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種規模的要飯活動在大慶這樣的地方出現是早就可以預料到的。自從進入上世紀九十年代，百姓和政府博奕的主要表現形式就不再是討自由的學潮，而是討飯的工潮了。這是中共當局政經政策的必然後果。

　　現在回頭來看，中共當局這些年來的政策是在保持政權不倒的情況下實現私有化，保證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搖身一變而成腰纏萬貫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舉個例子，就是原來的帶領大家建設社會主義的處長，局長們依然是處長，局長，或者成了董事長，CEO，已經擁有百萬家產，代表當代資本主義先進生產力了。中共當局這種做法完全符合鄧小平的貪污本性，只給共產黨貪官污吏一個過好日子的機會。妄想保證甚至提高自身階層的利益，並繼續主導並駕馭中國。真是所謂「上上之舉」。可惜其操作過程，完全暴露了中共官僚階層過份的短視和過份貪婪，卻爲其目標的實現埋下了巨大的隱患，稍有不慎，就會重蹈前朝的復輒，讓中國再失一次騰飛的機會。

　　本來這個私有化的過程可以有兩種做法，一是把原來的國有企業養起來，不讓其發展，也不讓其死去，不召新工人，但也不把老工人推向絕境，同時放手甚至鼓勵私營經濟蓬勃發展，讓私營經濟用更高的回報把國營企業的工人主動吸收過去。等到私營經濟成份發展起來，國營企業是否私營化就都不是個大問題了。也就是說，要贖買，要給出路。大多數國家和平轉型的過程中，都會對原既得利益階層採取贖買政策。如英國資產階級對貴族，明治政府對地主，國民黨對臺灣地主和自耕農等等。本來中國的既得利益階層是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要贖買就要包括工人階級這個既得利益階級的大頭。但中共當局由於短視，特別是64鎮壓後自以爲老百姓太老實，在贖買時就很「精明」地把工人階級排除在了主要贖買對象之外，而是重點贖買本身就損失不大，甚至早有斬獲的「先鋒隊」員們了。到是64時鬧的最兇的「知識分子」成了除官員外的重點優撫對象，所謂化錢買穩定。言外之意是既然工人沒鬧沒有影響穩定，沒有討價，也就不必還價了。人善被人欺呀。

　　中共當局就走了另一條路來辦。給政策允許私營經濟發展的恰是東南沿海這些本身國有大中型企業就不佔重要位置的地方，結果這些地方發展起來後，由於中國特有的戶口制度，並未能多少吸收國有企業工人，反到是把幾千萬農民兄弟吸進了包身工的大軍，而對於國大企業，則硬是趕鴨子上駕。特別是朱老闆，非要「讓國營企業叄年脫困」，非要讓國營企業搞市場經濟那一套。叄個工人，兩個都當成困給脫回了家，國家又不搭粥棚，即便搭了粥棚，也讓地方貪官把米都貪掉了。這工人不像農民，農民沒有錢還能有糧，工人沒有錢就沒有糧。而且城市生活的成本要遠高於農村，光有飯錢是遠遠不夠的，房租，水電，孩子上學，看病，都是要鈔票的。而這些「下崗」工人成堆的恰是私營經濟極不發達的地區，根本就再就業無門。工人們除了到政府門口冒充丐幫外，實在是別無良策。因此工人集體討飯的現象就此起彼伏了，而且越鬧越大，鬧到今天，就鬧大了曾是本朝工業發展樣板的「大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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