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的幸和吴宓的不幸(图)
 
周晓辉
 
2010年2月20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滩最受欢迎的、也是我非常喜爱的作家张爱玲,是一位有着非凡才情、睿智的女性。从那些流淌的文字中,你会感觉到她对世态人情的把握是如此的精致、圆熟、冷静而又充满世俗的情趣。或许正是这睿智,这对世事的洞察,帮助她逃避了人生的劫难。

1949年中共建政后,张爱玲抱着观望的态度留在了上海。中共自然忘不了将这位上海滩著名的作家“收归旗下”。1950年七八月间,在中共御用文人、上海文化官员夏衍的安排下,张爱玲随上海文艺代表团到苏北农村参加土改工作。

这两个月的生活,是她和中国大众距离最近的一段历程,但也是她感到最尴尬和痛苦的一个时期。她所看到的“贫穷落后”、“过火斗争”与当时要求的“写英雄”、 “歌颂土改”相去甚远,她在写、不写、写什么之间困惑不已。她承认自己写不来“一般所说时代‘纪念碑’式的作品”,而且“也不打算尝试”。她感觉到自己与这个社会格格不入,其敏锐的洞察力使她萌生了去意。而不断被视为“文化汉奸”的言论和来自政治方面的威胁,最终促使她决然离开了中国大陆。1952年7 月,32岁的张爱玲只身去了香港,后前往美国。此时,中共政府对于出境审查还不像后来那么严格。

就在张爱玲走后不久,中共在大陆掀起了一个又一个运动。假如张爱玲留在大陆,1957年的“反右运动”肯定逃不过,更遑论后来的文革?假如她留在大陆,以她的傲气,或许亦如傅雷、老舍一般,抱着“ 士可杀不可辱”的信念会选择自我了断。然而,张爱玲就是张爱玲,她对时局的洞察力让她摆脱了噩运,并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善终。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另一位民国知名文人、曾任清华、燕京等高校教授、也是钱钟书和季羡林恩师的吴宓,却因对中共缺乏基本的认知,拒绝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和海外大学的多次邀请,而选择留在大陆四川的西南师范学院任教。其结果是虎落平阳任人欺。

1957 年“反右”期间,吴宓因评论简体字的不当与不便被打成了右派。文革时更是因此被批斗、殴打、羞辱,并被下放到了四川梁平县劳动改造。他的三个女儿也和他断绝了关系。在一次批斗中,因他走得慢了,架他的人立时将他推倒,吴宓由此摔断了腿。后来他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了。1974年,他的堂妹到重庆探望生活不能自理的吴宓,发现屋子里根本没什么家具,床上的被褥单薄,布证、棉花票一样也没有,一件蓝布面的棉袄勉强能穿,上面有三十六处缝补。他被接回陕西泾阳老家,当时吴宓所有的积蓄,是枕头下的七分硬币。在老家养病的一年里,每次吃饭,瞎眼断腿的吴宓都要问:“还要请示吗?”

1978年,吴宓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这位著名的老教授不断地低声喊道:“我是吴宓教授,给我水喝!……给我饭吃,我是吴宓教授!……我是吴宓教授,给我开灯!……”

一个爱国、热诚率真、正直不阿的学者和诗人,就这样在自己深深眷恋的国家中被扼杀。其弟子赵瑞蕻在其去世后,用一百多年前左拉的名言“我控诉!”来为吴宓招魂。吴宓可知,自己的不幸如今在大陆依旧在上演?若地下有知,吴宓究竟会控诉谁呢?

不妨借张爱玲的慧眼给吴宓,给如今同样糊涂的大陆知识份子。看清楚了,就能摆脱噩运。前车之鉴,何曾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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