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义:国在山河破──“高速增长”背后隐藏的秘密
 
郑义
 
2002年6月29日发表
 
【人民报消息】

“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

  近年来,至少在中文媒体上,“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似乎已经成为唾手可得的现实。这种使中国人热血沸腾的预言,不完全是“出口转内销”式的炒作。从八十年代初启动的经济改革,在西方激起了一波又一波“中国热”,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993年5月10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的《中国:下一个世界强权》。这是在一个总标题下的十四篇文章。《时代》周刊总编热情洋溢地写道:艾默生曾称中国为木乃伊与纪念碑,而今天,“这一古迹正显示出震撼世界的活力”。可以说,20世纪最后的十多年间,中国崛起的论调席卷世界。在这只“开始起跳的超级老虎”(德国《趋势》杂志)面前,许多对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场保持坚定信念的人士大惑不解,缄口难言。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当然更是一片乐观。权威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发表预测报告称:2020到2030年,中国经济总量将达到世界第一;2040到205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目前发达国家水平;二十一世纪末,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社会发展水平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即“赶上西方”。报告的作者们以坚定而豪迈的口吻宣告:“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兴起和腾飞的世纪。”

  只有少数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虚假的繁荣”。

二十一世纪果真是“中国的世纪”吗?

  我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常识:能源、资源与环境容量可否支撑得起一个“中国的世纪”?

  根据中国科学院上述预测,205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89万亿,是1990年的50倍。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是:资源不足。已有权威人士证实: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后的四十多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了10余倍,而矿产资源消耗量却增长了40余倍。在这种举世无双的高消耗、低产出经济模式下,假设国民生产总值(GNP)再增长50倍,就必须消耗资源200倍──这个账还有必要继续往下算吗?

“强国梦”之破灭

  中国科学院的学者们当然不会不了解“高消耗低产出”这一中国经济之癌,他们的全部预测建立在“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资源低耗型的国民经济体系”之上。这当然不是一个事实,而像是一道命令。这当然是一个极好的命令,问题在于:是谁,用什么办法能使中国执行这个命令?如果这个命令不被执行,发动机里灌不进那么多油,中国就只好遥望着那个据说必定属于它的新世纪而扼腕兴叹。资源是持续发展之前提。灌满了油,也许你可以命令中国驶往辉煌的新世纪,但要是没有油呢?

  再退一步讲,即便发生某种奇迹,中国真的建立了资源低耗型经济,但中国,甚至全球资源能否支持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大国经济规模再增长50倍,还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最深刻的悲剧可能在于:当中国进行了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制度“试验”之后,才惊骇地发现本国资源已接近枯竭。同时,由于全球经济总规模的扩大,世界资源总量已所剩无几。据“世界观察”环保组织公布的《1998年世界现状》报告指出,“如不改变目前的发展模式,全球的土地及水资源将不敷中国对谷物之需求,石油资源也不够用。”“中国的例子显示,这个世界无法依照目前的发展脚步继续走下去了。”

  再来谈谈中国日趋紧迫的环境容量和超高速增长的污染。有中国学者证实:“从五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中期的三十多年中,社会总产值增加了15倍……向大气中排放的污染物增加了100多倍。也就是说社会总产值增长1倍,污染量就要增加6~7倍”。(注1)按此比例算下来,中国经济总量如果再增长50倍,污染就要增长300倍。就算是污染率随经济发展而减轻,GNP增长50倍污染量仅增长100倍,那个中国也绝不是人类可以存活的国度。或者,奇迹般地赶上“高科技”列车,经济结构转型,就算污染再增加10倍,──据中国经济学家估算,“按照目前每亿美圆产值平均污染破坏环境的比率计算,全世界总产值再增长不到1倍或者再延续不到五十年,就会使地球环境不再适宜人类生存。即使采取目前各国提出的一些措施,也不能按老轨道再持续增长2倍的产值了。”(注2)

  关于二十一世纪的预测,应当主要是关于资源总量与生态容量的预测。尤其是对于中国。

  简化地说,如果超过了几个主要的生态指针──森林覆盖率警戒线20%、人均淡水资源警戒线1000立方米、人均耕地面积警戒线0.8亩等,这个生态系统便可视为突破了生态环境容量,超载运行,趋于崩溃。这正是目前中国所面临的噩梦。

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直接了当地说,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讨论如何“赶超”,如何实现“强国梦”,而是如何挽救“球籍”。

