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林丹：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前蘇聯和東歐各國的共產黨政權相繼灰飛煙滅。然而，歷史的長河卻在中國那片古老文明的大地前轉了個彎，這股自由的衝擊波並沒有眷顧那個多災多難的人民。六四血腥鎮壓後，統治者所做的一切，就是一手抓政治高壓，一手抓經濟放縱，逼迫和誘使人民「忘記」屠殺，「六四」就這樣地從國人的公共話題中消失了。

捷克著名作家米蘭•昆德拉說：「人與強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爲了那已被忘卻了的記憶，透視中國製作組再次推出紀念「六四」專題節目，讓我們跟隨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一起，回顧和總結那段給我們民族帶來深重災難的歷史，反思造成我們民族悲劇的根源，探尋實現民主自由的道路。也許這是我們對死難同胞的最好紀念。

辛灝年：其實我是「六四」的經歷者，雖然我並不在北京。我和當時的中國人一樣沒有一天不在關心着這個事件。同時我也是「六四」的親歷者，只不過我是「六四」的後期親歷者，也就是中共在天安門大屠殺之後，我親身地介入了運動。在中國共產黨的檔案裏面，我是參加暴亂的，屬於敵人的範疇，屬於敵我矛盾。

我對「六四」的看法很簡單。第一，我承認它是一場民主運動，也是中國現代史上一場偉大的民主運動，一場最撼動人心的歷史事件。第二，作爲一個學者，當我要站在歷史的立場上，站在學術研究的立場上，來回顧這場運動的時候，我想我還應該有個更加科學和準確的說法：這是一場從要求政治改良走向要求民主改革的政治運動。我想我還是從「六四」發展的幾個階段來分析和解剖這個問題。

一九八九年春天爆發在中國大地上的那場運動實際上分四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時間上看是從總書記胡耀邦之死到日「人民日報」發表「四二六社論」，將這場運動定性爲「動亂」，等於定性爲「反革命運動」的這一階段。就一個史學工作者的立場來說，它是整個八九民主運動的發動期。

中國死了一個下了臺的總書記，人民卻因「紀念」這個總書記，而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運動。要求共產黨反官倒、反腐敗，讓人民擁有新聞自由。這樣一個發端，好像跟共產黨總書記之死沒有什麼關係。可是它的關係在於，八七年的中共對於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鎮壓，並藉次逼退胡耀邦，鎮壓那一年的學生運動，開除黨內的所謂自由化知識份子，壓迫整個社會已經掀起的民主思潮……這才造成了人民要借胡耀邦之死，就是尋找機會來表達自己對於這個國家、對於這個政權、對於這個黨的要求。這個要求，就是要求社會變革，要求政治改革。

旁白：八十年代中期，中國的經濟改革遭遇瓶頸，只改經濟，不改政治的後果，導致官倒猖行，腐敗叢生；貧富懸殊，民怨沸騰。中國社會，危機四伏。

一九八六年底，中國科技大學學生在校內選舉人民代表，得到校方支持，卻遭到官方杯葛。

十二月九日，約兩千名學生走上合肥街頭示威抗議，學潮很快蔓延至上海和北京。一九八七年一月，胡耀邦因所謂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對學生運動失控負有主要責任，而被迫辭職。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胡耀邦病逝，北京學生及市民自發組織悼念活動。四月十九日，千餘名學生聚集在新華門外，要求送花圈入中南海，並呈交信件，與軍警發生衝突。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的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多萬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要求參加追悼，並跪交請願信，請求與領導人對話。

辛灝年：共產黨的總書記死了，卻最後引起了一場政治運動，甚至於把它變成了一個反對共產黨的民主運動，聽上去好像有點兒令人不可思議。這是因爲有很多人，特別是海外的人，不了解中國大陸人民始終在尋找機會以表示自己的政治態度和政治要求。因爲大陸人民只有從這種機會里面，才能找到自己說話的地時機，才能找到能夠表達自己意見的條件，胡耀邦之死就是給了這樣的時機和條件。

