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輪功問題是中國所有政治問題的核心

「四·二五」事件，我認爲是中國人和平抗爭，用講真相和非暴力反對中共謊言和暴力的開端，而且也是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維權抗暴運動的起點。在4月25日這樣一個歷史紀念的日子，作爲一個記者的觀察，我得出的結論是中共十一年殘酷的鎮壓和迫害，不僅沒有消滅法輪功，反倒把法輪功推上了歷史和道義的制高點。

我做了一輩子新聞記者，在新華社工作28年，在法國國際廣播電臺13年，2003年退休。1999年「四.二五」事件開始後我一直在觀察法輪功，我是一個新聞工作者，純粹是用新聞眼來觀察這個社會現象，我得出的結論就是，法輪功問題是中國所有政治問題的核心。

我不是從法輪功的角度來看法輪功，我是作爲一個新聞工作者在當今的社會大環境下來看這個問題。我經常關注和觀察中國大陸新聞，親眼看到法輪功和中共暴政歷年來的受害者，以及目前所謂的高增長的受害者，利用獨立思考的記者，律師和知識份子乃至黨內有識人士，正在匯成一股推動中國社會演變的洪流。

作爲一個記者長期的觀察，我相信因爲法輪功和其他的中共暴政受害者們的努力，不用很久的時間中共的統治就將被結束，民主自由的社會將會在中國出現。

儘管經過十一年的殘酷鎮壓，在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至今還是有着衆多的法輪功修煉者。我自己在2003年退休前，在法廣任職的時候，我還收到北京朋友來信告訴我他們經常在信箱裏收到法輪功的傳單。目前的黑暗是短暫的，中國各基層的法輪功修煉者仍然堅持着自己的信念，堅持着自己的信仰，而且以各種方式，運用各種可能的手段繼續這講真相救世人的活動。

與此同時，法輪功在十一年間已經變成一種國際性的運動。在加拿大，在北美，在歐洲各地，在日本，在臺灣，在印度，在亞洲其他國家都有法輪功的修煉者，這說明法輪功提倡的價值準則不僅受到了中國人的擁護，也受到了很多國際人士的擁護。這樣就使法輪功已經變成了一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她已經不是單純的一個國家在修煉，而是全世界都有人在修煉。

從中共的情況來看，中共這六十年，特別是最近三十年來看，這三十年來的絕對權力已經形成了中共的絕對腐敗。我本人不會看水晶球，也不是算命先生，但是明眼人都能看到歷史的大趨勢。據我了解歐洲有一些明智的政治家，已經開始在爲以後的歷史做準備了。

法輪功創造了衆多的「未曾有」

我爲什麼說法輪功問題是中國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的核心呢。我今年七十多歲了，經歷了中共建政以來的所有政治運動，比較了解中共，有些事情是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六十年中共不斷的搞政治運動，目的就是爲了鞏固政權，但是歷次的政治運動結果都是很悲慘的。在所有的運動中，中共始終都是鎮壓成功，迫害成功，甚至還能把被鎮壓被迫害的人改造成功。歷屆政治運動中當時對它有看法，有批評的人，經過它的鎮壓打擊，反倒回過來對中共歌功頌德的人也有。

但是九十年代初出現的法輪功和其他共產主義受害者羣體不一樣，在中共六十年暴政的歷史上，沒有一個受害者羣體能夠作出像法輪功這樣頑強持久的抗爭着，也從來沒有一個受害者羣體能夠像法輪功那樣徹底的揭露了中共謊言和暴力的真相的。從來沒有。

在殘酷的鎮壓面前，法輪功沒有後退，他們用講真相揭露中共的謊言，用非暴力對抗中共的暴力。沒有一箇中共暴政受害者的羣體在海外創立了從來未有過的三大媒體。通過三大媒體揭露中共的暴行，喚醒民衆的覺醒，從而引出了波瀾壯闊的退黨大潮。

沒有一箇中共暴政受害者的羣體在海外訴諸國際司法起訴江澤民等等迫害法輪功的元兇，並且獲得了國際司法界的同情和支持，這也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

也還從沒有過一箇中共暴政受害者的羣體，在海外創立了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的神韻藝術，神韻晚會在我看已經成爲了中國舞臺藝術的經典。

