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義:國在山河破──「高速增長」背後隱藏的秘密
 
鄭義
 
2002-6-29
 
【人民報消息】

「開始起跳的超級老虎」

  近年來,至少在中文媒體上,「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似乎已經成為唾手可得的現實。這種使中國人熱血沸騰的預言,不完全是「出口轉內銷」式的炒作。從八十年代初啟動的經濟改革,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國熱」,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屬1993年5月10日美國《時代》周刊發表的《中國:下一個世界強權》。這是在一個總標題下的十四篇文章。《時代》周刊總編熱情洋溢地寫道:艾默生曾稱中國為木乃伊與紀念碑,而今天,「這一古跡正顯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說,20世紀最後的十多年間,中國崛起的論調席卷世界。在這隻「開始起跳的超級老虎」(德國《趨勢》雜誌)面前,許多對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保持堅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緘口難言。

  中國官方經濟學界當然更是一片樂觀。權威的「中國科學院國情分析研究小組」發表預測報告稱:2020到2030年,中國經濟總量將達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將達到目前發達國家水平;二十一世紀末,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社會發展水平達到當時發達國家水平,即「趕上西方」。報告的作者們以堅定而豪邁的口吻宣告:「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興起和騰飛的世紀。」

  只有少數研究者指出:中國目前所表現出來的是一種「虛假的繁榮」。

二十一世紀果真是「中國的世紀」嗎?

  我們現在只討論一個常識:能源、資源與環境容量可否支撐得起一個「中國的世紀」?

  根據中國科學院上述預測,2050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為89萬億,是1990年的50倍。一個難以逾越的障礙是:資源不足。已有權威人士證實: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後的四十多年時間內,國民生產總值(GNP)增長了10余倍,而礦產資源消耗量卻增長了40余倍。在這種舉世無雙的高消耗、低產出經濟模式下,假設國民生產總值(GNP)再增長50倍,就必須消耗資源200倍──這個賬還有必要繼續往下算嗎?

「強國夢」之破滅

  中國科學院的學者們當然不會不了解「高消耗低產出」這一中國經濟之癌,他們的全部預測建立在「中國必須建立一個資源低耗型的國民經濟體系」之上。這當然不是一個事實,而像是一道命令。這當然是一個極好的命令,問題在於:是誰,用什麼辦法能使中國執行這個命令?如果這個命令不被執行,發動機裡灌不進那麼多油,中國就只好遙望著那個據說必定屬於它的新世紀而扼腕興嘆。資源是持續發展之前提。灌滿了油,也許你可以命令中國駛往輝煌的新世紀,但要是沒有油呢?

  再退一步講,即便發生某種奇蹟,中國真的建立了資源低耗型經濟,但中國,甚至全球資源能否支持中國這樣一個世界大國經濟規模再增長50倍,還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最深刻的悲劇可能在於:當中國進行了長達近半個世紀之久的制度「試驗」之後,才驚駭地發現本國資源已接近枯竭。同時,由於全球經濟總規模的擴大,世界資源總量已所剩無幾。據「世界觀察」環保組織公布的《1998年世界現狀》報告指出,「如不改變目前的發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資源將不敷中國對谷物之需求,石油資源也不夠用。」「中國的例子顯示,這個世界無法依照目前的發展腳步繼續走下去了。」

  再來談談中國日趨緊迫的環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長的污染。有中國學者證實:「從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會總產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氣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說社會總產值增長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註1)按此比例算下來,中國經濟總量如果再增長50倍,污染就要增長300倍。就算是污染率隨經濟發展而減輕,GNP增長50倍污染量僅增長100倍,那個中國也絕不是人類可以存活的國度。或者,奇蹟般地趕上「高科技」列車,經濟結構轉型,就算污染再增加10倍,──據中國經濟學家估算,「按照目前每億美圓產值平均污染破壞環境的比率計算,全世界總產值再增長不到1倍或者再延續不到五十年,就會使地球環境不再適宜人類生存。即使採取目前各國提出的一些措施,也不能按老軌道再持續增長2倍的產值了。」(註2)