在這個運動的發動期裏面，我們明確地看出了兩條，第一，他們延續了八六年底學生運動反官倒、反腐敗的要求，所謂一脈相承。他們也延續了八六年底學生運動的新聞自由的要求。而這個要求新聞自由，不過是想借用新聞自由來制止官倒和腐敗，或者說揭露官倒和腐敗，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將屬於人民的新聞自由，還給人民。使人民對它的政權和政黨有一定的監督權。但它仍然屬於乞求統治者進行改革這樣一個範圍之內。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還是把期望寄託在當政的中國共產黨身上，希望中國共產黨能自己站出來制止腐敗，反對官倒；要求中共能夠施與人民一定的新聞自由以監督官倒和腐敗。

這場運動在開始的時候，也就是在運動已經出現了大規模的態勢的時候，當時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曾經有幾個人跪在人民大會堂前，向國務院總理李鵬上書，並且請求李鵬接見。這種跪求當權的共產黨國務院總理接見，並向他上書的這種「形象」，與一八九八年康有爲帶着舉子們去向滿清朝廷下跪、上書，以要求政治改革，應該說無論是在形式上，還是在性質上，都完全是一樣的。

由於幾十年來，人民在中共殘酷鎮壓面前所形成的恐怖情緒，這場學生運動在一開場，就要求這個運動具有高度的純潔性。也就像中國共產黨過去搞過的很多運動一樣，一定要與過去的反革命分子劃清界線，要與反共分子劃清界線，要與社會上的一些「渣滓」劃清界，也就是要使這個運動具有無比純潔性。這才造成了後來從湖南來的三位青年壯士，將染了顏料的蛋殼砸向廣場上天安門前的毛澤東像，結果卻被廣場上的學生糾察隊抓起來，然後又由發起和正在發展着這場偉大民主運動的年輕人們，把他們扭送給了中共專政機關，造成他們後來被判了重刑。

我們完全可以理解中共統治的恐怖性是他們如此行爲的原因；我們也完全可以理解年輕的學生是企圖用一種非常純潔的運動，來打動共產黨聽從他們的要求，來反官倒，反腐敗，甚至於給予人民一定的新聞自由。但是，從總體上來說，這個運動在它的發展期，應該屬於仍然是要求共產黨進行政治改良的運動。就是要求共產黨用黨的力量，用這個專制政權的力量來自己解決官倒腐敗問題。所以我覺得它在運動的初期，具有相當的改良性質。

旁白：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社論」認爲學生的遊行請願活動「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四月二十七日近二十萬學生走上街頭，遊行抗議，百萬市民夾道聲援。五月十三日，二千多名學生開始絕食，要求與政府對話。五月十八日，學生代表與總理李鵬對話，不歡而散。

辛灝年：我認爲運動的第二個階段，是從「人民日報」的「四二六社論」到五月二十號發佈「戒嚴令」。在這個階段＿面，我認爲它是「六四」整個運動的發展期。

因爲「四二六社論」給這場只不過是要求反對官倒、腐敗，要求給予人民一定新聞自由的學生運動，定性爲動亂，就是屬於「反革命」性質，這實在使學生在心理上受不了，因爲年輕人沒有想反黨，怎麼會是反革命動亂的製造者呢？這種結論，對於全國正在支援學生要求反官倒、反腐敗的人民來說，同樣也使他們在心理上也受不了。人民認爲學生不過是在向你提出反官倒、反腐敗而已，你卻把它定成動亂和反革命，那就是把學生運動當成了敵人，把學生當成了自己的敵人──人民心中不服啊！於是，社會的不滿情緒，反而變成了社會的巨大支援力量。這場學生運動由此而波及了全國城鄉，使它變成了一場人人都來支持要求懲罰官倒和腐敗的學生運動。因爲懲罰官倒和腐敗，符合全中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

在這個階段裏面，當時以趙紫陽先生爲首的一批改革派官員，他們是真地也希望振興中華，真地希望中國能通過改革開放走向一條真正變革的道路，希望並要求他們的黨能夠認真地進行政治改革，真正地進行政治改革，希望共產黨自己能夠開始反對官倒和腐敗，以便爲他們所要求的政治改革廓清道路。正是基於這樣一點，他們和人民、和學生的這一場反官倒、反腐敗的運動，就有了一個很好的交接點：第一是希望真改革，第二是希望懲罰官倒和腐敗。正是由於這兩個結合點，他們也曾真誠地支持過這場運動。