中共對海外媒體的反法輪功宣傳

中共對所有西方記者下了很大功夫，不停地把他們請到北京，去談去訪問，在這個過程中把中共自己的報導方針傳達給他們。一些記者看不破，相信他們的謊言。而且中共在這些記者中物色一些比較出類拔萃的，專門去拉攏他們，告訴他們該報導不該報導什麼，中共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把這些灌輸給他們。這些記者從他們自己的利益出發，不敢報導真實的情況，是很可悲的，也很可憐的。

在法國，中共外交官把反法輪功的宣傳一直做到外交部的桌面上去。它動用它的強大的對外宣傳一直影響到海外的外交部門。法國的很多部門在國際問題的報導上也是要看外交部的眼色的。

2000年我在法廣中文部擔任主任時，曾經接到中共大使館的電話。大使館的官員很熱情的約我要喝咖啡。我去了後，他在說了一番客氣話後，拿出一口袋材料，裏面全是反對法輪功的宣傳材料。這位官員明確告訴我，希望你的電臺今後不要報導法輪功了。

當時我回答他，我的電臺不是「中國人民廣播電臺」，是法國國際廣播電臺，是獨立運作的電臺。爲什麼法輪功問題讓你們這麼緊張，這倒引起了我作爲新聞工作者的職業好奇心。他說，吳先生我就是提醒你注意這個問題啊。我說你們真正要解決法輪功問題的話，最好的辦法就是把國門打開，讓外國記者到中國去自由的採訪法輪功。你能不能把國門打開呢？他聽了後不敢講話了。

這個例子說明中共處心積慮的在做國際新聞界的工作，工作的重點之一就是反對法輪功，這是很清楚的一步棋。而爲什麼中共要這樣做，這就更使我明白一點，法輪功問題確實處於中國政治問題的核心地位。

中共的迫害成就了法輪功

中共爲什麼對法輪功問題這麼緊張？很簡單，就是因爲中國曆年的受害者羣體裏，沒有一個羣體做到了徹底揭露中共的本質。法輪功經過十一年沒有被消滅，而是像火中的鳳凰再生，她一直在堅持自己的事業，發展自己的事業。

法輪功學員舉辦的三大媒體可以說佔據了所有向中共抗爭的輿論陣地，通過維權抗爭的輿論陣地就是三大媒體。現在在歐美，越來越多的記者注意到三大媒體關於中國的報導，從新聞業務上來說經常有他們自己拿不到的消息，現在三大媒體正在變成報導中國新聞的權威機構。

而且法輪功能把迫害他們和迫害其他羣體的中共暴政告到國際司法，告到聯合國，像這樣一個羣體，在中國近代史上是沒有的。

所以說中共十一年迫害法輪功，結果卻反其道而行，把法輪功推向了歷史和道義的制高點。因此中共對法輪功痛恨的要死，恨不得馬上消滅，中共原來計劃是三個月，甚至一年消滅法輪功，但是誰都看得出來，法輪功是根本消滅不了的，因爲她是正義的，因爲她是受害者，因爲她是一個不屈服的信仰者，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共繼續加強迫害法輪功，只能是加速它自己的滅亡，僅此而已。

中國社會未來的走向

我親身經過中共建政以來的歷史，明確知道中國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但是以什麼方式來實現這個社會演變，又是什麼時候實現這樣一個社會演變，我不是政治家，無法說的很準確。但是以一個記者的眼光來分析，大體這個方向是看得清楚的。

中共的問題和蘇共的問題不完全相同。當戈爾巴喬夫問世時，蘇聯的老一代革命家已經不起作用了。當時戈爾巴喬夫所面臨的困難比現在中國內部有改革思想的人所面臨的困難小的多。中共從蘇聯和柏林牆倒塌中所吸取的教訓就是隻要把經濟搞上去，就能穩住政權了。所以這些年它一直搞高增長，不管環境，不管社會財富分配，拚命搞高增長，吸引更多的外國人給錢。

中共覺得它可以從經濟上解決它生存下去的問題，但是它沒想到，它避開了經濟的陷阱，卻永遠無法避開社會的陷阱。而這個社會陷阱完全是它自己給自己製造的。因爲這個高增長是在一黨專制的制度下進行的。一黨專制下開放市場，等於黑社會開賭場，這就是大家所看到的所有的政府官員都成爲中國的財富佔有者。

