手制止了。 1987年的“生活会”上，耀邦被迫作了检查，听说离开会场后即失声痛哭。一个人如果不是因受大委屈而伤心透了，是不会这样大哭的，尤其是在这种场合。他在担任总书记时就说过：我尊重老人，又独立思考。他尽力在两位老人之间沟通协调，遇大事必请示，同时还要面对两个“左王”的明枪暗箭与各种阻挠，最后遭到两方面夹击，个人事小，全局堪忧，他怎能不放声大哭！ 耀邦在“文革”中始终是清醒的。初期同团中央几位书记“同舟共济”，每天有几千上万人来揪斗他们。有人揭发他反对毛主席，说过“太阳也有黑点”；反对林副主席“突出政治”，说：“游泳时要突出鼻子，不然就要呛水”；他说过“康生一贯左”。他只承认学习不够，工作有错，执行了修正主义路线。有次在长辛店，被打得全身皮肉红肿。他认为毛泽东骄傲了；“不让权，不做自我批评的。”“骄傲害死人呀！” 他曾叹息“搞了八年还看不到头”，“多行不义必自毙”。 ● 胡耀邦有两件事难以原谅自己 胡耀邦说，这两件事提高来看，是自己道德方面发生了问题。 有报导披露，时任湖南省教育厅长朱尚同与胡耀邦谈到农村教育时说，上面热衷于加快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度，下面就报假数字对付检查。可见讲真话也真不容易，还是周小舟说过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此，耀邦深有感慨地说，我也讲过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些工作，也犯过错误，就不说了。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 胡耀邦说：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 胡耀邦又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四人帮”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份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反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了右派，政治上的右派。 人被划了右派，那全家的前途就都完了。这让太多人望之生怯。中共现在的连坐就更可怕，人要想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做一个好人，那全家都不得安宁，甚至失去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