但是從另一面來講，他們支持這場運動，也希望這個運動支持他們。如果這場運動在反對官倒，反對腐敗，要求新聞自由，甚至是要求中國共產黨進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這些要求，能夠得到鄧小平、得到共產黨當權者的同意贊成的話，那麼黨內的改革派知識份子們，不就是實現了自己在黨內的追求和願望了嗎？所以他們一邊參加運動，一邊又試圖去影響這個運動，要把這個運動引導到支持黨內改革派要求政治改革的軌道上去。這並沒有錯，但是，這種做法的本身，卻使學生運動開始了複雜化。

這個運動在黨內改革派介入之後，壯大了聲勢，擴大了力量，影響了民衆；可是反過來又使這場本來十分單純的學生運動，介入了當時已經日趨激烈、甚至要白熱化的中國共產黨的黨內鬥爭，爲這個運動的未來留下了陰影。

由於「人民日報」社論的定性激起了人民情緒的反彈，激起了學生感情上的反彈，使人民認爲這個黨在政治上對這個運動的看法、期望和採取的處理方法，是完全違背學生的初衷和人民的應有要求的。

當時還掌管着相當輿論力量的黨內改革派，他們開始用共產黨自己辦的報紙，來報導這場運動，來宣傳這場運動，以達到支持黨內改革派的目的。可這個做法，它卻使鄧小平和中共黨內的真正當權派們，感到了黨內危機的出現，促成了黨內權力鬥爭的白熱化。

所以在這個階段我稱它爲運動的發展期，那就是因爲它已經不是單一的學生運動，而是有民衆直接參加的民衆運動；它已經不僅是北京的學生和民衆參加的政治運動，而且已經是全國城鄉人民都在積極支持或積極參加的運動。雖然它的要求仍然只是反對官倒，懲治腐敗，但是政治改革的要求已經越來越明顯。所以在我看來，這是運動的發展期，聲勢規模極其浩大，影響極其深遠，甚至已經是開始影響和震動了全世界，並且它的民主成分在增強，它的改良成分在削弱。

旁白：一九八九年五月十九日晚，李鵬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發表講話。五月二十日李鵬發佈「戒嚴令」。「戒嚴令」宣佈：「自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十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五月二十三日，約二十萬野戰軍被阻擋在北京城外，市民和學生勸說軍隊不要進城，不要向人民開槍。五月三十日，學生自制的「民主女神像」，被豎立在天安門廣場。六月三日，中共決定鎮壓，命令軍隊不惜一切代價清理廣場。

辛灝年：從五月二十日的「戒嚴令」，到六月三號的夜晚鎮壓之前，這一階段我個人認爲它屬於運動的對抗期。爲什麼說是對抗期呢？因爲中共在「四二六社論」爲這個學生運動定性之後，五月二十日又發出了「戒嚴令」，而這個「戒嚴令」一發布，那就說明共產黨不僅爲它定了性，而且共產黨的最高當權派們和它的頑固派們一起擺出了一付、或者說已經擺出了一付要鎮壓這場運動的姿態。就是他們已經在積極地謀劃對這場運動的軍事鎮壓，並開始調動大軍準備進城鎮壓。這些消息通過黨內的人士，特別是改革派人士，已經風風雨雨地傳遍了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傳遍了全國的城鄉。於是人民對於共產黨要鎮壓這場運動的擔心已經與日俱增。十分了解四十年來共產黨曾如何鎮壓人民的垃老百姓們，已經感覺到共產黨將與這場運動勢同水火，最後將以鎮壓、甚至是開槍鎮壓作爲它悲慘的結束。

在這個對抗期＿面，學生由於年輕，由於委屈，由於要求不但沒有達到，反而遭遇到了被視爲反革命這樣一個痛苦的狀況，直至面臨着有可能對他們進行鎮壓的險境。於是，這種痛苦、委屈、憤懣的心情，就造成了學生和中共的「僵持狀態」。而這個「僵持狀態」，也就是「對抗期」的開始。

