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說：「我以至誠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對過去的皇帝喜歡用權謀對待羣臣感到恥辱。」

【人民報消息】爲世代傳頌的「貞觀之治」，在中國歷史上獨領風騷，無與倫比。究其因，則是因爲唐太宗的聖德所爲。以下幾則貞觀初期的故事栩栩如生的將一個爲民而憂而思的具成湯王之德的君王呈獻在我們面前。

貞觀二年，唐朝京城附近鬧蝗蟲。有一天，唐太宗進入禁苑中，看到蝗蟲，就拈起幾隻，禱告說：「人民靠穀物活命，你卻吃掉莊稼，如今我寧願讓你吃我的肺腸。」就想把蝗蟲吞下去，身邊的人勸他說：「這種壞東西吃下去會生病的。」他說：「我願意代人民受災，還怕什麼疾病呢？」還是把它們吞下肚去。據說這一年雖有蝗蟲，卻沒有成災。

貞觀二年關內地區發生旱災與饑荒，有很多百姓賣掉子女來換取衣服和食物，唐太宗下令將皇家倉庫中的金銀絲綢拿出來，替災民贖回小孩，還給他們的父母。他在詔書中還說：「如果能讓年成豐收，天下平安，即使把災禍移到我的身上也甘心情願。」不久天降大雨，緩解了旱情，百姓都很高興。

秦王李世民繼位後，秦王府有一些人抱怨侍奉秦王這麼多年還沒有升官。太宗對他們說：「皇帝只能以大公無私折服於天下，我和你們的衣食都取之於民衆，設置官職並選擇賢良之人做官也是爲了民衆，不管賢良與否就讓自己的老部下做官怎麼能行呢？」

太宗對一些官員受賄的情形十分憂慮，祕密派人假扮行賄者試探這些人，有一個司門令史接受一匹絹，太宗打算殺了這個受賄的官員。

民部尚書裴矩勸阻說：「做官受賄，確實犯了死罪。但是陛下派人行賄，設法使人落入法網，也不符合『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的古訓。」

太宗聽後很高興，告訴文武百官：「裴矩做官能夠據理力爭，不因爲在皇帝面前就惟命是從。如果每件事情都這樣，何必擔心國家治理不好呢？」。

有一次，民間有人上書請求清除佞臣。太宗問：「誰是佞臣呢？」上書人說：「皇帝可以假裝憤怒來試探，據理力爭的是直臣，害怕皇帝威嚴順從的就是佞臣」。

太宗說：「皇帝是河水的源頭，羣臣是大河的水流。源頭污濁了卻要求河水清澈，不太可能。我使用詐術，怎麼能夠要求羣臣耿直呢？我以至誠之心治理天下，常常對過去的皇帝喜歡用權謀對待羣臣感到恥辱。你的計策雖然好，我也不想採用。」

太宗有一天問房玄齡、蕭瑀：「隋文帝和我比怎麼樣？」房玄齡、蕭瑀說：「隋文帝勤於朝政，和五品以上的官員一起討論朝政，吃飯的時候都是衛士送飯。他雖然性情算不上仁厚，也是一個勤勉的皇帝。」

太宗說：「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很多事不明白卻總想搞清楚。不明白就有考慮不周的地方，總想搞清楚就必然多疑。什麼事情都自己決斷，而不依靠羣臣。天下這麼大，事情這麼多，累死了也不會什麼都料理好。羣臣了解隋文帝的習慣，就等現成的，雖然心裏有不同意的地方也不敢進諫，所以隋朝兩代就滅亡了。」

「而我不是這麼做，我把天下的人才找出來授予其官職，讓他們處理天下的事，我來聽取報告，辦得好就獎賞，辦得不好就懲罰，誰會不盡心盡力呢？這樣就不會擔心天下治理不好了。」

有一次，太宗和羣臣討論如何制止盜賊的事，有人主張制定嚴酷的法律。太宗說：「民衆之所以偷竊是因爲國家規定的賦稅和勞役太重、官吏貪婪，加上自己飢寒交迫，所以就顧不上廉恥了。我應當節省費用、減少賦稅和奢靡，選擇廉潔的官員，這樣民衆衣食有餘，就不會當盜賊了，何必用嚴酷的法律呢？」幾年之後，天下出現「海內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的局面。

在民間選拔官員的時候發現有一些假冒的人，太宗打算按照已經發布的命令處死他們。兵部郎中戴胄勸阻說按照法律應該處以流放，太宗生氣地說：「你想遵守法律從而使我失去信譽嗎？」

戴胄說：「皇帝的命令是出於一時的喜怒而下達的，而法律是國家公佈的用來取信於天下的。陛下對欺詐之事很憤恨，因此要殺掉他們，當然也知道按照法律不可以這麼做。如果用法律來衡量就可以忍己之小恨而取得整個天下的信任。」太宗說：「你能這樣執法，我還有什麼可以擔心的呢！」

後來戴胄幾次直言進諫，滔滔不絕，太宗都聽從了他的意見，天下沒有任何冤獄發生。

太宗問王珪：「近代治國者不如古代，爲什麼呢？」王珪說：「漢代崇尚儒家學說，民風純厚；近代輕視儒學、重視法律，所以國家就越來越衰敗。」太宗表示同意這種說法。

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接受人家賄賂的絹，太宗知道後說：「順德這樣的人才如果對國家有用，我可以和他共同分享國家的財富，他何必這樣貪戀財物呢！」太宗愛惜他有功於國家，沒有治罪，並且賞賜他數十匹絹。

大理少卿胡演說：「順德違反法律接受財物，本來不應該免罪，爲什麼又賞賜他呢？」太宗說：「如果他有人性的話，接受賞賜比遭受刑罰還感到屈辱；如果他不知道羞愧，與禽獸無異，殺了他又有什麼用呢！」

太宗在位的時候，突厥經常進犯唐朝邊境。有一年，突厥遭遇大雪，羊馬死亡甚多，民飢畜瘦，羣臣勸太宗藉機進攻突厥。太宗說：「我和人家剛結盟就背棄盟約，這是不守信用；在人家遭災的時候謀取好處，這是不仁愛；乘人家在危難的時候取得勝利，也不是正當的武裝行動。即使突厥各個部落都叛亂了，牲畜一隻不剩，我也不進攻，一定待到他有罪了，我再討伐它。」

太宗對左右說：「皇帝依賴於國家，國家依賴於人民。如果苛求人民侍奉皇帝，就等於割下自己的肉填飽肚子，吃飽了也死了，皇帝富裕了國家也滅亡了。所以皇帝的憂患不是來自於外面，而在於自身。皇帝慾望多花費就高，開支多人民的賦稅就重，民衆因此會十分愁苦，國家就危險，皇帝也就當不成了。我常常這樣想，因此不敢放縱自己的慾望。」

（資料來源：《資治通鑑》第一百九十二卷和一百九十三卷編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