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为何坦承09为群体事件年(图)
 
李天笑
 
2009-1-8
 
【人民报消息】进入08和09交界处,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大动荡”、“大骚乱”、“天下大乱”等来预示和形容09年。连中共新华网(转载《了望》周刊采访)也首度公开承认09年是“群体性事件高发年”。

当然,新华网用了一个委婉的“群体性事件”说法。《了望》周刊挑选了来自重庆、江苏和广东三地新华社的主任或总编作访谈,无非想凸显“群体性事件”的普遍性和此种说法的权威性。群体抗争的普遍性是事实,但把贵州瓮安、湖南吉首和甘肃陇南等大规模抗暴事件说成是“群体性事件”,显然抽去了民变事件指向中共政权的实质,同时意在阻断民众对改朝换代的联想。

如果说群体抗暴的对象是中共政权,而且09年愈演愈烈的抗暴可能演变成对中共的致命威胁,为什么中共要承认09年为群体事件年?

首先,中共的首肯当然是不情愿的,但也无可奈何。中国每天发生在周围的群体抗争事实摆在这里,并透过互联网广为流传,中共想掩盖也难,不如坦承社会矛盾。

中共前几年每年都公布“群体事件”数量:1993年8,700起、1999年超过3.2万起、2003年6万起、2004年7.4万起、2005年8.7万起,年均增长22.2%,参与人数从73万人次上升到376万人次,年均增长17.8%。以后由于数量太大就不再公布。但由于产生群体抗争的社会环境未变,反而不断恶化,因此数量可以大致推算出来。

其次,在掩盖不住事实的情况下,中共承认“群体性事件”意在变被动为主动,将引起群体抗争的原因淡化为执政手法问题,如地方政府应对失误、媒体封锁和司法操作不当等,目的在于营造自我改良的假象,继续赖在台上。

新华网文章宣称,中央坦承现在是“矛盾凸显期”,但地方政府普遍表现出“不适应症”、“判断失误”、“处置失当”,包括运用不恰当的司法手段。也就是说,中共上层能认识问题,但问题全出在下面地方政府。同时,文章认为,应该“信息公开”和“引导舆论”。也就是说,中共想用先发制人、歪曲事实的方法代替新闻封锁来误导民众。

中共在崩溃时期的核心挑战是如何保住执政地位和执政合法性。承认现实、归咎地方政府和开放媒体等姿态都是策略性的让步和变通手法,有助于中共保住权力。

再次,中共在承认“群体性事件”时,故意把其原因推给失业潮和国际金融危机。其实,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是中共制度性的压迫、盘剥和腐败,失业只是起加速作用,而失业率居高不下则是多年的老问题。

自 2005年底以来,国家统计局每个季度都进行内部失业调查(数据只供中共高层参考)。近3年的失业率都超过20%,08年第四季度失业率只比以往高出 4%,即24%。如果失业率与出口萎缩有关的话,由于订货需要有提前量,这种萎缩应该是由先期的有毒产品出口导致声誉下降、外资优惠税率废止、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汇率上升等因素引起,而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只是雪上加霜用而已。

再其次,中共承认“群体性事件”反映了中共高层内心的恐慌。中共已无把握确定能度过难关,要用危机感来吓唬和黏合所有中共利益攸关者。

几年来,中共不断发出内部警告,腐败堕落和紧绷的党群关系将导致亡党。前几年,中共一直用苏联和东欧的例子来鼓动“居安思危”。但苏联和东欧的发展击破了中共的谎言。中共最新的说法是,共产党的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共官员则用“裸体做官”和不断出逃来回敬。

最后,中共用 “群体性事件”的严重性作为借口来调动武装力量,把民众抗争消灭在萌芽状态。江泽民嫡系周永康的口号是,把“稳定”作为“第一责任”。中共政法委已下指示,“捍卫百年奥运”的保稳防乱工程要继续到“六四”20周年。同时启动“金盾工程”,在全国大、中城市交通要点与政府设施附近安装微型“间谍机”,严密监视民众。

新年伊始,广州、郑州和北京爆出多起抗争事件。民众在08年已喊出了一个指标性的口号:打倒共产党。这说明民众已达成一个共识:要解决中国的问题首先必须解决共产党。这预示了09群体事件年的动向。

(文章有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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