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神话》的作者谭合成拒绝忘记中共摧残炎黄子孙的历史。

【人民报消息】「极端的恶常常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它超出了你的想象力、认知力和理解力。」这是专栏作家陶东风在阅读《血的神话》一书后的评论。 《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的作者谭合成曾是《芙蓉》杂志的编辑，机缘巧合他接触到大量官方数据，并采访了几乎所有与大屠杀有关联的重要人物。谭合成说：「调查以后，我们感到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从前我们信仰的那些东西，都受到了颠覆性的震撼。」 该书的英文版为《杀人风：中国一个县在文革中陷入疯狂》（The Killing Wind：A Chinese County’s Descent into Madnes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书中记载，湖南道县大屠杀，从1967年8月13日到10月17日，历时66天，共死亡4,519人，其中被杀4,193人，被迫自杀326人。全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全地区直接或间接杀人者15,050人。 其中被「诛九族」灭门的有117户，被杀者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书中记载了十多种匪夷所思的杀人方式，杀人者不满足于把人处死，而是变换花样，享受处死过程的快感和折磨的乐趣。杀人的同时还伴随着抄没财产、强奸妻女等暴行。一时间，尸体漂满了潇水。血腥之气长久不散。 庄生蝶先生曾在文革期间到过道县，也对道县大屠杀进行过采访，在其书评中他写道：「我的一位朋友在阅读《血》时，血压高至200多，心跳加速到每分120多次，数次不能卒读。我本人应当说对这场大屠杀之血腥恐怖了然于心，但也依然感到读来有如重锤擂胸。」 对于道县大屠杀，官方的材料称，是因为当地的一个武器库被抢，一个农民和一个工人被杀，所以开始了「人民」和「反革命」的血战。但根据谭合成等人的调查发现，被杀的9,000多人里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没有一个人参加过所谓的「反革命」活动，可几乎没有一个人反抗和为自己辩白。 「这不是文化革命中一个派性斗中的杀人，而是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动员贫下中农，对四类份子及其子女，有计划的、灭绝性地屠杀。」谭合成说：「这不是派性杀人，而是党性杀人。」 ◎ 以官方身分调查屠杀始末 谭合成先生在1986年得以接触到1967年湖南道县及其周围大屠杀的机密资料。此后，他又多次前往道县采访，补充原稿。经过近二十年，2007年完成了50万字的终稿，2011年在香港由天行健出版社出版成书。最近谭合成先生在专访中介绍了当时调查的起因、过程及其心里的变化。 谭合成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在文化革命的时候就很有名，当时我们在湖南长沙，就看见到处都是大字报说，湘南大屠杀，血流成河等等，当时的说法是杀人6万，杀人10万等等，这样我就对这个东西有非常强烈的印象。当时的屠杀行动最终遭到军队制止，后来把这事作为一个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过激行动给按下去了。 在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前夕，他曾专门到湖南的零陵地区，就是今天的永州地区去视察，当时要（对屠杀事件）做一个比较彻底的彻查。在这种情况下，湖南省委零陵地委，就是现在的永州地委，组织一个调查班子，对这个事情进行了调查。这个调查班子取名为「处理文革杀人遗留问题工作组」，简称「处疑工作组」。 「处疑工作组」经过了两年多的时间，有1,280多人次以道县为中心，包括周围10个县市的情况进行调查。随后调查组向上面打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工作组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因为当时拨乱反正被当作一个工作重点，所以这次想对这个「巨大成绩」做个报导。 当时湖南省决定以道县作为一个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总结经验。当时谭合成正好在湖南省最大的杂志──《芙蓉杂志》工作，当时被称作青年作家，在报告文学方面，涉猎的比较多，所以当时就安排他专门去调查。《芙蓉杂志》也安排了版面，等他写完以后，马上发，这样的情况下谭合成到了那儿。 谭合成去的时候，本来准备写一篇歌功颂德的文章，就是拨乱反正做得好的典型。但到那后发现「颂歌」没办法写，「我不愿意说假话，出卖良心」。 当时提到了三个85%：85%以上的遗属（被杀者幸存下来的家属）感到满意；85%的罪犯认罪、伏罪、认错；85%的干部受到了教育，提高了法治认识。但事实却是：杀人的人几乎没有认错的，被杀人的家属都战战兢兢，害怕再次被杀。 谭合成说：当时文化革命中的思想，阶级斗争的思想就是要「赶尽杀绝黑七类，永保江山万代红」，没有理由，反正要杀。