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报道说，黄菊勉励大家精心规划、精心组织、精心实施，确保“金盾工程”建设顺利推进，为加快国家信息化进程作出贡献。新华社报道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有关部门相继开展了“金关”、“金税”、“金卡”等信息化工程建设，有力地推进了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公安信息化是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的重要应用领域，全国公安信息化工程——“金盾工程”是中共国电子政务建设的十二个重要业务系统建设项目之一。“党中央、国务院对公安信息化高度重视，把‘金盾工程’作为国家信息化重点建设项目进行安排，并批准了‘金盾工程’的立项。”
然而，“金盾工程”的实质并非如同新闻报道中的那样冠冕堂皇。我在电视上发现，那些参与“金盾工程”的计算机专家，许多都身穿制服，显然相当大一部分都是军方、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人员。看到这一场景，我不禁想起了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第一圈》。当时的苏联就是一个布满克格勃特务的帝国，公民的电话和信件随意受到监听。而监听者以“国家安全”和“民族利益”等“宏大叙事”来侵害公民的基本人权。《第一圈》的开头是写一位中级官员听到了将清洗他的老师的消息，出于师生之情，他偷偷到外边的公用电话亭给老师家打了一个报信的电话。这个电话被克格勃监听到了，但是要辨别声音的归属，还需要更加先进的技术。在由克格勃控制的“古拉格群岛”之中，就专门有一个地方是从事这一研究的。这里聚集了一大批在各次政治运动中被清洗的科学家，他们被强迫从事类似的研究工作。因为他们还有使用价值，所以他们在“古拉格群岛”中的待遇还稍好一些，也就是所谓的“地狱的第一层”、“地狱的第一圈”。小说的最后是窃听中辨别声音的技术终于研制成功，那名泄露国家机密的官员被揪了出来，送进了“古拉格群岛”的另一处。当时，苏联的统治者认为，依靠监视、依靠压迫、依靠暴力，依靠恐惧，就可以让苏共的独裁统治永远维持下去。他们认为自己的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最坚固的帝国。然而，强大而坚固的苏联帝国终于灰飞烟灭，苏共也成为大多数民众唾弃的政党。苏联的末代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最后才意识到：历史的推动力不是对暴力的使用，而是人类对自由的追求。
今天的中国继续走在前苏联的不归路上。投掷数百亿的“金盾工程”，也就是要把庞大的中国变成活生生的“一九八四”。这一工程成功之后，将实现对全民的严密控制，从网络、电话、信件到所有的活动，都成为“老大哥”眼皮底下“公开的秘密”。美国互联网独立研究专家格里格·渥尔顿（ＧｒｅｇＷａｌｔｏｎ）早在2001年就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的金盾工程》的长篇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到2009年，中国安全部门对每个人的监控可以深入到每家每户。在电话上一开口，声音就被识别出来；一上街，摄像机就能确认你。即使不是全国范围，至少在城市里，公民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受到监控。在2000年北京举行的一次贸易博览会上，中国的保安机器宣布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字监视网络，连接全国、地区和本地保安机构，能展示全景的监视网络。北京的构思是一个以数据库带动的遥距监视系统——能够实时取得全中国每一个市民的登记记录，同时连接庞大的摄影机网络，确保可以加快警察对付示威的应变时间。
格里格·渥尔顿指出：“一个庞大的智能监视网络所需科技其实复杂到惊人程度，无论如何，由于方案是模仿人类智能，所以我们可以用每个人熟悉的术语来类别这个方案：北京有意要的‘金盾’监视网络有能力‘看见’、‘听到’、和‘思想’。”在中国，网络自由成为中国政府最惊恐不安的领域。一旦信息在网络上自由流通，一旦上网的人数超过一亿，中共长达半个世纪精心营造的谎言帝国就将面临崩溃的下场。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这将是专制与自由殊死搏斗的一个领域。格里格·渥尔顿在报告中披露说：“2000年五月，国家安全部在中国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装设了两个‘黑盒’——专门监视追迹个人电子邮件内容和活动的设备。再者，政府官员正与深圳大学的专家发展一套‘电子邮件过滤系统’，能够在没有收件人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察觉和删除‘不必要的’电子邮件。最近，公安部更参与建立虚假的代理服务器，以便监视那些意图回避官方防火墙的网民。”在这份报告中，格里格·渥尔顿批评了某些西方跨过公司为中共提供技术的“不道德”的行径。他列举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利用西方的监视技术实施大搜捕的事实：“紧随1989年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中国政府折磨和审问了成千上万的人，试图找出组织示威的人。即使学生和工人能够反抗秘密警察的恐吓，那些倒霉示威者并无匿名机会。整个天安门广场均装有英国制的监视摄影机网络，设计用途为监视交通流量和调整挤塞。这些摄影机记录在坦克车进驻广场前几个月在广场内发生的每一件事。在其后日子里，这些影像反复地在中国国家电视台播出。几乎所有违反者均是被这个方法认出。Ｓｉｍｅｎｓ Ｐｌｅｓｓｅｙ公司制作和出口这些摄影机，而世界银行负责支付安装费用，两个机构均表示他们从未想到他们的‘中立’科技会这样被应用。”格里格·渥尔顿警告西方政府说：“政府必须认清楚，科技不是中立的——它是变色龙，而且会随着环境改变颜色。”
