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牌第一”的背后──触目惊心(图)
 
2008-8-24
 



中国“金牌第一”的背后。

【人民报消息】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金牌第一,有人称之为这是“举国体制”的胜利。然而很多评论指出,中国体育“举国体制”弊端重重,不但不利于全民体育的发展,也严重摧残运动员的心身。

据大纪元记者华明、文华报导,新华网8月22日报导,中共北京奥组委高级顾问在北京国际新闻中心“奥运与中国”记者会上说,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举国体制”是有效的。所谓“举国体制”,中共官方的解释是“在国家综合实力还比较弱的情况下”, “集中全国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攻坚的一种组织制度”,也就是调动全社会资源培养金字塔型的少数精英运动员在国际大赛中夺取奖牌。

自上一届2004年雅典奥运会以来,“举国体制”一直受到多方质疑,有评论说,虽然中国运动员获得好成绩,但举国体制不但违背奥林匹克精神,摧残运动员,也对改善国人体质没有任何好处,反倒豢养着一批体育官僚。

两千万人堆出一块金牌──造价六、七亿

几年前“一枚金牌7亿元”的说法曾产生爆炸性效应,中共体育总局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鲍明晓曾对此提出修正,他说,“政府”在每个奥运选手上投资约四、五百万元,以雅典奥运为例,中国奥运代表团400名运动员,总投入约16亿至20亿。折算到32枚金牌上,一枚金牌直接成本约五、六千万元人民币。但这没有包括运动员早期的培养费用。

据大陆媒体报导,现在中国各地少年体校的在校生约有20万人,如果每人每年花费的培训费用平均按2万元计算,20万人一年就要花费40亿元,少年体校培养一个运动员需要八年时间,八年累计就得花费320亿人民币。以今年北京奥运中国队获得金牌最多的50枚计算,一枚金牌的代价至少需要6至7亿元人民币。这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国际社会上一般采取的是全民选拔制,而不是中国式的精英栽培制。比如在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除了少数具有观赏价值因而能够赚钱的运动项目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大部份运动项目的选手都是业余的。平时他们在各自不同行业工作,只有到奥运选拔赛时才集中起来强化训练。所以其金牌投入只是中国的一个零头,相比之下少之又少。

而且从人均金牌产量上看,西方国家大概每100万人口中就有一人获得奥运奖牌,而中国每2000多万人才出一人能在奥运上得奖。甚至于与同是亚洲人种的韩国相比,中国人均金牌数也落后20多倍。

塔尖精英与塔底运动员的命运差异

近20多年来,中共为了巩固其统治,利用所谓体育强国梦来煽动民族主义情结,藉以凝聚人心。为了产生体育强国的错觉,中共媒体经常利用运动员广告来吸引人们的关注,由此产生了不少体育明星、体育广告大户。

以刘翔为例,自2004年在雅典奥运会刘翔夺冠后,其“商业价值”从开始的三、四百万元人民币,一直涨到近两年的上千万。2007年,刘翔即代言了安利纽崔莱、伊利、耐克等14个品牌。2008年又增加了平安保险、凯迪拉克等重量级企业和品牌。这位“亚洲飞人” 过于频繁的商业广告活动,去年的收入达到1.6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中国体育明星从事广告活动是一种普遍现象,基本上采取的都是刘翔的广告开发模式。刘频繁的商业广告活动是由中共田径协会管理中心代理开发,并统管刘翔的广告报价、制作和选择媒体,广告收入按比例由刘翔与 “田径协会”分成落入各自口袋。而另一体育明星田亮的广告活动因属个人行为,遭到国家队开除,并被指为“不务正业”。

可是,最近由刘翔退赛引发了一连串的商业效应,部份赞助商继续撤换广告,尽显商业体育的残酷。据网易8月20日报导,这些巨额投资随着刘翔的退赛付之东流,业内人士估计,此番退赛,刘翔个人的损失将超过1亿,而赞助企业将减收超过30亿。

刘翔、田亮们尽管有万分遗憾,但毕竟曾摘取过奥运金牌,也因此使自身及家庭命运得到翻天覆地般的改观。但在他们的身后呢?

