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东北地区拉广告，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但五年来，我一直坚持把新闻报导放在第一位，这有违于港馆领导的大政方针，在总编和社长看来，《文汇报》应当环绕着经济效益，去找新闻，或者确切地说，是先去吹捧某些企业，或某个官员，再去伸手要钱，只是报社领导不主张来硬的，而是用软的，用交朋友的办法，说白了，就是一种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至于付面报导和突发事件，向来是报社领导慎之又慎的问题，前者一般不碰，后者实在绕不过，就粉饰太平，颠倒黑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我作为十几个驻地办站的负责人之一，绝对是人微言轻的，一来我不是广东省委八办的在编人员，二来东北经济实在不景气，没有珠江三角洲那么多有钱的企业，所以，不论从哪个角度讲，我在《文汇报》都无足轻重。不过，有趣的是，在港人看来，东北是不毛之地，治安环境很糟糕，总有一些突发事件发生在那里，如果当事人涉及港台，就成了热门新闻，故此，我又每每身处舆论的漩涡之中。

记忆里的许多重大的突发事件，都在我的任期冒出，也都与东北有密切关系。比如， 1998 年轰动港台的林滴娟命案， 1997 年的 钟少雄绑架案，1999 年的沈阳副市长马向东贪腐案，哈尔滨副市长朱圣文贪腐案，等等，此外，还有黑龙江的洪水，山东烟台的沉船，漠河的日全食，总之，如果现在翻翻《文汇报》，可以看出我对类似事件是花费很大气力去报导的，大都是第一时间，和第一手材料，所以，主管报导的副社长王伯遥对我评价很高，他对我的林案报导的评价语是 “领先一步，好评如潮”。

然而，令我最悲哀的是新闻真实性的问题，很多报导是做到了这一点，但还有大量的保留，比如，花钱买凶杀害林滴娟的是李广志，李是一个在辽宁海城做镁矿生意的商人，他的后台是他的父亲李某，而李家父子的后台是政治局委员李铁映，李力践父子，李铁映在海城任职多年，与地方官员和企业老板有盘根错节的关系，当时，有知情者透露，元凶李广志就是在李铁映等官员掩盖下逃跑的，至今没有规案，杨荣喜不过被利用的杀手和替死鬼而已。

还有钟少雄案，他是香港的著名电影导演，他的父亲在鞍山搞内部股票骗了不少人，当地黑社会派人把他从广州绑架到鞍山，其目地是父债子还，我是通过总社记者王坚第一时间知道这个线索的，随后我驾车飞速赶往辽宁鞍山，由于我在当地和黑白两道的人都有关系，很快查找到了钟少雄被绑架后关押之处，所以，我发表了非常有现场感的一篇人物专访，在香港轰动一时，也促成了钟少雄的尽早获释，但依然有所保留，有知情者透露，绑架行动是由鞍山某公安人员操控的，连市政法委书记张家成也身陷其中，后来，我坐牢时，他当了省司法厅长，有一次，还带领监狱管理局长，到我所在的大连南关岭监狱视察，竟装着不认识我，如果，我当时披露了全部内情，他后来不会有高升的官职，想来苍海桑田，人心难测，真是后悔……

至于慕绥新案，马向东案，朱胜文案，等等，都颇为类似，总之，当时我的处境，虽有一份勇气和担当，但由经济地位所决定，为了生活的物质条件领先他人，不得不在报社领导的要求下自律，平心而论，编辑部不会对某一个细节提出明确的意见，但报纸政治背景的整体框架制约了每一个人，久而久之，不用报社高层讲话，我自己就知道适可而止，这种情况，海内外的媒体，只要是中共操控的，无一例外，所以，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公平地剥夺了读者的知情权，而在错误信息基础上导致的行动，就是茫然轻率的。

总之，我得出的结论是，《文汇报》身处“一国两制”的香港，他所有的新闻报导都是一半真，一半假，究其原因，不是老总和采编人员心无明镜，而是大家都是凡人，都为了一碗饭，没办法，根子还在上面，在于国家的领导体制。

半夜里来了新娘

正因为一党执政，一个强权操控媒体，舆论只能讲好话，所以，长期以来，使《文汇报》，《大公报》，《商报》等媒体，在东北成了香饽饽，在通常情况下，我们不论到哪去采访，都受到基层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接待，特别是中性的事件发生的时候，更是如此，拿 1997 年百年一遇的漠河日全食来说吧，那次采访的经历就满有趣的。

