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内投资需求乏力的几大因素

1.国有企业的衰败

从1995年开始，国有企业进入了破产、倒闭的高潮。由于国内工业技术落后，大量小规模的重复投资，使得主要工业品生产能力的利用率相当低，同业之间陷入过度竞争的长期消耗战。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发现，主要工业品有三分之二生产能力闲置，其中的37.2％利用率不到50％[3]，工业企业的盈利率迅速下滑。在此情况下，国内企业为了提高自己的市场地位而努力寻求与外商合资，甚至不惜让渡大量的股权，外商趁机大批进入中国。跨国公司在资金、技术、品牌和企业管理方面处于全面竞争优势，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大批国有企业被挤垮，特别是跨国公司在华的资本技术密集型投资项目大量增加，对中国的石化、机械、电子、钢铁等国有重化工业构成了重大打击。随著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陷入经营困境，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就业安全感的普遍消失使人们的收入预期下降，社会购买力明显萎缩。

直接面对就业压力的地方政府为了发展本地经济、确保财税收入，一方面采用一切手段招商引资，吸引外资的数量成了考核各级政府官员政绩的重要指标；另一方面又施加各种压力，迫使国有银行大量放贷给与当地政府存在各种利益关系的国有企业，75%的贷款依然流向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但这些国有企业的产品并没有充份的市场需求，形成严重的产品积压，不但加大了通货紧缩压力[4]，也令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随之上升。1998年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实际上升4,900多亿元，1999年实际上升5,800多亿元，2000年实际上升3,700多亿元。[5]国有银行为了在每年的不良贷款指标考核中过关，不得不“惜贷”，对求贷企业提出过苛的要求，以规避坏帐风险和相应的政治责任。这就出现上述巨额“存贷差”。在目前的经济体制下，中国出现了存贷差过高与“资金饥渴症”同时并存的情况。

2.国债投资效应递减

1997年以后，中国出现了在社会购买力不足基础上的商品过剩，通货紧缩接踵而至，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出口严重受阻，国内生产和就业压力骤然增大。鉴于国内外泡沫经济的教训以及90年代以来国内两极分化的加剧，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货膨胀对经济和社会的破坏性后果，于是在1998年采用积极财政政策，通过赤字财政和国债投资来刺激内需。截至2002年12月末，国债余额已达1.93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23.7%，约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9%；政策性银行金融债余额为10,054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7.8%，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9%，两项合计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30%[6]。再加上目前靠财政支撑的养老金支付有3万至7万亿元左右的资金缺口[7]，国家债务的实际规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已远远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所以，依靠发行国债刺激内需这一政策已经达到极限，无法再进一步制造需求了。

3.经济信用缺失导致投资短期化

影响企业投资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信用的严重缺失。合同失效和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造成国内商业信用极其低下，各种经济欺诈行为泛滥，严重冲击了市场竞争秩序，使得投机取巧、恶意钻营成为企业行为的“典范”，从而大大恶化了企业经营的外部环境，抑制了企业正常的投资需求，加剧了个人和企业投资行为的短期化。个人投资者宁可选择投资风险较大、但交易体系电子化的股票债券，也不愿意投资实业。不少国内企业根本无意于改进技术和管理，以提高企业的竞争力，而是竞相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投机钻营获取短期利益，甚至一些正当经营的企业为了维持生存也不得不从事部份非法经营。在这种情况下，国内企业即使想寻找新的长期投资项目，也越来越艰难，本国企业的长期投资没有空间，意味著中国企业的成长前景日益暗淡，破产倒闭的数量会越来越多。

4.出口市场不稳定

中国出口的比较优势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质量、档次偏低，主要依靠价格和数量竞争，因此容易遭致贸易保护主义的抵制。中国在入世谈判中对美国歧视性贸易壁垒的妥协，进一步加剧了出口市场的不稳定。目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特别是今年以来美国、日本与欧盟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反映出各国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禁止中国商品低价倾销的意愿。中国的出口越来越明显地受到国际市场风险的影响和制约[8]，粗放型的出口必然要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5.中央财政面临巨大压力