整個運動發生了又一個轉向，那就是學生的抗拒性越來越大。早期所提出的，僅僅是懲治官倒腐敗的要求，已經被決心要與共產黨的企圖鎮壓相對抗這樣一種心理和態勢所代替。

黨內的那一批曾經在發展期走進了運動的改革派官員們，他們也是真正了解中國共產黨的。從他們所掌握的跡象、訊息和判斷中，他們知道共產黨可能要鎮壓了。如果一旦鎮壓的話，他們就不再是黨內矛盾的一個方面，而是將成爲共產黨鎮壓的對象之一，甚至於會被共產黨認爲是運動的「黑手」，從而被共產黨揪出來予以鎮壓。所以，他們當中的很多人，就在這個運動的對抗期退出了運動；他們當中還有另外一些不多的人，也曾試圖和學生們堅守到最後，但這樣的人很少；他們當中還有相當一批人，卻在這個時候搖身一變，變成了既是要支持學生運動，又企圖要代表政府──或者說就是政府派他來勸說學生不要絕食、不要對抗到底的……。這一批人當中的一些人，後來在海外也很老實地說出了他們當時的想法和做法。他們說：「我們不是來支援學生的，我們是代表黨和政府來勸說學生、化解矛盾的」。

在運動的對抗期，人們發現共產黨鎮壓的企圖越來越明確，鎮壓的部署越來越嚴密，學生的對抗情緒也越來越高漲。他們並且用絕食的方式，感動了中國人民，也感動了世界上的很多華人和許多的外國朋友。

北京和全國城鄉的人民，他們已經完全站到了學生的這一面。他們不僅同情北京的學生，同情全國的學生，而且參與了學生的運動，並且鼓勵和支持學生跟共產黨抗爭下去，對抗下去。他們甚至採取了一種「如果你要鎮壓，我們就堅決跟你抵抗到底」的姿態。北京的一個八十歲老太太，躺在解放軍進城的坦克車下面，表示要用自己的老命來保護學生反對官倒腐敗和要求新聞自由的訴求。

所以，這個時候的運動在性質上又發生了變化，它不僅僅使得運動發展期的改良內容變少了，而且使得對抗的內容變多了。在這個階段，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反對共產黨企圖用專制殘暴手段進行鎮壓的這樣一種人民運動。這種呼聲和這種行爲已經表明了，這個運動跟共產黨的對抗性在增強，所以它的民主運動的性質也在迅速的加深。它已經不再是單純地要求共產黨來實現他們懲罰官倒、腐敗的願望了，他們甚至已經表明了──如果你共產黨要對我們進行鎮壓，或者進行殘酷鎮壓的話，那麼我們人民就有可能來反對你共產黨。而他們絕食的行爲，對抗的行爲，以及種種反抗的行爲，都已經顯示了，他們將在這個問題上，絕不向共產黨妥協。運動的性質已經開始轉向真正的民主運動。

最後，就是在六月三日的晚上，共產黨真地開槍了，那一聲聲槍響，那一輛輛坦克車履帶的軋軋聲，那一路上鮮血飛迸的悽慘狀況，和北京城遭到屠城的痛苦呼叫，一是證明了共產黨的鐵石心腸，二是證明了學生運動的單純和幼稚，三是證明了學生對抗的正確性，四是證明了，對於這樣一個政權，你希望由它來懲治自己的腐敗和官倒，是根本做不到的。因爲，它恰恰就是這個官倒和腐敗的製造者和捍衛者。

旁白：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晚，數千北京市民在北京各路口千方百計阻截戒嚴部隊進城，軍隊向人民開槍，造成大量傷亡。六月四日凌晨，近萬名軍人以坦克和催淚彈開路，包圍了天安門廣場，並以武力清場。六月四日凌晨，在距離廣場數百米外的六部口，坦克衝入從廣場撤出的學生隊伍中，壓死壓傷學生多名。六月五日，政府宣佈已平息了「反革命暴亂」。至此，持續近兩個月的北京學生民主運動被血腥地鎮壓了，然而更大規模的反抗運動卻在全中國各地爆發開了……