  關於二十一世紀的預測,應當主要是關於資源總量與生態容量的預測。尤其是對於中國。

  簡化地說,如果超過了幾個主要的生態指針──森林覆蓋率警戒線20%、人均淡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積警戒線0.8畝等,這個生態系統便可視為突破了生態環境容量,超載運行,趨於崩潰。這正是目前中國所面臨的噩夢。

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直接了當地說,中國的當務之急並非討論如何「趕超」,如何實現「強國夢」,而是如何挽救「球籍」。

  請讀者耐心跟我一起研究一下幾組經濟數字。

  中國官方經濟學界經常誇耀的數字有兩個: GNP名列世界第七,GNP增長速度世界第一。

  可以做幾點評論:第一、這無非是說,世界人口第1、國土面積第3、礦產資源第3的國家,總產值不過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資源、環境成本,實際居於世界後列;第三、這種所謂「綜合國力」指針,與人民福祉無關,而僅能滿足統治者的霸權欲望和民眾的大國心態。第四、中國增長速度存在統計上的誇大;第五、中國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產出式的高速增長得不償失,除了維持就業,以換取政權合法性之外,實為中國經濟之痼疾。在內部,控制速度一直是歷屆政府的努力目標,對外宣傳時才變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絕望的數字卻很關鍵:

  中國在世界經濟總量中所占比例遞減。200年前大清帝國極盛時期(1800年),中國的生產品占全球總量的33%,歐洲占28%,美國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潰前夕(1900年),中國占全球生產總量的6.2%;在經歷了二戰內戰韓戰連續破壞之後,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國民生產總值尚占世界總數4.7%;至「改革開放」近二十年之後的1997年,中國占全球國民生產總量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長速度幹了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生產總值占全球比例不升反降,更遠不及衰敗的晚清。(註3)這一組數字傳遞的信息是:「趕超」半世紀,同先進國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越拉越大。這是因為,中國經濟效益極差,無論是與世界橫比,還是與不同時期的中國自比,無論實物、資金、還是勞動力等各方面,投入產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來越差。

  中國人均財富居於世界後列。中國人均所得為世界第81名,即使以購買力計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脫維亞少,牙買加多。用聯合國「人發展指針」綜合比較,中國落後到107名,在阿爾巴尼亞之後。(註4)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在全球參加評估的120個國家中,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位於第96位;教育經費和第三產業產值占GNP比例分別為102位和113位。(註5)按照世界銀行1995年推出的一種衡量國家財富的新計算法(即把自然資源貨幣化並列入財富總量),中國的人均財富僅名列世界第162,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註6)前兩組數字說明,中國人是當今世界的窮人;後一組數字是說,由於資源奇缺,中國人未來可能更窮。

  ──把以上所有數字綜合起來,大致可歸結為如下三句話:

  中國是一個處於世界後列的貧窮大國,是一個資源極度匱乏因而後勁嚴重不足的貧窮大國;經過長達半世紀的「高速」「趕超」,中國和自己所曾達到過的水平,和世界先進國家的距離越拉越遠;如果再考慮到人口、資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中國將永無出頭之日。

  至於洋溢於中國官方媒體上的「樂觀」,有經濟學家如此解釋:「少數經濟學家與權力資本和外國資本結合,獲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國「繁榮」(不管是真繁榮還是假繁榮)時可以分享大份額,在危機發生時卻不必分擔成本。他們樂觀得很,並且為中國人民描繪了這樣一幅玫瑰色的圖案:增長速度就是一切,經濟發展可以自動解決一切社會矛盾……(註7)

超載的極限

  二十世紀著名的經濟學家海耶克曾談到,他得到的一個重要教訓是:忽視了「時間因素」。他認為,學術界對於「時間」領會遲鈍,遠不像政客、運動員和演員那樣深知「適當的時機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經濟學著作中都試圖引入時間的因素,但在一般經濟學著作中,時間的關鍵作用──事情將在何時發生?在因果之間可能有多長的時間?──卻完全被忽略了。

  這同樣是我們中國人將深感痛切的教訓。

  我們都知道許多事情可能會發生,一個自由、民主的中國可能出現,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時代可能到來……等等。但是忽視了時間:事情將在何時發生?我們還有多長時間?當夢想成為現實之際,我們還剩下什麼?以沉船為例:到全體乘客可以投票表決並決議立即搶修之際,我們還剩下多少船板?