近几年，中国宣称实现了8%的经济增长，但银行的经营状况却未根本好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于1999年至2000年间向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使当年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了约10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按照国际5级分类标准，2002年末4大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仍高达26.1%，不仅远远高于4％至6％的国际同业水平，而且也大大超出了10％的国际警戒线。

国有商业银行的坏帐转移给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实质上只是将债务从银行的帐面上转移到中央财政的帐外记录里而已。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收购”这1.4万亿不良贷款的资金大部份是通过由中央财政担保发行的特别债券来筹集的[9]。这些由政府开办的资产管理公司处置一小部份不良资产、回收一些现金后，剩余的无法解决的不良资产就在资产管理公司的帐面上表现为巨额资产损失，这笔损失构成了事实上的中央财政赤字。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不良资产的30％可能回收为现金，那么4大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损失将高达9,800亿元[10]。其结果不外是两种，或者是国有商业银行为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认购的债券在银行帐面上表现为“垃圾债券”或资产损失，这实际上等于银行转移出去的坏帐又回来了，将导致银行系统的金融危机；或者是中央财政承认国有商业银行的这笔巨额资产损失，用财政拨款逐年弥补，这将表现为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一次性增加1万亿左右，构成对已经不胜负荷的中央财政的沉重压力。在潜在的金融危机和巨大的财政赤字的压力之下，中国政府更需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应付不测。

正因为上述几大不利因素的存在，中国政府遂不遗余力引进外资以维持经济的增长。随著国债投资效应的递减和本国企业可选择投资项目告罄，吸引外资变得更加紧迫，许多地方纷纷加大招商引资的力度，对下级政府和直属的政府机构层层分解、下达招商引资的责任指标，甚至对招商引资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实行重金奖励政策。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稳定依赖于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大量流入的外资。只要外资流入量下降，中国经济就会发生严重困难。

二、用引进外资抵消资本外逃

各地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经理热衷于引进外资，并不完全是出于急国家建设之需，还有他们希望与国外挂钩、以便安排在国外的后路的个人考虑。从这层意义上看，中国特色的引进外资有一个副产品，即资本外逃。这自然使中国政府深为苦恼。

当外商被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的幻象所吸引时，中国的资本外逃也同时扩大，日益严重。中国外逃的贪官到底有多少？这恐怕永远是个无法确知的谜。

根据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和公安部的内部通报，截至2003年6月30日，各省（区）、直辖市纪委、公安部门上报的情况如下：

在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员及党员干部失踪、外逃最多的前5个省份依次为：
广东省：失踪790名、外逃1,240名
河南省：失踪512名、外逃854名
福建省：失踪414名、外逃586名
辽宁省：失踪318名、外逃403名
江苏省：失踪316名、外逃227名

3个直辖市党政部门、机关、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中共党员及党员干部失踪、外逃的数量为：
北京：失踪112名、外逃442名
上海：失踪187名、外逃354名
天津：失踪60名、外逃182名

仅仅是今年8月3日至8月5日这3天当中，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渖阳、深圳、珠海、蛇口、昆明等口岸与航空港，就查获了60多名持护照或通行证、企图外逃的官员，其中有7名是来自北京、渖阳、武汉、郑州和南京等地的副厅级官员。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些企图外逃的官员多持有中国金融机构与海关核准携带大量外汇出境的合法证明；携带外汇最少的一名经贸干部即持有60万欧元（相当于50万美元左右）。被查扣后这些官员们竟一致声称，携巨款出国是为了“考察”招商引资环境。这些官员在海关被截住是中央的一次全国性突击检查的结果。由于今年贪官外逃已经成不可遏止之势，中共中央不得不于2003年8月初颁发了“关于党政机关、司法公安部门人员出境、出国通行证、护照管理措施”，并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派出9个组分赴9省、市召开紧急会议，突击收缴高官的出境通行证和出国护照。上述3天中外逃被扣的官员们由于未及时得到“通风报信”，不知道中央会在这几天实施突击检查，结果正好成为被抓获的倒霉鬼。[11]

中国的贪官历年来到底携带了多少资金外逃，恐怕同样是一个无法确知的谜。但下列数据[12]多少可以让人对此有个概念，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数额占外债增长量的52.3％，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负担最沉重的国家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进入90年代以后，资本外逃水平接近甚至超过了每年新增的外资额。据中国财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