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一九四零年秋季開始，猶太人在荷蘭的生活開始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很多人意識到風暴即將來臨。一九四二年，老闆奧托-弗蘭克準備和家人藏身於他的公司密室。他把這一祕密告訴了既是僱員也是朋友的梅普-吉斯，並問她是否願意今後幫他們提供食物。吉斯女士毫不猶豫地說：〝是的。當然可以。〞丈夫揚-吉斯也表示會無條件地協助他們。
一九四二年六月初，奧托決定立即實行藏匿計劃，梅普與丈夫揚到奧托家協助準備。七月六日早晨，梅普與弗蘭克的大女兒瑪戈特會合，倆人裝作一起上班的同事，各騎一輛自行車前往公司。梅普一如平常般辦公，而瑪戈特則躲到公司樓後側加蓋的空間內。第二天早上，弗蘭克夫婦與小女兒安妮也順利地躲進藏匿處。一個星期後，他們的朋友範-佩爾斯一家三口加入，到同年十一月，又有一位牙醫也成功地躲了進來。
在接下來的兩年多里，吉斯夫婦和另外志願幫助的四位荷蘭人一起，周旋於商家和黑市購買蔬菜肉食。他們日復一日地爲弗蘭克一家和他的朋友運送食物、捎去報紙雜誌，同時維持公司的正常運作。他們冒着被告發、監禁、驅逐甚至處死的危險，一直堅持着。對於藏匿中的人們而言，梅普等人不僅奉獻出寶貴的友誼和熱誠，而且是他們僅有的希望和歡樂之源。吉斯女士說，她偶爾也會想到自己所承擔的風險，但是，〝照顧這些人是最主要的事情。〞
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躲藏在公司的八個猶太人因人告密而被蓋世太保逮捕送往集中營，後來只有父親弗蘭克一人倖免於難。在安妮一家不幸被捕之後，吉斯女士在密室發現了安妮在藏身兩年期間寫下的日記還有一些家庭相片。她把這些物品全部鎖在公司辦公桌的抽屜裏，準備在安妮獲得自由後交還給她。
維護真相
一九四五年五月，德軍投降，荷蘭解放。六月三日，奧托-弗蘭克回到阿姆斯特丹投靠吉斯夫婦。當梅普得知安妮再也無法歸來後，便把安妮的日記作爲遺物交給了弗蘭克。
荷蘭文的《安妮日記》在一九四七年於阿姆斯特丹首次發行，英文版則於一九五二年問世。此書成爲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並被列入《世界記憶遺產名錄》。這本書和〝安妮故居博物館〞已成爲暴政統治下種族滅絕受害者的歷史見證。
在戰爭結束後的五十多年裏，吉斯女士走遍了美國各地和歐洲的多個國家，代表國際機構〝安妮-弗蘭克中心〞演講，與衆人分享她對安妮及其親友的回憶，提醒人們不要忘記過去的悲劇。同時，她也以此駁斥那些對大屠殺的否認和認爲《安妮日記》是僞造的指控。在每一年的八月四日，吉斯女士都要閉門謝客一整天，以獨特的方式紀念遇害的猶太朋友。
梅普曾接受過美國女作家艾莉森-戈爾德（Alison Leslie Gold）的採訪，在一九八七年出版成《安妮-法蘭克回憶錄：關於一位協助法蘭克家庭藏匿的女士》（Anne Frank Remembered: The Story of the Woman Who Helped to Hide the Frank Family）一書。一九九五年，她又參與協助《安妮-法蘭克回憶錄》（Anne Frank Remembered）紀錄片的拍攝。吉斯女士維護真相的不懈努力爲她贏得了許多榮耀。一九七二年，她與丈夫揚共同獲得以色列政府頒發的國際義人頭銜。
對於當年的挺身而出，吉斯這樣說：〝（幫助那些人）對我來說是這麼自然。他們無助無力，不知道向哪裏求助。我總是強調我們不是英雄。我們只是盡了作爲一個人的職責：幫助有所需要的人們。許多人沒有伸出援手，有些是因爲恐懼。〞
一九九四年，梅普吉斯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領獎時說：〝幫助那些身處困境的人們是我們作爲人的責任。如果我當初沒有伸出援手，我可以肯定，我將度過許多、許多不眠之夜。我的生活將會是痛苦的。雖然，每當我想起那些親愛的朋友時，我不知流過多少次淚。可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那畢竟不是因爲曾拒絕幫助的悔恨之淚。〞
當被問到如何看待有人至今不承認曾經發生過的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時，吉斯答道：〝在一九四四年八月四日早上九點，我見到過一個名叫安妮-弗蘭克的健康堅強的十五歲女孩。之後我看到她的名字出現在開往奧斯維辛的運牛車的名單上。如果種族滅絕從未發生，那麼請告訴我安妮現在哪裏？因爲今天她本應與我們同在。〞
謙卑的英雄
二十世紀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安妮日記》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安妮避
難房，1960年開闢爲博物館。
保存《安妮日記》的梅普-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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