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以骗局起家
万里在《谈话》中一针见血的说：
六十年来，我们说的最多的一段话是「几千万革命先烈换来了红色江山」。这是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最大理由之一。为了新中国，死了数千万人，这是基本事实。
还有一个事实是，他们是为什么牺牲的？他们前仆后继，为的是当时我们中国共产党设立的目标和理想。
现在，有多少老百姓知道那时共产党设立了什么具体目标？我知道。
90年代时，出过一本书，书名叫《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很快被查封了。我让秘书找了一本我看看，用了一个周末的两天，我全部看完了，我还找了一些专门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问了情况，他们告诉我，这本书里收集的，全部是我们党在三四十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声明，没有一份是伪造的。
当时，我们党向全中国人民做了承诺，要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独立的国家。……这些承诺的确吸引了无数志士仁人。那些牺牲的人就属于这部分人。
其实，那些承诺，在毛主席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五六十年代（在毛泽东的指示下）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
我看到过一份文献研究室送来的原稿与修改稿，当时让我心里震动很大。现在，我能公开说出二十多年前我脑袋里就产生的疑问，这么个修改法，那几千万人不是白白牺牲了吗？那是白纸黑字，确实推翻了当年我们党的承诺。（摘录完）
万里这段话表明，毛泽东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中国共产党是个不折不扣的大骗子组织。
万里的话揭开了一个惊人秘密：并不是中共和毛泽东推翻了当年的承诺，而是当年的所谓「承诺」从一开始就是设下的骗局，它致使几千万爱国者掉入陷阱、牺牲生命。
● 抗日战争是中共的又一个骗局
抗日战争谁是功臣，中共又撒了一个弥天大谎。
9月18日是历史上的「九一八事变」，中共又在炒作自己是抗日英雄，毛泽东曾经有一篇文章谈到国民党不抗日，却在抗日胜利后「下山摘桃子」，「下山摘桃子」一词在中国大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也成了讥讽国民党的名言。
历史记载，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在北平南郊发动芦沟桥事变，对中国宛平县驻军突然袭击，国民政府陆军第廿九军宋哲元部吉星文团奋起抵抗。全团官兵对日寇侵略军予以迎头痛击：面对现代化优势、轻重武器和精良装备数倍的侵略者，以大刀片和手榴弹为主要武器，以血肉之躯冲向敌人，短兵相接，拼命撕杀，杀声震天，悲壮至极。
退休老教授任冀璋回忆道，1944年5月间，洛阳沦陷后，他们的流亡中学落脚在渭河南岸一个小县城郊的庙宇内，8月间一个周日，他拿着古文观止和英文课本，找一个安静地方去小声朗读。无意中听到庙后杂草乱生的小荒凉院内，中共党员在布置任务，鲁迅夫人许广平的侄子许杏林传达了在西安听林伯渠传达的中央指示精神。总的是说「可以参加国民党、三青团，可以参加国民党军队当军官，由小到大掌握军权、党权、政权、财权，抗日爱国口号喊的越高越好。要千方百计的发展武装力量，扩大和巩固根据地。抓住机会打击国民党，协助日军多多占领大中小城市。目前我党主要任务是促进日军突破潼关天堑，占领关中。我军必须及时配合日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主力」。任教授说，当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件事几十年来，连妻子都没说过，直到今天才写出来，公诸于世。
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亲口说，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就是配合侵华日军夹击抗日军民，促使日本多多占领中国土地。
现在历史的真相已经被揭露出来了，中共不但不抗日，而且还帮助侵华日军夹击大败国军，杀害抗日战士。
现在中共依然利用影视报刊继续编造谎言，称自己是抗日的中流砥柱。
● 在毛的心里，谁处上势谁是大爷
2009年10月1日，中共把党的丑闻展现在天安门广场。方阵推出的第一代领袖是淫荡残暴的毛泽东，第二代是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第三代是二奸二假的江泽民，……。
邓小平从来就没有当过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现在却被推崇为「第二代」，这确实可笑。
从党还没有建立非法政权之前，握有军权的邓小平参加核心会议时，就从来都坐到听不见老毛说话的地方闭眼养神。毛泽东对此又恨又怕。恨的是，邓小平不拿自己当回事，怕的是邓小平「成事」。
毛一辈子都是借命令别人弯腰低头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的。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9月18日刊登的党史《毛泽东：「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不小心披露了那个历史阶段中的一点点内情，为什么毛泽东看邓小平的报告好像吃冰糖葫芦，原来邓小平的报告中写的都是如何没有执行好毛的指令的「自我批评」。从此文中可以清楚看到毛这一辈子都是借命令别人弯腰低头来提高自己的威望的。
1948年，中共还没有建立政权，邓小平时任中原局书记，带领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大别山区刚站住脚，战斗环境紧张而艰险，但整人运动从来没有因此而停止过，反而对各地方负责人亲自动手写检讨报告抓的更紧。
1948年1月，毛泽东询问邓小平有关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邓小平数电答复。3月14日，毛泽东批转了邓小平3月8日给中央的书面检讨报告全文，说：「小平同志的这些负责的自我检讨是非常好的，有了这样的自我检讨，就有使广大干部逐步学会党的策略观点和政策观点的可能」。邓小平那个时候就是用来教育各地方负责人的「样板」。
毛的批语中还赤裸裸的指出：要求你们作综合报告，「就是要求你们将这种策略与政策的规定、策略与政策在实行后的结果及根据这种结果而作出的你们的自我检讨（这些就是你们日常工作的主要工作）向我们作报告」。
原来，中共没建政之前，高级干部的「主要工作」就是向毛作自我检讨，难怪毛在蒋介石面前振臂高呼：「蒋委员长万岁！」难怪毛的权力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秒钟也不放弃。原来在毛的心里，谁处上势谁是大爷，谁处下势谁是孙子。