  挽救中國生態崩潰之關鍵同樣是時間:在國土承載力耗盡之前,我們能否扭轉資源與環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趨勢?

  從資源超載角度來看,中國國土承載力最大極限大約為15~16億人,沒有官員或學者提出更高上限。距離這一經濟—生態總崩潰的臨界點,人口是2~3億,按目前人口增長趨勢,時間大約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長而言,中國政府當局已採取了世界上最嚴厲的政策,今後怕已無能為力了。

  從污染超載角度,美國派駐北京的環保官員估算,如果中國從1996年開始投註鉅資,在2004年前必須緊急投入3萬億美園,才能徹底解決環保問題。(註8)這個數字大約相當於中共建政之後前四十年財政收入之總和的7~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3千億美園,約等於20世紀末中國政府每年財政收入的2倍以上。中國專家似未進行這種全國性估算,但對局部地區研究所得出的結論與上述估算大致相當。──這種規模的投入顯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慮到每年國有資產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絕望。這也是在說時間──可能來不及了。

  我們甚至無須去討論二十一世紀是否是「中國的世紀」,那是一種奢侈。我們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二十一世紀中國有沒有水喝?

中國無水可喝的世?

  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無水可喝的世紀。這不是一句玩笑話。

  中國人均淡水僅有世界人均值的1/4~1/5。江河湖泊全部污染,地下水嚴重透支。沒有爭議的事實是:半數以上城市缺水,缺水城市半數以上嚴重缺水,特大城市幾乎全部缺水,50個城市已進入危機狀態,情況還在繼續惡化。以中國人特別能忍受的國民素質,漸進的常規性的缺水可以一直維持下去,並非必定導致社會解體。而漸進災變中的急性爆發,將是社會承受力崩塌的關節點。不必等到遙遠的未來,在今日中國嚴重的水危機上,只要加上一個持續數年的大旱,就可能導致社會解體。歷史上,1638~1641年發生在中國腹部地區的持續三年的大旱,致使流寇蜂起,社會動蕩不寧,饑民組成軍隊,終於推翻了強大的明朝政府。如果發生一個持續三年的大旱,如果其打擊點正好在承受力最低的地區──大北京地區,則後果難以設想。包括京、津、唐、保四市在內的大北京地區,是貧水國中的特貧水區。外來的觀光者只看見林立的高樓大廈,不知道這片城市群的淡水量已不足人均300立方米,在國際人均水資源警戒線(1000立方米)的1/3以下,為世界人均數的1/30,比世界著名的乾旱區阿拉伯半島還要低,也低於以色列(人均水資源370立方米)。──可以這樣簡單概括:以北京市為圓心,800公里半徑之內(200萬平方公里,超過1/5國土),已經沒有一條常流河,地表水基本枯竭,地下水全部嚴重超采,最深的水井已達300~400米。早在十年之前,水利部水資源司司長吳國昌先生就發出了警訊:如果供水問題未能獲得改善,只要再來一次大的旱災,整個華北地區的經濟都可能崩潰。

  目前,大北京地區已經完全具備了被水危機所摧毀的必要條件。為了使首都地區脫離險境,專家們正在緊張討論從遷都到自1000公里之遙的南方調水的種種應急方案。而為數眾多的生態學家是悲觀的:一切應急的工程措施,都無法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的水資源危機。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無水可喝的世紀。

  水僅僅是中國資源環境災難的一個側面。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走向崩潰的世紀。

  大難臨頭之際,中國統治者很可能會高舉起他們現在所討厭的「人權」的旗幟,要求實行世界範圍內的資源再分配。其邏輯的頂點,就是轉嫁內部危機的對外戰爭。那時的執政者會有全新的思維:從鞏固政權角度來衡量,戰爭,特別是某種能大幅度削減人口的戰爭,解決問題較徹底,且成本較低。這對於一個極權主義的國家,一個陷入民族主義狂熱的國家,一個無神論的國家,一個走投無路的國家,一個人命不值錢的國家,應該不算是難以逾越的道德障礙。當年馬爾薩斯所言戰爭是減少人口的一種手段,指的是那隻「看不見的手」。如果換成了「看得見的手」,情況又會怎樣?退一步講,即便沒有爆發世界大戰,一個十幾億人口大國的崩潰,也將把世界拖入一場災難,我實在想像不出有幾個國家可以幸免。