中國的貪污腐敗，只要有眼的人都能看見。海外駐中國的外國記者，如果不是因爲某種原因不敢講話的話，他是會看到中國的貪污腐敗是擴散性的。我的一些法國企業界的朋友告訴我在中國不行賄的話什麼事都做不成。

中國的貪污腐敗造成了中國的財富高度集中到中共官員手裏。很多的人是高增長帶來的貪污腐敗的受害者。其中一個就是訪民。這個訪民的羣體不是一個簡單的羣體，他們是被逼到無路可走的路上。這樣一個貪污腐敗的狀況的社會，能夠存在多久呢。

中共比蘇共有更嚴密的組織制度，不用說戈爾巴喬夫了，連趙紫陽這樣一個國家領導人，有那麼一點點改革思想，都被停職，解職，被隔離，一直軟禁到死。它裏面能否出來一個像戈爾巴喬夫的人，現在誰都不敢推測。因爲它這個體制就是隻要有這個苗頭就把它打掉。它的制度是高度的警惕。所以我覺得不能對中共內部有人出來進行政治改革搞民主自由報任何幻想，這種幻想是太廉價了。

民主國家在和中共合作關係上的誤區

現在很多民主國家的人們擔心中共倒臺後中國會出現大亂，出現無政府狀況，這種謠言，這種論點完全是中共自己製造出來的。他們把這種觀點散佈到世界各地，它的目的是爲了維護中共的長治久安。

這些人的誤區是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一個獨裁政權上，他們覺得本國的利益是在於和中共獨裁政權搞好關係。這種思想是西方各國傳統的思想，希望中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皇帝，與他們合作，維護他們的利益。這種想法是不現實的，因爲現在已經是二十一世紀。世界的主要的潮流不是獨裁專制，而是民主自由。中國走向民主自由的潮流是阻擋不住的，是歷史的大趨勢。如果把希望寄託到中共獨裁政權上，等於把自己和中共獨裁綁在一起，那將來有一天很可能會和它一起沉沒。

另外中國和民主國家最大的區別是政治制度造成的。歐洲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利益和主張，有衝突有摩擦，但是沒有到你死我話，水火不容的地步。

這些國家的政治家們應該看到，第一，民主自由的順潮，無論是商人在利益上的打算，還是政治家精心的計算，都是阻擋不住的。最好還是順應潮流而行。

第二，民主國家和中國，和世界其他各國良好關係的建立，在於大家有共同的社會政治制度，共同的民主社會制度，只有在這個基礎上，國家間的關係才能比較正常的發展，出現問題才能找到比較妥當的解決辦法。那種把希望寄託在中共集權專制的人，我勸他們不要抱着一個腐爛的木頭在大海里游泳。

海外新聞業者如何理解中國問題的觀察點

目前真正了解中國情況，真正能看透中國核心問題是什麼的，這樣的記者在西方並不多。所有的新聞記者服務於他的老闆，他的企業，而企業的老闆包括報業的老闆完全是從市場的價值來判斷事情。比如說在法國，如果有一個記者如果因爲報導了中國的真相被中共驅逐出境，老闆不是熱情的歡迎他，而是把他放到一邊去，再不重用。爲什麼呢？老闆認爲這個記者得罪了中共，得罪中共就意味着失去了在中國的崗哨，觀察的陣地。所以他就認爲虧本了。

從這個角度說，西方記者真正能獨立思考，客觀公正地獨立報導中國的並不多。所有在中國工作的記者，他們不得不顧忌老闆對中國的態度是什麼，不得不顧忌如果不按照老闆規定的方針做，自己將來會失掉什麼，很可能被炒魷魚。所以新聞工作者能夠擺脫利益關係的考慮來報導中國的社會的是很少的。

我覺得真正認真客觀觀察中國的記者，明確的政治家，不應該把眼光放到中南海，要放到廣大的中國社會，放到中國社會的各個階層，去報導那些正義力量，去報導那些中共暴政的受害者他們現在的活動，儘可能的情況下幫助這些受害者，能讓他們儘快的結束中共的統治。這才是一個真正的新聞記者的觀察點和一個政治家的着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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