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令人恐惧不安的经历。不过我决定，即使冒着威胁和辱骂，也把它说出来。如果我保持沉默，也许同样的事情将来什么时候会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

下面是我的故事。

当去年八月我第一次来到杜克大学的时候，我曾担心我不会喜欢这里。杜兰姆，杜克所在的地方，只是北卡州的一个小城,而我来自有430万人口的大城市青岛。但是最终我适应了，而且现在我深深地爱上了这里。这里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环境。圣诞假期时，所有的美国学生都回家了，但是对中国学生来说回家的旅费太贵了。因为宿舍和食堂都关门了，我在校外租房子住了三个多星期，和四个西藏同学一起。虽然我们来自同一个国家，可是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一个西藏人，更别提和他们交谈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每天一起做
饭，一起吃饭，一起玩牌和下棋。当然，我们也讨论我们在中国的两端长大所经历的不同的生活。这种交流开阔了我的眼界。我一直认为雪域高原是个浪漫的地方，很久以来都对西藏怀有好奇和向往，不过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现在我了解了西藏人怀有一种和我们不同的世界观。我的西藏同学们是信仰坚定的佛教徒，他们的信仰启发了我去思考自己生命的意义。就像所有的中国人被教育而成为的一样，我曾经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过我现在看到了更多的东西，看到了生命还有灵性上的一面。

在三周里我们谈了很多，当然我们交谈时都是用的中文。在好一些的中学里藏文都不是教学的语言，藏语现在已经是一种濒危的语言，面临着灭绝的危险。西藏人必须接受汉语教育来在我们的极端资本主义化的文化中胜出。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让我产生了愿望去学习他们的语言，既然他们已经学习了我们的。4月9日傍晚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些回忆。当我走在从餐厅去图书馆学习的路上时，我看到了广场上举着西藏旗和中国国旗的对峙的人们。在此之前我没有听说有关游行的任何事，所以我感到好奇，想去看个究竟。在两群人之中都有我认识的人，我在人群之间穿行，询问我的朋友们的看法。两群人站得泾渭分明，互相完全不交谈，我感觉这样很愚蠢。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局面经常是由语言障碍造成的，因为很多在这里的中国人是科研人员和工程师，他们都对自己的英语能力没有自信。我认为我应该试图让两群人走到一起，开始一些交谈。让每个人能够用更宽的立场去思考问题——这也是老子、孙子和孔子教导我们的。我的父亲也曾经教育过我，观点分歧没有什么可怕的。不幸的是，现在的中国人里面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批判性思考和不同政见总是会造成问题，所以每个人应该保持沉默，营造和谐。

很多事情都是由我在支持西藏自由活动的组织者的衣服背后书写汉文标语“解放西藏”引出来的，那位组织者是一个我认识的美国人。事实上我这么做仅仅是出于他要求我这样做，并且以我帮他写了之后，他才会和中国游行者对话作为与我的交换条件的。

我怎么也想不到中国人会如何抓住这件清白无辜的事情作为把柄。双方的组织者确实一度进行了沟通的尝试，但是并不是很成功。中国游行者们认为，作为中国人，我应该站在他们的一边。支持西藏拥有自由的游行者们大部份是美国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问题的复杂性。事实上，双方都是闭目塞听的，每一方都拒绝考虑另一方的立场。我觉得我能够帮助大家，试图把一场吼叫的比赛变成一场意见的交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站到中间，力劝双方心平气和、相互尊重地走到一起。我相信大家有更多共通的地方。求大同，存小异。然而中国游行者们——可能有100人或更多，远大于支持西藏拥有自由的游行者的数量——变得越来越意气用事、大喊大叫，不让另一方说话。他们步步紧逼，推挤只有12人的支持西藏拥有自由的游行者群体，把他们抵在了杜克大教堂的门上，高喊着“骗子，骗子，骗子！”这让我感到很难过。这太盛气凌人了，所有的中国人都该知道这句古语的：君子动口，不动手。

我感到很害怕。但是我相信我是在试图增进双方互相的理解。我在两群人之间来回穿梭，大部份时间都在和中国人用我们的语言交谈。我一直力劝每个人冷静下来，但是看上去只是令他们更愤怒了。一些中国年轻人——我们叫他们“愤青”——开始对着我叫骂。很多人不知道，在中国人这一边，也有很多人支持我，说着：“让她说话。”但是他们的声音被少部份丧失冷静者的叫喊声淹没了。因为我说了些英语，中国这边的一些人指责我，叫我只说汉语。但是美国人听不懂汉语。一些中国人认为不说英语是在体现民族尊严，我认为这样想很奇怪。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用来思考和交流的工具。

在游行的最高峰，一群中国人围住我，指着我,说:“记得柴玲吗？所有的中国人都想用汽油烧死她，你看上去就正像她那样。”他们还说我精神有问题，我应该下地狱。他们问我是从哪个地方来的，我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告诉了他们。我没有什么好隐藏的。但是然后情形开始感觉起来就像一群愤怒的暴徒快要攻击我了似的。最后，我在警察的陪同下离开了这个游行队伍。回到我的宿舍，我登录了DCSSA（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网站和邮件群，看看人们怎么说。杜克华人学生学者联合会的一名干部钱方舟（音），沾沾自喜地说：“我们确实给了他们点颜色看看！””我贴了一封公开信，解释我没有像一些人指责我的那样，没有支持西藏独立。但是我支持西藏的自由，就像中国的自由一样。所有的人都应该有自由，就像中共政府宣称的一样，人民的基本权利应该受到保护。我希望这封信能够引发一些实实在在的讨论，但人们只是更厉害地指责和奚落我而已。

第二天早晨，一股风暴席卷了网络。我的照片被贴在了网上，我的额头上打印着“卖国贼！”的字样。然后我看到了令人惊恐的事情：我父母的身份证号都被贴了出来。我非常震惊，因为这些信息只能来自中国警方。

我看到了我父母在中国的家的详细地址，和号召人们去给“这个无耻的狗”一点教训的帖子。然后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我收到很多电话恐吓我的人身安全。这很讽刺：我努力去阻止的东西，全部加诸我的身上了。我第二天早晨和我母亲通了电话，她说她和我父亲要去躲藏起来，因为他们也受到了生命恐吓。她说我不该打电话给他们。从那时开始，简短的电子邮件成了我们唯一的联系方式。

另一天，我在网上看到了我父母家的照片：门口倒扣着一桶粪尿。更加频繁地，我听说玻璃被打破和门被贴上猥亵标语的消息。并且我被告知，在集会讨论对我的制裁之后，我的高中撤回了我的毕业文凭，并且加强了爱国主义教育。我理解人们如此情绪化和愤怒的缘由：在西藏发生的事情确实是悲剧性的。但是要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可接受的。我相信独立思考的中国人明白这一点。因为那些人彼此煽风点火，表现得像暴徒一样，所以事情才变得这么糟糕。

现在，杜克大学警方保护着我的人身安全，而中国网络上的打击还在继续。但是和那些诽谤我的人预期相反，我没有束手无策，偷偷逃跑。而我的回答就是，公开这件令人羞耻的事情，为了保护我的父母，也为了让人们能够反思自己的行为。我再也不害怕了，我决定检验我言论自由的权利。

因为语言是通向理解的桥梁。

本文原文原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