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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報消息】前幾天和友人談起在媒體工作的感受，他說道，「 我們其實都是思想上的『反動』，行動上的奴才。什麼意思呢？就是指在思想深處，我們每一個人都對當局的媒體政策持有不以爲然的態度，甚至那些手握重權的宣傳部官員，也都持有不同的看法。這些看法如果說出來，當然就是『反動』了。但是在實際行動上，卻沒有一個人敢越雷池一步。大家戰戰兢兢地履行着職責，爲虎作倀，充當走狗和幫兇。那些真正的『走狗』這樣做，倒也情有可原。可是對我們這些媒體打工者，也就是說我們這些持有現代思想的人，則應該是一種痛苦。你別看我們平時義憤填膺，一幅爲民請命一幅現代民主思想的樣子，可出現在報刊上的文章依然歌舞昇平，不但表達不了自己的心聲，反而歪曲心靈，顛倒黑白，表裏不一。如此不能暢抒心懷，不能自由表達自己的聲音，還有比這更爲痛苦的嗎？」 「呵，呵。」我苦笑着，卻明顯有着許多無奈和苦衷。的確，在媒體工作久了，我們早就成了精神陽痿患者，成了表裏不一的陰陽人，成了一種畸形的混合體。這怪誰呢？曾經有一次，我在省政府門前採訪上訪羣衆時，羣衆嚷道：「看你們到底有沒有這個膽量報導這個事情？」 我沒有回答，但我知道，我沒有膽量。我寫出的稿子要經過主任、總編批，一些敏感的問題早就給槍斃了，哪能輪到我們記者自己作出決定？果然，還沒有等到主任審閱通過，報社就接到宣傳部的通知：「凡是涉及到上訪問題的稿件，一律不準報導。」 你看，面對這樣的媒體禁令，我們的同情心、我們的熱血還不是被擊得粉碎嗎？這樣的禁令使得現代媒體的真正宗旨變成了子虛烏有，也使得我們意識到中國新聞是沒有自由的。在媒體這麼多年，我接觸過許多禁令，有的以檔形式明確傳達給大家，比如領導講話、國家某種法令某種內幕、臺灣非國家、領導職務的排序等等都有嚴格的規定。一次，我們將市委主要領導的先後秩序排錯了，就招致了一場批評。還有一次，有一個記者採訪時將對方的「法輪功是一種信仰」的話寫了出來，就給了個黃牌……還有一些是宣傳部或者什麼主管機構通過口頭傳達下來的，比如本省的重大災難啊，惡性案件啊，貪官的腐敗行爲啊──就連最近因爲豬肉上漲、市場查處了許多病豬肉，也不讓報導，理由就是害怕人們引起恐慌，等等，都是禁令的範圍。 外省情況也大同小異。中國每一個省、市其實都是一樣：新聞是沒有自由的。廣州的一位報社的朋友這樣談道： 「辦公室門口有兩塊告示板，每週的選題清單、會議記錄、行政通知、版面安排等等都會貼在上面，除此之外，還要貼所有的禁令。廣州和北京是中國新聞界一南一北兩大聖地，精英多、水準高，這裏每天接到的禁令也特別多。多到什麼程度？每天編務的一項固定工作就是將這些禁令整理列印好，貼在告示板上，少時一天一張，多時一天能貼兩、三次，每次好幾張。我們辦公室門前的告示板因爲清理得比較快，到看不出什麼，18樓21室的告示板上，有時能攢好多天的禁令，那場面，很是壯觀。禁令一般有兩個級別，分別來自中宣部和省宣部，因爲南方集團是省級，所以廣州市宣管不着，照這麼推算，《廣州日報》每天收的禁令豈不是還要多上50%……」 以前在晨報的時候，每天也會有禁令。老總還會一本正經地在編前會上宣佈一下。部門主任回了辦公室還會強調一下。而在這裏，似乎完全沒人拿禁令當回事，其程度讓我覺得有點奇怪。禁令的內容比較五花八門，不過倒也沒超出以前在晨報的那些範圍：羣體性事件、重大案件、惡性事故、地方企業問題，等等。也有些禁令比較莫名其妙，比如前幾天有個老師爲救學生死了，按說是好事，但居然不準採訪。 另外一個特點是，可能是廣州的媒體太發達了，無孔不入，所以中國凡是發生點什麼值得一提的大事，不管是不是和廣州離着十萬八千里，幾乎都能夠在禁令裏出現。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禁令絕大多數並非中宣部發的，而是來自省宣。由此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能否和廣東省委宣傳部搞好關係，對一個地方的負面新聞曝光率會有決定性的影響。 聽北京來的同事說，那邊有人專門收集這些禁令，整理好了送出國去結集成冊出版。開始我挺奇怪，這種東西誰會感興趣。不過很快明白過來，原來，這種東西，才是對這個國家最真實的記錄。哦，還有另一種更真實的記錄，那就是新華社的《國內動態清樣》，絕密級，14億中國人裏每期能看到這玩意的應該不超過兩位數（問題是就這玩意也有收到禁令的時候）。 你看，在這種禁令的摧殘下，難怪記者們雖然思想上「反動」，而行動上卻日趨保守了。但新聞的不自由無疑是中國媒體從業人員的悲哀，因爲大家都快變成了瘋子，變成精神分裂症患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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