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振英的態度引發了香港政壇新一輪的震盪。多個政黨到候任特首辦抗議，批評梁在特首選舉期間發表的不實聲明，同時考慮在立法會提出引用特權法調查和提出不信任動議，並要求廉政公署主動介入調查。有媒體表示，如果在競選時揭發梁振英有違規建築，特首選舉結果會有所不同。

其實，能被北京看上的梁振英爆出誠信缺失並不令人意外。此前就有報導質疑，梁是中共地下黨員。2012年3月28日，黨媒《人民日報》旗下的人民網在梁振英簡歷上冠以常見的共產黨員之間的稱謂——「同志」，更間接佐證了外界的猜測。儘管人民網很快刪除了「同志」稱謂，儘管梁振英多次聲明強調自己不是中共黨員，也從來沒有要求加入或被邀請加入共產黨，但這並不能解除人們的疑慮。畢竟在中共發展歷史上，潛伏在「敵營」中的共產黨員數不勝數。

退一步講，即便梁振英真的不是中共黨員，但至少應是親共份子，否則也不會被中央政府看中。俗話說的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中共從來不是一個講誠信的黨，講誠信也從來不是中共黨人的普遍品質，你說，梁振英誠信缺失奇怪嗎？

早在60多年前，中共還未奪取政權時，爲了贏得民心和國際支持，中共高唱「普選」，要求「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1945年9月27日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寫道：「一個民主國家，主權應該在人民手中，這是天經地義的事；如果一個號稱民主的國家，而主權不在人民手中，這決不是正軌，只能算是變態，就不是民主國家……不結束黨治，不實行人民普選，如何能實現民主？把人民的權利交給人民！」

可是，當1949年10月中共竊取政權後，卻毫無猶豫地走上了「變態」之路，不僅剝奪了人民所有的權利，而且連「普選」的話題都成爲了禁忌，號稱「當家作主」的人民根本毫無作主的權利。

當年，江澤民在接受CBS著名記者華萊士採訪時，對「中國爲何依然沒有實現普選」的問題的回答是：「中國人素質太差。」可是早在1939年2月25日的《新華日報》上，共產黨就呼籲，「他們（國民黨）以爲中國實現民主政治，不是今天的事，而是若干年以後的事，他們希望中國人民知識與教育程度提高到歐美資產階級民主國家那樣，再來實現民主政治……然而正是在民主制度之下才更容易教育和訓練民衆。」

如此行徑，如此出爾反爾，不僅僅是沒有誠信，連「流氓」這兩個字，都不足以形容中共醜惡的面目。

中共既然是如此沒有誠信的流氓政黨，那中共黨人講誠信嗎？有，但是很少。因爲講誠信的中共黨人絕對不會爲一個不講誠信的黨相容。比如中共最有良心的黨首趙紫陽，就爲了堅守自己對學生運動的看法，至死都被中共軟禁。

再看看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等中共黨魁，哪一個是信守誠信之人？都是翻手爲雲、覆手爲雨之徒。他們不僅對民衆不講誠信，彼此之間又有何誠信而言？表面說抗日的毛澤東骨子裏卻是爲了自己的發展壯大，爲了自己的權勢。曾經向毛澤東「保證不翻案」的鄧小平卻在毛死後，將否定了文革，狠狠抽了死去的毛的耳光。江澤民就更不必說了，1999年前腳還說國家從來沒有不允許法輪功煉功，後腳就掀起了大規模的鎮壓。而有這樣不誠信的黨魁，下邊的黨員又有多少知道誠信爲何物？知道誠信是美德呢？

在這樣的黨的培養教育下，浸染在其中的梁振英或許自己都不覺得小小不言的誠信缺失是怎樣的大問題。然而，在有着西方社會誠信體制下的香港，香港人認爲領導人任何的不誠信都是對公衆的欺騙，欺騙就要下臺。最近因欺騙導致國家元首下臺的例子發生在德國。2011年德國前總統伍爾夫就因爲很小的不誠信行爲被迫辭職。《明鏡》週刊對此總結道：「醜聞就是細節的積累。伍爾夫裝腔作勢、提升自我、自貶身價的特點，在民主國家中是違揹人民對政治家的期許的。……民主國家絕不允許他這種孩子氣的行爲。」

當然，目前的香港事務、尤其是特首的任命並非是由香港民衆決定，但中央政府顯然也無法忽視香港強大的民意。倒梁振英的呼聲無疑會讓即將到港出席活動的北京領導人難堪、尷尬。而香港民衆持續的抗議聲即便沒能導致梁振英提出辭職，但其未來的執政也絕不會一帆風順。誠如此前分析人士所言，其誠信問題將使中央難以在香港推動自己的政治日程，難以打破主權迴歸、人心未歸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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