辛灝年：我認爲從六月三號夜裏，中國共產黨殘暴鎮壓開始，一直到二十天之後，這個運動在全國被徹底地鎮壓下去，它構成了這個運動的第四階段，那就是暴動期。可歌可泣的暴動期，使八九年春天的那一場民主改良運動，到了這個時候，不僅從改良走向了民主；而且從民主走向了反抗；走向了要求以血還血，以暴制暴；走向了「要求堅決推倒共產黨或要求徹底解決中國共產黨的問題」這樣一個偉大的民主變革的要求裏面去了。

運動的暴動期和前面所有階段不一樣的地方在哪裏呢？

第一、它已經徹底地從改良運動走向了民主運動。它已經完全地變成了一場人民反抗專制、甚至於是要推翻專制的民主運動。從而完成了它性質的巨大變化和發展，走向了人民自己一心相與的那個最後要求的高度上去了。

第二、在運動的暴動期，我們的人民已經在反抗共產黨和要求民主變革的道路上，勇敢地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全國大中城市，火車停開，飛機停飛，商店關門，工廠罷工……無數的工人、學生、市民、知識份子們，都勇敢地走上了街頭。他們戴着白花，繫着白色的孝布，高舉着拳頭，高喊着「打倒鄧小平」，甚至是「打倒共產黨」的口號。

我自己就在合肥三孝口街頭和二十萬人在一起，高舉着拳頭喊着「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我不會忘記。

就是在那個場合，一箇中年的婦女站起來問大家，四十年了，中國共產黨對我們中國人民到底做了什麼好事沒有？犯下了怎樣的罪行？它到底屠殺了我們多少中國人？全場的民衆馬上高呼：「共產黨沒做一件好事！」

四川一個老教授走上街頭說，我一輩子不敢講的話，我今天要喊出來。他舉着手中的白花高喊了一聲：「打倒共產黨！」

在安徽宣城水東鄉的小學裏，當老師告訴學生們共產黨在北京開槍了，殺死了我們很多年輕的大學生的時候，這些農村的小學生走上黑板，在黑板上寫下了這樣的話：「大學生死了，中學生上；中學生死了，我們上」。他們的老師在長達二十天的時間裏，都不忍心將這三句話從黑板上擦掉。

無數的人民高喊着「以暴制暴，以血還血」的口號，要向共產黨討還血債，要推翻共產黨的專制統治，要爆發人民自己的革命。這是一九四九年以來任何一場由共產黨左右的運動，或是人民的自發抗爭，都從來沒有出現過的威武雄壯的場面。

根據國內所提供的數字，「六四」北京鎮壓之後，在全國各地悼念「六四」英烈的短短半個月內，共產黨在全國各地槍斃了參加暴動以反抗中共專制統治的仁人志士，就達兩千八百人之多。一排一排的參加過暴動的年輕人，一排一排曾高呼着口號要推翻共產黨的年輕人，被共產黨押向刑場執行了槍決。這樣的圖片在中國廣大的民間都被保留下來了。

一個大學的老教授，他在運動的前面三個階段都沒有參加，可他卻在「六四」之後的暴動期，走上了街頭。爲什麼？他說：「我慚愧。一九四八年我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國民黨政府讓我們北大學生每餐三菜一湯，白麵饅頭，吃得飽飽的。吃完了，我就跟着中共地下黨上街去反飢餓、反迫害、反內戰。他說，今天我如果不上街去悼念「六四」，那些被共產黨殘殺的北京學生，那我還是一個人嗎？」他老淚橫流地說了這番話後，就走在了那個城市和那個名牌大學所有悼念「六四」英烈的學生遊行隊伍的最前面。

所以我說「六四」分四個階段：發動期、發展期、對抗期和暴動期。而暴動期由於國內沒有刊物、新聞報紙來報導它，本地的人雖然知道，而外地的人就只能靠口耳相傳了。曾經活躍在前三個時期的天安門廣場的學生和各地的學生，及其領袖們，由於他們有的來了海外，有的在國內沒有互通聲息的可能，所以他們當中很少有人會提到「六四」運動還有一個「偉大的人民暴動期」。中國人民從害怕共產黨，到走向了不害怕共產黨，暴動期就是證明。