  ──難以設想嗎?有時候,需要設想一下難以設想的事情。

在劫難逃的大崩潰

  難道沒有挽救之途了嗎?當然有。比如盡快實行私有制,讓每一塊土地、每一片森林、每一座礦山都有自己的主人;比如盡快實行真正的市場經濟,用市場的力量限制資源(包括環境資源)的無節制的揮霍;比如放棄狂妄的「趕超(西方)戰略」,從人口基數過於龐大、人均資源極為貧乏、環境容量極為窄小等國情出發,走一條有限增長的道路……等等。

  但問題仍然是:還有時間嗎?

  也許還有一點時間。

  也許一切都太晚了。

  任何一個中國政府都很難在這種創造性的毀滅之上重組社會,重建家園。

  退一步講,即便奇蹟式的達成了較為徹底的制度轉型,生態災難也會保持其巨大慣性。如俄國與東歐前社會主義國家,制度交替時期,生態加速惡化。而且,生態平衡之恢復也需要漫長周期。

  更何況我們所談到的僅僅是水資源危機,能源危機和環境容量危機。而中國早已陷入全面危機:政權腐敗、資源枯竭、環境惡化、漠視人權、通貨膨脹、股市畸形、泡沫經濟、國企破產、工人失業、農民動亂、金融混亂、治安失控……在中國社會這個大系統中,任何一環都已經脆弱到可能猝然斷裂。而任何一環的斷裂,都會引發整個大系統的雪崩。堵無可堵,防不勝防。

  形勢已危如累卵。

  其實中國人已有預感。

  看看「二十一世紀夢」精神勝利的另一面:官宦豪強,早已把不義之財轉移國外,外國護照在手,隨時準備抓起牙刷便開溜。知情有限的升斗小民,竟把血汗錢往那早已資不抵債的國家銀行裡存,以備大難臨頭時保命之需。大船將傾,人人都想搶塊大點的船板,只苦了那些什麼都搶不到手的黎民百姓。看今日之中國,末日氣息彌漫,人們瘋吃海飲,狂賭濫嫖,醉生夢死,及時行樂,吃喝嫖賭抽、坑蒙拐騙偷,無一不創當今世界之最。

  這是末日之前最後的盛宴。這是災難的直覺,絕望的集體無意識。

  事已至此,夫復何言?

  古詩雲:「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而今是,山河殘破而黨國尤在。

  古詩雲:「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而今是,爾曹身與名未裂,已廢江河萬古流。

  一個曾歷經數千年風霜的輝煌文明似已在劫難逃。

「高速增長」背後的政治秘密

  我在其它文章中曾著力分析:公有制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所實行的「兩權分離制」(所有權與使用權兩權分離)是毀滅中國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制度性根源。公有制使山河土地失去了守護者(有血有肉的主人),給破壞性使用大開方便之門。但在毛式完全公有制下,勞動者沒有生產的動力,一般也沒有破壞的動力。以種種「承包制」為代表的「兩權分離制」不僅同樣剝逗笏人民對山河土地森林礦山的所有權,還為破壞性使用注入了內驅力。這正如一輛「公用自行車」,注定損壞最嚴重、最迅速。鄧小平所創造的史所未見的「所有權使用權兩權分離」的「公有私營制」,這輛自行車仍然公有,所不同者,是使用者現在可以合法地馱帶私貨。這樣一來,破壞性使用之烈可以想見!帝王時代,江山社稷為帝王所有,並將傳之萬世,無人敢於破壞。每一具體的土地森林作坊工場,也有具有人格的主人守護。經典社會主義時代,資源財產完全公有,雖然難以避免經濟學上所稱的「公有財產的悲劇」,但勞動者也沒有破壞性使用的動力。最壞的是鄧式「公有私營制」,山河無主且可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可以說,在這樣的制度條件下,增長就意味著破壞,高速增長就意味著高速破壞。

  那麼,既然損失巨痛,何以還要不惜代價地追求高速增長?