我从大连乘火车晚上出发，要耗费一夜时间，第二天凌晨才能赶到哈尔滨，然后，再转车去黑龙江省的西木林，它是一个很小的车站，离中俄边境的北极村很近，日全食的最佳观测点就在它所在的漠河县，我大约历时二十几个小时，才抵达了那里。

记得那时有多家媒体同行一路搭伴，《大公报》驻东北记者华大珍也身在其中，她非常有交际能力，又熟悉地方情况，故在漠河很快找到了下榻之处，但我没有办法。因为云集的官员和媒体记者很多，仅有的两家宾馆已人满为患，我站在漠河宾馆走廊里，举目无亲，手足无措。不过，当地群众对新闻记者很好，有一个宾馆的工作人员，听说我是香港《文汇报》的，十分新奇，她大约五十多岁，有一张圆脸，红扑扑的，我发现那里的人都是这样的脸蛋，大概与风吹日晒有关吧！她认真查看了我的证件，想了想说，天快黑了，气候又零下 39 度，你到我家住吧！

我别无选择，明天报社要发当日新闻，最好能有日全食的照片，我必须先安顿下来，于是，我随她走去。原来，我很幸运，他的女儿刚结婚了九天，有另一处房子居住，它位于一个千篇一律的鸽子笼式的民宅的二楼，大约十几平方米，除了一张板床，和一个沙发，一个梳妆台，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她把我介绍给女儿，她大约二十几岁，有非常美丽的面容，和偏远山区人特有的纯朴，她说，你别嫌弃，也别害怕，就在这里住吧，我和爱人到我妈家，没人打扰你！……而且，凑巧的是，他爱人是开出租的，正好我也要用车，这样一来，什么都解决了。

那时，电脑没普及，发稿要用传真，但小小的人口两三万的漠河县邮局，只有一部公用的机器，于是，我先在这个民宅里写稿，再用电话口述给远在大连的同事，她打印后发到香港，故十分便利，我既没有挨冻受累，也免除了邮电局门前排队之苦。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天晚上，天气异常寒冷，我根本不能出门，读了一会徒步行走英雄余纯顺的传记，然后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时分，房门忽然开了，我吓得从沙发上滚到了地下，问：谁？……没想到是新娘。房东女儿抱着一个暖瓶走了进来，她是来给我送热水的，她说，天气太冷了，我妈不放心啊，说别冻坏了记者……接着，她发现了问题：你为什么不睡在床上，我告诉她，他们的新婚被子上有一对刺绣鸳鸯，很是漂亮，被子是喜庆用的，这里没有洗浴设备，我可能身上不太干净，就不好意思掠人之美！……她笑了，问我“掠人之美”是什么意思，并说你们香港人就是这么文诌诌的，我说，我家住在大连，只是给《文汇报》打工，并非香港人，她竟说，大连是“北方香港”啊，不一样吗？……

此后的几天，我就一个人，住在这个人烟稀少的小县城里，住在这个完全陌生的房间里，有几次进进出出，不会用她家的钥匙，我就随便敲开旁边的一户人家，他们也不问我是谁，就帮我开门，这种情况在其他地方，比如，香港，深圳或者大连，都是难以想像的奇闻啊！

后来，我在狱中闲着没事经常回顾以往，颇多感慨，我想，这里的人民太好了，如果中国是民主体制，媒体没有捆绑，完全放开，《文汇报》能做许多回报人民的好事，而不仅仅是报导自然状况啊！

阳具拔不出来了

1998 年，台湾民进党议员林滴娟死的太惨了，她生在台北，却死在了辽宁省海城，我是亲眼看过她尸体的记者之一，当时知道她死讯的人很多，但同一天发生的另一件事却被封锁了消息，没几个人知道，那就是，被掩埋了的旧闻：当众多台湾记者，蝗虫一样云集小小的海城宾馆之时，当地邮电局和税务局的两个领导，闹出了惊天动地的桃色新闻，前者是女的，大约四十多岁，后者是男的，已年过半百，他们先是工作上交往，慢慢久了，关系演变了，成了秘密的地下情人。

这种婚外情在东北十分普遍，对官场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大事，很多官员都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百姓亦见怪不怪。问题是，正赶上海内外媒体聚焦海城的时候，有一个高档生活小区的保安却发现了异常现象，有一辆进口的豪华面包车开进了车库，连人带车再也没有出来……原来，车子是税务局某局长的，那天，他下班后带着情妇去吃饭，喝酒，吃完了又去唱卡拉 ok ，唱到半夜，最后又去洗浴，玩够了，两人缠绵悱恻，意犹未尽，就把 车子开进了车库，在里面又温存了半天，不想，车库和车里都打了空调，他们不知不觉地睡着了，窒息而死……