有很多人连鸡都不敢杀，他可以杀人，因为他认为自己杀的不是人，是阶级敌人，「你死我活，你不杀他，他要杀你。」 谭合成认为：这不是派性杀人，是党的基层组织，组织动员贫下中农的一次，对四类份子及其子女，有计划地，灭绝性地仇杀，它是党性杀人，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理论发展到极致的一个必然结果。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有的被杀对像，很少有参加文化革命和参加哪个派的，他们大部份人都是那些已经被打入另册的人，是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的，在文化革命中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而且他们确实也是老老实实，从未乱说乱动，很多人都是什么都不知道，人在家中就祸从天降，有些人刚刚在田里劳动，刚刚回家就被抓，拉出去就杀了。 实际上被杀的9,000多人，没有一个有过错，没有一个人在思想上或行为上是「反革命」的。没有一个人说了什么「反革命」的话。谭合成曾经要求他们，举一个例子， 在当时有乱说乱动行为的，比如说了不该说的话，做了不该做的事的，你给我找一例子出来，找不出来，没有一个。 道县杀人的主要理论是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指导纲领就是毛泽东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当时道县很多领导要求下面的干部，正确对待杀人的问题，要大家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很多不是心地特别歹毒的那种人都参与了杀人，有百分之三十几的党员参加了杀人，百分之六十几的基层干部参加了杀人。我说的参加了杀人都是直接的，就是手上有血的。杀人的人全部都是由党的基层组织出面组织、策划、动员、煽动才实行的。 道县基本上99%的地区和大队、公社都杀了人。没有参与杀人的地区是因为：第一，这个地方，党支部的主要领导人反对杀，就杀不成；第二，这个地区非常落后；第三，这个地方比较偏远，比如深山老林，没有接到公社开会的通知，或者接到通知没去开会，也就没杀人。 另外，凡是没有参与杀人的这些基层组织的书记、干部，后来日子都不好过。这从反面证明，9,000多个杀人案例中，至少9,000个以上的人和派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谭合成说：我们原来是共产党忠实信徒，如果我们不参加这样一次调查，我们不会醒悟，也不会发生我所说的世界观、人生观根本性的颠覆。 ◎ 剖肚吊死 捅死孕妇 炸死一群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份人被定为政治贱民，通过（中共）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是政治愚民。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 前《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在给《血的神话》的序中写道。 在道县大屠杀中，15,050人直接参与了杀戮，包括该县一半的干部和党员。但只有54人因为他们的罪行而被判刑，另有948名党员受到纪律处分。此外，每一个被杀的人，家属只收到150元（人民币）。 谭合成说：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历史上，屠杀、征服比比皆是，但是像湖南道县这样的杀人，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下才出现的事情。文革有三种杀人的方法：一种是判「反革命罪」被枪毙的，这杀的是有数的，可以查得到，大概十几万人；一种是群众斗争、批斗中被打死的，派系武斗死的。但是这两种死的方式，人数加起来还没有（第三种方法）屠杀四类份子和其子女的多，这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一种方式，估计死了百万或者二百万以上。 道县屠杀方式在1966年到1968年的中国大陆是非常普遍的。这些人（四类份子及其家属）已经到了「人曰可杀」的地步，没有任何人权，活着没有尊严，成为政治贱民，没有理由就被拉出去杀了，如果不制止的话，大概会杀遍全湖南，杀遍全中国，因为它像流行病一样，消息传到哪儿，哪儿就开始杀。 比如刚开始在道县杀，接着就是旁边的地区，就像水波纹那样一环一环地向外面扩散。当时交通不方便，通讯也非常闭塞，基本上是步行的速度向外蔓延。比如说我一天可以走60里地，今天在这杀，一天以后60里地之内就在杀，两天就120里地内杀……反正传到哪就在哪杀。 一个大队因为都是一个宗族的，所以下不去手。公社特别生气，公社姓廖的武装部长带了一个民兵排到他们那去，支持他们革命，就是督促他们杀人，他去了就把12个四类份子，还有他们的子女都抓起来，用绳子捆在一起，中间设一个炸药，一炸血肉横飞。 晚清著名书法家何绍基的一个三十多代子孙，被吊在树上，挖破了肚皮，呼喊整整一个晚上，只求速死，没有人理他，整整一个晚上，嚎叫，在树上，就这么血流疼死的。 道县保守派组织曾经把两吨多的炸药分发到下面的民兵组织手上，他们把人捆在一起。