据路透社北京7月29日报导,在金字塔式的人才培养机制中,共有2.3万名国家供养的运动员。金字塔的底座部份是许多体育运动学校,甚刹海体校就是其中之一。这里的运动员最小的只有六岁,各各怀揣着成为世界冠军的梦想。一位12岁的小运动员对路透说“我想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我想像张怡宁一样。”

甚刹海体校拥有49年历史,目前共有八个项目的600多名学生,一半学生自费学习,另一半则属于“专业预备队”。他们的训练费、学费和住宿费都由国家负责,每人每年三万元。校长石风华说:“‘政府’每年都会对我们学校投入大笔款项,”。体校最好的学生将有机会进入省队,成为“国家注册运动员”。包括张怡宁,该体校培养出六位夺得奥运金牌的运动员。

这种“少年体校”是中共体制下主要培养专职运动员的方式。这些少年儿童把人生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成功率极低的奥运金牌上。其中大多数人可能永远被埋没在金字塔的底座下,自身无法超越,命运也无人关心。随着短暂的运动生涯结束,许多人退役以后谋生都比一般人困难。

摧残人的“魔鬼训练”

“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训练极为艰苦甚至残酷,他们从小进入体校,被迫接受“魔鬼训练”,收入微薄及身家性命全部系于金牌制度。有幸攀上塔尖固然耀眼,但背后的辛酸不可想像。

新华网今年1月7日报导,根据中共体育总局的一份抽样调查,2006年7月之前北京、湖北等地运动员的平均津贴仅为每月777元。只有足球、篮球等一些职业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中,运动员的收入较高。但这些运动员数量占运动员总数很小一部份。

纽约时报6月28日报导了雅典奥运划艇500米金牌得主杨文军在荣誉后面的辛酸。杨说,他不能忍受现在的生活,近十年来一直在尽力退出划艇运动。他说宁愿去读书或去做生意。他的父母透露杨有肝病,极易疲劳,会缩短他的寿命。可是,官员们甚至拒绝让杨退役。杨讲述了那些官员如何威胁他,如果不参加北京奥运就会被取消退休金。

一位在博客中笔名为郑梦彪的厦门体育记者前年采访福建省体操队后披露,他看到一位小体操运动员,“细小的手掌皮开肉绽,皮下渗着腥红的血,肉嵌着紫红色的血。真分不清哪块是□,哪块是肉哪!”。这位孩子没有教练颔首不敢对他说话。

他在采访中得知,“体操界有几个潜规则:在训练期间的半年里,非特殊事情,孩子不能回家,家长也不能探营;阑尾炎手术后三天就得上场训练;为了比赛,女孩子得服下妇科和计生药品,以推迟例假”。

他说:“我骂老乡(体育官员),你们这样做是法西斯!老乡说,我国的‘魔鬼训练’始于1963年,国家体委1964年下达向日本女排大松博文学习魔鬼训练的要求。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这样做的。”

在著名作家赵瑜的《马家军调查》一书中,被誉为“东方神鹿” 的女子田径运动员王军霞在自己的日记中这样描述教练马俊仁:“你太毒,你太狠,你太没有人情味了!”,“ 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要高声大喊:‘我们是人,不是畜生!我们需要关心、爱护,我们需要人身自由!’”

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曾数次包揽世界中长跑冠军赛的“马家军”,1994年12月12日,以王军霞带头的全体队员突然退出长跑队,称之“马家军兵变”,她们称教练的“强化训练”“想打就打,想骂就骂”。2002年,“马家军”甚至还爆出头号选手董艳梅自杀未遂的惊人消息。

据新华网2007年11月1日报导,摔跤运动员受伤已习以为常。在10月27日一天比赛中即有4人因伤退赛。青岛74公斤级的孔亮被摔伤右腿;哈尔滨84公斤级的孙麟鹏被拉伤右肩,一度疼得无法动弹;在96公斤级比赛中,国家队队员、哈尔滨的聂晓明被摔伤肋骨,而进入决赛的邵欢也因伤将金牌拱手相让。在男子自由式摔跤74公斤级淘汰赛中即失利的内蒙古选手朝格巴雅尔,不到5年的摔跤生涯已使其耳朵严重变形。

中国女曲在本届奥运会获得银牌,据新华网 2002年10月12日报导,队长陈朝霞称训练为“魔鬼训练法。” 队员张海英在一次比赛中脸上被打出一个大口子,在医院缝完针后马上回赛场继续比赛。队员马弋博被一球打掉5颗门牙,但仍要奋战在球场上。老国手黄俊霞说,曲棍球是带有一定危险性,就是破了相也要顶住。