● 邓小平和他的「永不翻案」
 毛对邓从来都没放松警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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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历史确实不堪回首，连知道内幕的万里认真的说了一些话，党都要造谣说，万里离休后对自己提要求：「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这泄露了党确实真的有「事」。
1973年，「七一三」林彪外逃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汉，「永不翻案」的邓小平8月3日给毛主席写了一份检讨书。全文如下：
主席：
前天（8月1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反革命集团。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文件。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1960、1961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 荒唐年代演出的荒唐闹剧──邓的两封信
 被遗忘的华国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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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第十五号──邓小平致华国锋的两封信》（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
一、邓小平经由汪东兴转华国锋的信
东兴同志转呈国锋同志并中央：
我衷心地拥护中央关于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决定，我欢呼这个极其重要的决定对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政治上思想上华国锋同志是最适合的毛主席的接班人，就年龄来说可以使无产阶级领导的稳定性至少可以保证十五年或二十年之久，这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来说是何等重要啊！怎不令人欢欣鼓舞呢？
最近这场反对野心家、阴谋家篡党夺权的斗争，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后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紧接着发生的，以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战胜了这批坏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的胜利，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胜利，这是巩固党的伟大事业的胜利，这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革命路线的胜利。
我同全国人民一样，对这个伟大斗争的胜利，由衷地感到万分的喜悦，情不自禁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我用这封短信表达我的内心的真诚的感情。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万岁！
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万岁！
邓小平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日
二、邓小平给华国锋、叶剑英的信
华主席叶副主席并党中央：
我完全拥护华主席最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完全拥护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方针和对当前各种问题的工作部署。
我在七五年的工作虽然也作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工作中确有缺点和错误，我对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对我的批评和教导再一次表示诚恳的接受。
 中共三代魁首：毛邓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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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个人的工作问题，做什么，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为宜，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安排。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时候，我曾向中央用书面表达我内心的悲痛和深切的悼念。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在党中央决定由华国锋同志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会主席的时候，我知道了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以最英明果敢、最正确的方式战胜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时候，我在七六年十月十日曾向国锋同志和中央用书面表达我的真诚拥护和欢欣鼓舞的感情。
如果中央认为恰当，我建议把我这封信连同去年十月十日的信印发党内，究应如何处理，完全听从中央的考虑和决定。顺致诚挚的敬礼！
邓小平
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
万里在《谈话》中最后说：80年起草《决议》的时候，小平同志说，他最有资格来评价毛主席他老人家的政治品质。可他却认为，这种评价应该让后人去做。这么一来，难题就留下了。如果后人既没有小平同志那种资格，又不讲基本的政治伦理，这事情又要赖给后后人了。总要有人出来讲话的，我算是其中的一个吧。△
（人民报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