那种炸药是用油纸包着的，形状像一根扁的香肠，把雷管捆在里面，用炸药炸人在道县是比较普遍的，因为炸了以后血肉横飞，非常「壮观」，所以他们取个名字叫「仙女散花」。 谭合成说，当时真是杀红眼了，有些逃到外地的女子，娘家本不是四类份子，嫁到「地富」家了，也算是四类份子了，逃回娘家也不行，要斩草除根。其中有一位孕妇逃回娘家，就派民兵把她从娘家抓回来。路上她挺着大肚子走不动，天又快黑了，（民兵）心里烦，反正拉回去也是杀，就在这杀了算了，他用一根二尺长的钢条，一端磨尖，就捅了她，拔出来以后还没死，女的快临盆了肚子很大，他就拿那个尖头在肚子上一划，肚子就崩开了。这还不算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必须杀人特别多、手段特别残忍或者是在关键的结点上杀人，钟佩英一家三口被杀是典型案例，因为它是道县开始屠杀的导火索。（杀人）序幕就是从她这拉开的，大规模杀人就是从他们杨家公社开始的。 刚开始批判斗争（四类份子），每五天要训一次话，训话的时候，打一打、吊一吊这是常事。但是真正把人打死的，杀人还是不敢。第一个被杀的叫朱勉。 朱勉是寿雁公社下坝大队的「历史反革命份子」，他参加过国民党的军队，当过乡长干事，1964年被定为所谓的「四类份子」。 朱勉是被寿雁区公安助理员陈智希授意要「搞掉」的。陈智希声称朱勉搞反革命组织，寿雁公社干部反复讨论后，最终在8月13日晚让几个民兵将朱勉拉到山上打死，抛尸水塘。但朱勉之死在当时知道的人并不多。 和朱勉一样，钟佩英也是四类份子，被安上「组织反革命暴动」的罪名，拖到山上用锄头扁担打死。因为怕她两个儿子报复，随后将18岁和20岁的两名少年也杀死。 钟佩英母子被杀后，消息传开，上面鼓励杀得好，是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钟佩英所在的杨家公社的几个大队赶紧行动，先后杀了31人。自此，杀人风很快开始蔓延。 谭合成说：道县杀人、强奸、轮奸是普遍行为，这跟土改是一脉相传的，土改也是这么干的，搞地主老婆。有好多女的后来都不承认，因为活下来的人，现在都儿孙满堂，说自己当年被人轮奸，而轮奸她的人还逍遥法外、耀武扬威，她也不好说。我那书里面有四十多个例子，实际上数字远远比这个更多，而且轮奸不杀人、强奸不杀人是不立案的，必需是强奸杀人、轮奸杀人的才立案，立案者才追究责任，强奸，轮奸都不追究责任。因为太多了。 追究责任的只有几种人：一种是在公社一级范围内，为首策划、组织、实施杀人的；一种是乡一级别的，一个村子为首的不算，在乡范围为首的就追究责任；第三种是谋财害命，挟嫌报复的这个追究。 挟嫌报复的案例，有一家九口被灭门了，是典型案例，因为那是贫下中农。一家九口：父母、老婆、儿子、儿女、还有老婆肚里的孩子，全部被杀光。因为他爸爸在「四清」的时候，带头整治了「四不清」干部。文化革命的时候，这些当年的「四不清」干部就找个借口，把他给杀了，一家九口全被杀光，这是挟嫌报复。 其它的案例，因为太多了，参与杀人的人有一万五千多人。道县一个县杀了四千多人，其中只有四百多个案例是立案审查的，其它是不立案的。 谭合成：每一个运动都是这个模板。历次运动深受其害的都是下层人民。我打个比方说，被杀的这些四类份子，他们可不可怜？杀人的人，可不可怜？杀人的人也很可怜，所以我特别同意杨继绳先生说的──政治愚民杀政治贱民，他说的一点不错，说到问题的本质，就是一个体制。 ◎ 中共决不会放下屠刀 谭合成：我当时决定，不论怎么样也要把真相写出来，但写出来后，《芙蓉杂志》又不敢发了，后来领导也不让发了，就这样搁了下来。但是这个事情让我感到非常重要，就在之后的25年，不断地去道县了解情况，采访那些从前不愿意被采访的人。最后，基本上所有重要的人物都采访到了，事件调查得一清二楚。 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把它写出来了，在国内一直发表不出来，后来杨继绳（前《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老师看了这个稿子，觉得非常有价值，就由他带到香港把它发表出来了。 谭合成说：不光道县，当时实际上有几十个县市都发生了这种情况，道县之前北京大兴是这种情况，道县后来的广西，广西杀人有两种，一种是派性杀人，一种就是像道县这样杀人。另外，江西的瑞金地区也发生过大量的类似情况。 从1949年延安运动开始，每个运动都和它（道县杀人）相似，特别血腥、特别恶劣。杨继绳先生写的《墓碑》是这个集权制度必然的经济结果，《血的神话》是这个集权制度必然的政治结果。一个表现在经济上，最后变成人吃人，那么多人饿死；这个是人杀人，那么多人被杀。就是这么两个结果，这是必然的。 实际上文革之前的所有运动都是在为文革做铺垫，在文革期间，最典型的、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道县大屠杀，把人性中的恶发挥得淋漓尽致，把这个体制的力量也展现得淋漓尽致。说一声杀，遍地开花，而且迅速蔓延，星火燎原。 谭合成认为中共决不会放下屠刀。因为这个特权阶层享受的好处太大了。如果放下屠刀，就必须放下特权。因为这整个政府的权力是基于枪杆子里出来的。现在共产党真的再也骗不了谁了，因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已经破产了。在过去，他们依赖于欺骗和暴力。现在，它完全依赖于暴力。看看当前所有的匪夷所思的抓捕和拘禁。这是它统治的唯一方式了。(人民报综合)△ （资料来源：大纪元，采访记者周慧心、特约记者常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