這四個時期說明了，中國人民開始還曾寄希望於中國共產黨來解決他們自己的腐敗、官倒等問題，可是到了運動走向它最後的暴動期之後，人民知道了這一切都是共產黨製造的和維護的，只有推倒共產黨，只有徹底地變革中國的政治狀況，解決掉共產黨的專制統治，人民才可能真正爲這個社會解決官倒和腐敗的問題，才能爲人民自己爭來新聞自由、出版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

記者：您是在「六四」開槍以後走上街頭的，那爲什麼您在「八九民主運動」的初期沒有參與進來，而是到了它的後期才參與進來的呢？

辛灝年：這場運動在它的發動期和發展期所帶有的改良主義的色彩和改良主義的性質，不符合我的思想，因爲我在八十年代初期就對這場改革開放的性質就有了明確的認識。

我在八三年到八四年就研究了世界上所有進行過改革開放的專制政權，最後必然引發革命和走向滅亡的歷史。我對中國共產黨的改革開放，不可能解決共產黨專制統治問題，早已胸有成竹。這一切看法都白紙黑字地記錄在我在八五年到八七年所寫的三部長篇小說裏面。

主持人：辛先生在採訪中提到的三部小說，指的是他的以八十年代改革開放爲背景的長篇系列小說《八十年代記事》：「癡漢和他的女人」、「都市的女兒」和「少夫人達琳」。

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原名高爾品，他曾是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協會安徽分會的一級作家；他曾發表過三十四篇短篇小說、十六部中篇小說，五部長篇小說，以及多篇文藝理論著作，近三百餘萬字。從他的作品中，人們會發現他對中共本質的深刻認識由來已久。

長篇小說「少夫人達琳」描寫了一個志在改革的中共高級幹部家庭，在改革中分崩離析的過程。揭示了爲保護其專制權利所進行的改革的必然後果。在小說中，辛先生（即當年的高爾品）通過歷史學家鄭旭初之口，表明了他對中共改革開放的性質及其結果的深刻認識。

旁白：「不要忘記那個貴族出身的俄國改革家說的話--任何從維護統治本身出發的改革，不過是在預防革命。我們的改革，應該與歷史上所有統治者的改革不一樣，不是爲了維持住政權，而是真正地爲了國家與民族的前途。只高喊改革，而不真正實行它，人民是要絕望的。我們沒有權利讓人民絕望。而絕望了的人民，又什麼做不出來呢！幾乎所有的革命，都發生在改革失敗之後……」

辛灝年：在整個改革開放時期，我的思想與中國廣大的中下層知識份子一樣，對這一場改革開放沒有看好。有着許許多多慘痛經歷的幾代中國知識份子，只要他還沒有踏進官場，只要他還沒有被共產黨的權勢和利益所吸引，他都會得出這樣一個公正的結論。因爲我們的絕大多數知識份子，都了解滿清的改革開放，滿清的洋務運動，了解它和共產黨的改革開放的做法和行爲，是完全一樣的，其結果也必然是一致的。

正是因爲這些原因，當我明確地感覺到，北京的運動在它的早期還具有鮮明的改良主義傾向，並不完全具有純粹的民主追求的性質，甚至於對共產黨還抱着極大的情感和希望，所以我不願意參加。直到後來，當我看到湖南來的三壯士，在北京用填滿了顏料的雞蛋，砸向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獨夫民賊毛澤東的畫像的時候，我才真正是心花怒放。可是當我發現他們三個人被廣場上的「民主運動」的參加者們，扭送給了共產黨的專政機關（後來均被共產黨判了重刑）的時候，那一天，我是差一點把家＿的電視機給砸了。當時，我拿起將手中的茶杯就砸向了電視機。這大概已經能夠說明我爲什麼不願意參加這一場運動。