在“金盾工程”实施的过程中，除了某些惟利是图的西方高科技公司的介入之外，还有许多中国的“海龟派”的积极参与。他们大多是近二十年来到西方留学的青年知识精英。与五四时代远赴重洋留学的先辈不一样，他们缺乏理想、激情、道义和伦理底线。他们觉得参与这样的事业是人生价值的实践方式之一。有意思的是，身份暧昧的中国亚信科技公司也是“金盾工程”的重要参与者。这家公司虽然表面上看是由一群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创办的，但实际上却有着相当的官方背景。更加耐人寻味的是，亚信科技的董事长丁健经历极其跌宕起伏。
丁健毕业于北大化学系，八十年代中期赴美留学。1989年“六四”惨案爆发之后，他曾经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到中共驻美使领馆门前去表示抗议。后来，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积极参与全美学者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活动。到了九十年代后期，丁健突然淡出民运圈子，与一批在海外留学时结识的朋友回到国内组建了亚信科技。经过短短几年的发展，亚信科技奇迹般地成为拥有数十亿资产的一家高科技集团公司。而其前任老总田朔宁，后来成为中国网通的老总，据说与江泽民的公子江绵恒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在中国电信大洗牌中，网通竟然将中国电信在北方的半壁江山通通收入囊中，演出了一出“小蛇吞大象”的杂技，令业内人士惊叹不已。丁健本人虽然没有田朔宁那样的人脉关系，但他积极参与“金盾工程”等事务，同样给他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在近两年的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一直处于六、七十名的位置上。
丁健的转变让我想起了八十年代香港著名电视连续剧《上海滩》中的主人公许文强。由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早年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积极参加反抗军阀的学生运动，他的初恋情人还在一次游行示威中死于警察的刺刀之下。但是，当他来到上海之后，他逐渐放弃了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接受了上海滩的“血酬”原则（吴思语），也就是说，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力量才是唯一值得信赖和信仰的东西。为了权力和金钱，许文强不惜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终于成为上海滩的霸主。这一人生轨迹正是九十年代之后许多经历了“八九”民运洗礼的青年留学生的人生轨迹。由带领民众追求自由和民主的先驱蜕变成为参与剥夺民众自由获取信息的权利的帮凶，这个过程的完成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丁健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的高级公寓中，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在网络上畅游。即便在北京的居所里，我相信在他居住的高级“涉外公寓”中，一打开电视就能够看到美国和欧洲各大电视台的节目。他不觉得中国有什么不自由，也就不会为自己参与“金盾工程”而感到有丝毫的内疚。还有更多的没有丁健“成功”和“著名”的“海龟”们，大致也是同样的心态。
我在访问美国期间，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作了一次演讲。我谈到自己对“海龟派”的看法，我认为留学生回国效力、经商乃至发财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必须把握一道底线，即不能成为专制力量的帮凶，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反作用力”。中国有一句古话说“于己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在西方学习到先进的科学技术的留学生，既然自己知道信息封锁是一件丑恶的行径，既然自己在上网的时候不愿意出现障碍，那么为什么自己要去参与阻碍自己同胞自由获得信息的下流事情呢？
在我演讲结束之后，有一位正在念理工科博士学位的青年朋友站起来反驳我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个工程师，他只是“匠人”，他不愿意去思考道德层面的事情，那只是人文科学领域的工作。对于一个工程师来说，仅仅是把自己的技术运用到需要它的领域去，不管是为美国政府工作，还是为中国政府工作，以及为私人公司工作，性质都是一样的。如果参与“金盾工程”，那也无可指责，因为“科学无国界”。他不会像毛泽东时代“忠党爱国”的科学家一样，以能够为“党国”服务而感到自豪；也不会感到有道德上的压力和羞愧感。因为，这仅仅是一份能够挣到钱的“工作”而已。
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软弱无力的开脱。我发现如今在海外的许多留学生都持相同或者相似的观点，这表明“六四”之后官方实行了十多年的摧毁国民的信念和道德感的教育获得了相当的成效。这种卑鄙的教育方式造就了整整一代没有底线伦理、没有起码的是非善恶观念的青年人。其实，即便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