退役运动员的惨境

据中国体育报报导,中国近三十万退役运动员中,近80%在失业、受伤或贫困中挣扎。许多运动员受到训练导致的运动损伤和健康问题的折磨。

吉林队女举重选手邹春兰曾得过全国冠军,共拿过七枚金牌,并打破一项世界记录,退役后只能去当澡堂搓澡工,并带着骇人听闻的后遗症走出这个体系:喉结、声音沙哑、胡子、不孕。

邹最近告诉纽约时报记者:“很多和我一样境地的运动员从没得到帮助。”。“我们被撇在一边,没有受过教育,不能生小孩,被一个声称要照顾我们一辈子的系统给毁了。”

这些运动员以损害健康甚至生命为代价来博取一金,但在经过残酷的付出后,能够取得奖牌尤其是金牌的终究是极少数。他们把青少年最美好时光献给体育,可除了体育外,并未有其他谋生本领,因此,在冠军光环褪去之后,就陷入生活无着的困窘中。

中国青年报去年4月10日报导,昔日的国际马拉松冠军艾冬梅迫于生计,决定变卖自己在运动生涯中获得的15枚奖牌。仅两天时间,已有数百人在“抢购”那15枚奖牌,连铜牌都有人愿出5000元买。

这位为中国夺得金牌的艾冬梅说:“我后悔练体育,练了8年不是正式队员,我成绩得到了,荣誉是体工队的,奖金是王德显(教练)的,伤病是我自己的,要文化没文化,要钱没钱,还把自己弄成废人。我真是心疼啊,没钱给孩子买奶粉。

国人体质逐年下降

在力争金牌王国的同时,中国人的体质却在逐年下降,特别是中国青少年一代。据北京晨报报导,若以体重指数作为指标,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的肥胖者以每10 年翻一番的速度递增。据统计,中国有40%的人体重超重,其中7000万人被确认患有肥胖症。有专家预言,未来十年,中国的“胖子”可能超过2亿。

有专家分析,国民体质下降是因运动量减少、体育器材及场地严重不足所致。据人民网8月11日报导,中国平均每万人拥有体育场地6.58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为1.03平方米,这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平均每万人拥有200多个体育场地的状况无法相比。

还有调查表明,我国年人均体育消费不足3美元,低于亚洲年人均体育消费的12美元和世界年人均体育消费的36美元,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年人均体育消费300至500美元,显然国人从“举国体制”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谁受益于“举国体制”

既然是“举国体制”,运动员的“产权”应归于国家,他们的商业收入除了自己应得的那部份外,其余的应该上缴国库。但现实却是,国家对运动员成名后获取的商业收入,没有相应的分配体制约束,反是尽数归个人或中共“利益集团”。

据国际商业时报(IBTimes)8月20日报导,中共体育总局曾对运动员的商业收入分配有过明确的规定,一般来说,运动员可得到总收入的50%,其余的则是由教练员、地方体育局、各专门体育管理中心或协会分成,后者大体能分得总收入的15%。这就使得中共各管理中心或体协有动力去“榨取”明星运动员的“ 商业价值”。

同样,既然是“举国体制”,体育资源应为全民所有,可是却被体育官员、获奖运动员及教练,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瓜分。事实上,中国的体育资源牢牢控制在中共各级体育主管部门及其下属的具有垄断地位的各个管理中心或协会手上。

有专家分析,如果刘翔的团队提早宣布他不参加今年的北京奥运会,那么企业肯定不可能在刘翔身上投入大量的商业广告,这些中共体育官僚利益集团的损失也就越大。

而作为“举国体制”最重要的投资人──纳税人无法对竞技体育资金投入、使用等有知情权、决定权,也无法进行有效的监督。因此“举国体制”实际上是剥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只有极少数人受益。

而做为“举国体制”总后台老板的中共,则是这种“体制”的最大受益者。中共利用了“举国体制”的“制造”金牌的奇速来强化国人的所谓体育强国梦,煽动民族主义情结,藉以凝聚人心,从而增强巩固其独裁政权的统治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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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唐人2008年全世界系列大赛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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