可是這場運動在它的對抗期，開始改變了我的思想。原因是對抗期的運動，開始改變了自己的性質，拋掉了相當成分的政治改良主義的色彩，拋掉了、或者說是逐步地或迅速地拋掉了對共產黨所寄託的「深情厚望」，迅速地表現了人民對於民主變革的追求，並堅定了這種民主變革的追求，明確地萌生了要實現民主變革必須與共產黨的專制統治相對抗的思想，開始走上了要反對和解決這個專制統治的道路。

這時候我對這個運動，從思想上到感情上便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在廣東參加完了國際藝術節之後，五月二十三日，我參加了廣州一百五十萬人大遊行。我走上了街頭，並走在這個遊行隊伍的最前面，還發表了演說。我說，「運動發展到這個程度，大家就不要再指望還有什麼神仙皇帝來救我們中國人民了，我們中華民族、中國人民要靠自己救自己……！」沒想到我的講話，引發了全場熱烈的掌聲和呼聲。遊行之後，我就發了個電報給安徽省文聯的朋友們，我告訴他們，我已經參加了廣州的五•二三大遊行──一百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並且我還在電報的最後寫了八個字「民主必勝，專制必敗！」

我在安徽省文聯作家協會的朋友們，都在傳閱着我這份電報。他們知道高爾品，也就是今天的辛灝年，並沒有遊離在運動之外，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五月三十號，我回到了合肥。我回信告訴湖北的一位電視節目主持人：不開槍就不是共產黨。我知道它會開槍。

六月三號夜＿，共產黨果然開了槍。當夜凌晨四點，安徽科技大學的一位共青團的書記帶着一些學生來到我家＿，把我從床上叫起來，並告訴我，共產黨殺人了，北京鎮壓了，並將北京學生髮往美國的傳真，實際是從美國轉回的傳真，交給我看。我的心裏面是說不出來的感覺──痛苦、憤怒、膽怯都有。一個急遽的情況擺在我面前，究竟跟不跟孩子門一起上街去？最後，我終於懷着「膽怯和憤怒」走上了街頭，在天還沒有亮的時候，我已經在合肥的大街上游過一圈了，並喊了口號。當我舉起手來喊過「打倒鄧小平」「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之後，我真的是什麼都不怕了，真的不怕了。因爲四十年我從來不敢喊的話，不敢說的話，我喊過了，說過了，所以反而不怕了！

從這一天開始，我全身心地投入了這場運動，直到這場運動被徹底地鎮壓爲止。所以「六四」後，我是被判爲「敵我矛盾」的，是屬於「暴亂分子」的。

我承認，正是這一場開始我並沒有很大興趣，後來我又非常熱衷的運動，在我的背後深深地、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推動着我，從思想上的認識，走向了在行爲上的決裂。我辭掉了所有「被統戰」職務。我承認，這場我曾經沒有多大興趣，最後卻全身心投入了的運動，使我把自己多年以來已經在研究、並且已經有了研究成果的「誰是新中國」這個主題，真正地放到了自己良心的前面，下決心不顧一切地將這部著作完成。我承認，八九年的那些學生們和孩子們，深深地、重重地推了我一把，將我推上了一條與中共政權不僅是在思想上，而且是在行爲上徹底決裂的不歸之路。這就是高爾品變成了辛灝年的原因。

記者：那您認爲「六四」的意義在哪裏?我們應該反思些什麼呢?

辛灝年：我覺得「六四」第一個要反思的，就是要認清我們的時代和我們的歷史。了解一些民主國家的民主運動的歷史，並進行比較，找出我們的「六四」爲什麼會失敗的時代原因，政治原因，社會原因和人民自身的原因。我認爲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反思。

第二，對「六四」的反思，它更重要地是向我們提出了，對中共這個全方位的專制復辟統治政權，不要存任何希望。誰對它懷抱希望，誰就將遭遇慘痛的失敗。

第三，「六四」還告訴我們，中國共產黨長達半個世紀的愚民教育，對我們這幾代中國人是起了可怕作用的。我們在運動中，不論是大的方面和小的方面所犯下的種種的錯誤，都是與中國共產黨五十年來，對中國人民在文化思想上的蹂躪所造成的可悲結果分不開的。