  请读者耐心跟我一起研究一下几组经济数字。

  中国官方经济学界经常夸耀的数字有两个: GNP名列世界第七,GNP增长速度世界第一。

  可以做几点评论:第一、这无非是说,世界人口第1、国土面积第3、矿产资源第3的国家,总产值不过名列第7,比意大利小,比巴西大;第二、如果扣除超高投入的资源、环境成本,实际居于世界后列;第三、这种所谓“综合国力”指针,与人民福祉无关,而仅能满足统治者的霸权欲望和民众的大国心态。第四、中国增长速度存在统计上的夸大;第五、中国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产出式的高速增长得不偿失,除了维持就业,以换取政权合法性之外,实为中国经济之痼疾。在内部,控制速度一直是历届政府的努力目标,对外宣传时才变成自我炫耀的成就。

  令人绝望的数字却很关键:

  中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所占比例递减。200年前大清帝国极盛时期(1800年),中国的生产品占全球总量的33%,欧洲占28%,美国只占0.8%;100年前清朝崩溃前夕(1900年),中国占全球生产总量的6.2%;在经历了二战内战韩战连续破坏之后,中共建政之初的1955年,国民生产总值尚占世界总数4.7%;至“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之后的1997年,中国占全球国民生产总量的比例跌至3.5%。以“世界第一”的增长速度干了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生产总值占全球比例不升反降,更远不及衰败的晚清。(注3)这一组数字传递的信息是:“赶超”半世纪,同先进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这是因为,中国经济效益极差,无论是与世界横比,还是与不同时期的中国自比,无论实物、资金、还是劳动力等各方面,投入产出效益都不好,甚至越来越差。

  中国人均财富居于世界后列。中国人均所得为世界第81名,即使以购买力计算,也只占到第65名,比拉脱维亚少,牙买加多。用联合国“人发展指针”综合比较,中国落后到107名,在阿尔巴尼亚之后。(注4)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全球参加评估的120个国家中,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第96位;教育经费和第三产业产值占GNP比例分别为102位和113位。(注5)按照世界银行1995年推出的一种衡量国家财富的新计算法(即把自然资源货币化并列入财富总量),中国的人均财富仅名列世界第162,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3。(注6)前两组数字说明,中国人是当今世界的穷人;后一组数字是说,由于资源奇缺,中国人未来可能更穷。

  ──把以上所有数字综合起来,大致可归结为如下三句话:

  中国是一个处于世界后列的贫穷大国,是一个资源极度匮乏因而后劲严重不足的贫穷大国;经过长达半世纪的“高速”“赶超”,中国和自己所曾达到过的水平,和世界先进国家的距离越拉越远;如果再考虑到人口、资源、科技、教育等等因素,中国将永无出头之日。

  至于洋溢于中国官方媒体上的“乐观”,有经济学家如此解释:“少数经济学家与权力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获得了特殊地位,在中国“繁荣”(不管是真繁荣还是假繁荣)时可以分享大份额,在危机发生时却不必分担成本。他们乐观得很,并且为中国人民描绘了这样一幅玫瑰色的图案:增长速度就是一切,经济发展可以自动解决一切社会矛盾……(注7)

超载的极限

  二十世纪着名的经济学家海耶克曾谈到,他得到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忽视了“时间因素”。他认为,学术界对于“时间”领会迟钝,远不像政客、运动员和演员那样深知“适当的时机就是一切”。他在很多经济学着作中都试图引入时间的因素,但在一般经济学着作中,时间的关键作用──事情将在何时发生?在因果之间可能有多长的时间?──却完全被忽略了。

  这同样是我们中国人将深感痛切的教训。

  我们都知道许多事情可能会发生,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可能出现,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时代可能到来……等等。但是忽视了时间:事情将在何时发生?我们还有多长时间?当梦想成为现实之际,我们还剩下什么?以沉船为例:到全体乘客可以投票表决并决议立即抢修之际,我们还剩下多少船板?

  挽救中国生态崩溃之关键同样是时间:在国土承载力耗尽之前,我们能否扭转资源与环境容量急速枯竭的大趋势?

  从资源超载角度来看,中国国土承载力最大极限大约为15~16亿人,没有官员或学者提出更高上限。距离这一经济—生态总崩溃的临界点,人口是2~3亿,按目前人口增长趋势,时间大约是十五年。就限制人口增长而言,中国政府当局已采取了世界上最严厉的政策,今后怕已无能为力了。

  从污染超载角度,美国派驻北京的环保官员估算,如果中国从1996年开始投注钜资,在2004年前必须紧急投入3万亿美园,才能彻底解决环保问题。(注8)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中共建政之后前四十年财政收入之总和的7~8倍。如果分十年投入,每年需投入3千亿美园,约等于20世纪末中国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中国专家似未进行这种全国性估算,但对局部地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与上述估算大致相当。──这种规模的投入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再考虑到每年国有资产加速外流,事情就更令人绝望。这也是在说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我们甚至无须去讨论二十一世纪是否是“中国的世纪”,那是一种奢侈。我们可以把期望值降到最低:二十一世纪中国有没有水喝?

中国无水可喝的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