  中國政府和官方經濟學界並不弱智。雖然他們在公開宣傳中對高速增長沾沾自喜,但私下裡卻不斷要求控制速度。他們早就明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式的高速增長不是好事,而是中國經濟的不治之症,是災難。因此,他們並非一味追求高速,而僅僅要求「適當的」高速:速度越高,損失越慘重;而速度不高,則「優越性」無從體現,且失業激增,政權不穩。──看來,其中的政治秘密是:高速增長是中國現政權合法性之唯一來源。

  眾所周知,政權必須具有合法性。

  一般而言,這種合法性大致有如下四種來源:

  第一、符合法統的傳承,如皇權社會的王位繼承制;

  第二、人民的直接授予,如民主社會的普選制;

  第三、人民對武力奪取政權的事後追認;如民主革命雖然以武力否定了舊法統,但無不在革命之後以普選制直接與人民訂立契約,建立新法統,確認新政權的合法性;相反的事實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在武力奪權之後進行這一合法性的確認程序;因此,從法理上講,它們的合法性始終存在問題;

  第四、在權力來源上既非依法傳承,亦非人民直接授予,但在施政過程中政通人和,國泰民安,也可視為獲得了人民的默認,具有了某種雖然虛假但還現實的「合法性」。

  由於中共武裝顛覆了合法的中華民國政權,割斷了辛亥革命和亞洲第一民主共和的法統,又沒有以真正的民主選舉建立新法統,於是,現政權的合法性只能從上述最後一條中去尋求。在中共政權初創和上升時期,權力來源是否合法之「確認」被回避,而巧妙地轉換為一個制度是否優越之「論證」。除了空洞的「人民當家作主」,其優越性的重要社會—經濟指針主要是「普遍就業」和「高速增長」。相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失業率和增長速度,尚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在經過長期社會主義實踐後,中國經濟學界摸索出一條規律:必須保持6%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解決每年新增勞動力的就業。因此,6%以上的高速增長(高速增長本身及高速增長所維持的普遍就業),就成了社會主義優越性的證明,在後來更成了政權穩定的保證。「速度問題不光是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尖銳的政治問題。只能高速度,才能戰勝資本主義;只能高速度,才能在新的基礎上加強工農聯盟,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註9)隨著社會主義制度弊病的不斷暴露,隨著對民主國家真實情況的不斷了解,優越性「論證」遭到普遍懷疑,而合法性「確認」漸漸浮上檯面。特別是1989年對席卷全國數百城市的民主運動實行武力鎮壓之後,現政權的合法性受到嚴重詰問。在這種政權不穩的危機下,除了加強控制,把一切對合法性的挑戰遏止於萌芽階段之外,執政者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惜代價地推動經濟繁榮,「花錢買穩定」。在這種局勢下,人民和政權之間似乎達成了某種默契:可以放棄長子繼承權,但總得給碗紅豆粥。新的實踐證明,只能維持(統計意義上的)8%以上的高速增長,才能緩解新增勞動力就業壓力和維持繁榮景像,維持默契。於是,8%增長率又成了必須「死守必保」的「生命線」。

  經濟學家們是深諳個中奧妙的。楊帆先生就一針見血地指出:

  「為什麼一定要達到8%?經濟學家說是為了保證就業,維持信心。經濟增長速度在國際上本來是一個預測數字,到了我國竟然不可更改,不可懷疑,因與現實反差太大,反而被強化到國內外人人談論的程度。這也證明,經濟增長速度長期以來已成為我國政權合法性的主要源泉。」(註10)

  經濟學家程曉農在接受BBC採訪時指出:經濟效益每況愈下,國家還鼓勵企業事業單位一味增加工資獎金、擴大福利,以至於掏空了國家財政和企業的積累。這是由於「政府的合法性和權威不是建立在民主選舉的基礎之上,而是建立在『花錢買穩定』的方針之上,用高收入、高福利來換取民眾的支持。」

  因此,說到底,「高速增長」並非一個一般的經濟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更確切地說,是一個政權問題,和政權的合法性問題。

  現在我們終於明白了:令中華民族山河變色的資源與環境代價究竟為何而支付?

  為了維持一個政權的統治,我們所付出的成本是否過於高昂?

  誰能告訴我,這代價是必須支付的? 令人倍感沉痛的是,為生產虛假合法性這種極少數統治者所需要的奢侈品而投入的高昂成本,並非人民幣、美圓或黃金,而是我們民族的基本生存條件。

摘自(黃花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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