這是我們要認真反思的。

第四，要堅定民主追求的勇氣，不要爲任何的幻想所迷惑。只有堅定不移地、堅韌不拔地追求下去，用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心靈、自己的雙手、去推動民主變革，去擁抱民主變革的到來，我們才能真正地走向民主。

「六四」的意義在於，它是在中國共產黨長達半個世紀的專制統治上，所發生的一場極其偉大的民主運動，雖然它的前期具有民主改良的性質，這是其一。

其二，「六四」表明了在中國共產黨用革命的名義，欺騙了人民，實現了長達四十年的專制復辟統治之後，人民終於通過八九年春天的的這場運動，認識到了它根本就不是所謂的「革命」，實際上是一場專制的全面倒退，也是全面的復辟。

其三，「六四」的意義還在於，它使人民認識到，依靠或寄希望於專制統治者自身，求它以「自我完善」的手段來解決政治改革，然後再走向民主的道路，是完全走不通的。鄧小平在一九七九年，就是中國共產黨的三中全會之後所推動的這場改革開放，說到底不過是爲了「中共長治、人民久安」的一場救共產黨統治的政治運作而已。

尼古拉二世的寵臣維特伯爵就曾經說過，「改革是爲了預防革命，如果革命不會發生，改革照常進行；如果可能發生革命，改革則必須終止」。八九年的鄧小平，就是完全按照尼古拉二世那個寵臣維特伯爵的話，在中國表演了一次沙皇尼古拉二世所早已表演過的，那一場對於改革要求的鎮壓。改革，真正的政治改革，已成爲不可能。期望由共產黨來變革自己的政治，並將它推向真正民主改革的軌道，就只能是一場夢幻。

「六四」的第四個意義，也就是它在暴動期所展現的血的風彩告訴我們，我們只能堅定地和這個復辟了專制統治的政權、這個黨劃開界限，由中國人民自己來解決中國民主變革的大問題。

可以說，在八十年代中共改革開放的歲月＿，一批民間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批真正在把心貼在中國民族發展道路上、追求道路上的知識份子，一批真心認爲「只有解決了共產黨問題才能夠振興中華」的這一批知識份子，他們的遠見，在八九年被共產黨用鐵、血和屠刀證明了，證明了他們的看法是完全正確的。這一批人沒有走進共產黨，他們在民間推展着對歷史的反思，他們在民間推動着人民自身的真正的思想解放運動。

如果要用一句話來評價「六四」的話，那就是八九年春天的中國的偉大的民主運動，終於完成了人民從改良走向革命的一個轉換的過程。人民在實際上已經告別了改良，革命已經悄然而至。革命的思想，革命的理想，革命的變革要求；人民對於歷史上的重新認知，以及歷史賦予一場真正民主革命的激情和希望；就正是在八九年那一聲槍響之後，在人民的鮮血橫流之際，開始重新爲我們的人民自身所認識。「六四」告訴了人民，只有依靠自己，依靠自己對於自己民族、國家前途的革命性追求，我們才能完成真正的振興中華的偉大目標。

主持人：在中共的血腥鎮壓下八九民主運動失敗了，然而它葬送的不僅僅是抗議者的生命，或是中國的民主前途，更嚴重的是它扼殺了許多人的良知與道義。「六四」之後，恐懼使國人保持沉默，利益使一些人選擇遺忘，面對不斷地迫害與鎮壓，人們似乎變得越來越冷漠。然而，「六四」的槍聲，不但爲中共敲響了喪鐘，也爲國人鳴響了警鐘，它使善良的人民不再對專制政權報有任何的幻想。

「六四」是一首用鮮血和生命譜寫的悲歌，今天，當我們再一次吟唱它時，感受到的不再是痛苦與吶喊，而是悲壯與不屈。它就像我們的民族精神一樣堅忍不拔，百折不撓，而這正是我們民族的希望所在。讓「六四」的槍聲，成爲永遠的最後一槍，讓歷史的悲劇不再重演。

旁白：今天我們還活着，因爲我們是倖存者，如果還有下一次，也許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新唐人電視臺記者林丹、謝宗延、陳修文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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