据知情者披露，当保安找到他们时惊呆了，一男一女，相拥而眠，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而且，人们无法把他们僵硬的尸体再分开，男的阳具拔不出来了。如果是普通老百姓，人们一笑置之，偏偏他们是局级干部，很多人在电视上熟悉他们，而且，双方配偶知道此事后均很生气，都拒绝收留尸体，料理后事，不巧的是，他们的尸体与林滴娟的遗体放在同一个医院里，只是分在不同的太平间。一位当地官员对我说，求求你，千万别告诉台湾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记者，他们要是知道了，会和林滴娟的事一起炒，更骂我们共产党腐败啊！我心想，林滴娟之死，如果不是官商勾结，社会治安太坏，她怎么能死得这么倒霉，也这么凑巧呢，还和官员的性丑闻发生在同一天，这是偶然的吗？

陈县长与他干妈的纠葛

萝北县是黑龙江省一个归属鹤岗市的小县，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它地理位置特别重要，因为，在它的北面一江之隔的是俄罗斯的阿穆尔捷特，据说每到夏季，很多美丽的妈大姆赤条条地躺在沙滩上晒太阳，成了目力所及的西洋景，故此，近年来，萝北县“光□岛”（即“情人岛”）名扬天下，游人如织。

不过，我常去那里的时候，是 90 年代中后期，它的知名度还不太高，我是被邀请去专访县长的第一个香港记者，官员们还是第一次知道了香港也和上海一样，有一家《文汇报》，我向他们解释了半天，他才确信这是共产党办的报纸，于是，酒足饭饱，他们看我很豪爽，就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

他的前任是土生土长的鹤岗人，时年四十出头，从基层的老农民慢慢地一步步爬上来，当上了县长，那几年，上级下令全力以赴招商，他就热情地接待所有的有头有脑的人物，有某老板给他介绍了一个六十多岁的妇女，她气质高雅，举止不凡，不仅带着瑞士名表，而且还穿着一身名牌套装，其助手是个能说会道的女大学生，她在酒桌上显示了海量，趁酒酣耳热之时，介绍她的老板说，她是李嘉诚的妇人，掌管一家金融公司，正准备找一个上亿的大项目，做点生意，县长乐得合不拢嘴，就建议她投巨资改造“情人岛”，那小岛位于中俄之间，上面长满了扭在一起，全都两个枝干的情人树，李妇人听了很感兴趣，就提出立即考察，县长以为做梦遇上了财神爷，就当即放下其它工作，陪她们环岛考察，少不了吃喝玩乐，极尽地主之谊，反正花得都是公款。

他们很快签了投资协议，第一期由港方投资 3000 万元谘询开发费，县长乐开了怀……此后，李妇人又来过几次，县长拜她当了干妈，但她说，李嘉诚出差没回来，投资款没人签字，告诉县长别急，干妈的话岂能怀疑？他又热情地留干妈住在宾馆里，正巧她感冒生病，说要先到欧洲休息再回香港，走时匆忙，身上钱不多……县长慷慨地借给她十多万元，她说回头就还给干儿子。不料，她竟一去不回……

我问：你说的县长，为什么连李嘉诚的家事都不知道啊！领导说，我们这个小地方，很偏远很闭塞的，如果那时，你这样的香港《文汇报》记者多来一些，多给我们宣传宣传，就好了！来得人多了，信息流量大了，就不会上当受骗了。我想也难怪， 1994 年 11 月，我去大连市外经委办理《文汇报》驻地办事处注册手续时，工作人员从未听说《文汇报》，还以为我们是特务，是反动报纸呢！她把消息第一时间报告了安全局……我问这位领导，后来呢？

他说，陈县长报了案，公安局的确很厉害，很快就在新疆抓捕了李嘉诚的假老婆，原来，她是新疆乌鲁木齐一家毛纺厂的退休工人，和县长一样，连香港都没去过，但却能欺骗共产党的干部。类似的故事，在我任期听到了很多，查证属实的也有大把，这只是苍海一粟，我想，这主要是中共长期以来操控媒体，愚弄百姓造成的恶果，而每一件坏事最后均必将反害其身，自食恶果。

2011 年 1 月 13 日于多伦多大学梅西学院。

文章转自： 香港《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