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灾难性事故总是引起人们广泛的关注，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媒体和民众总是一边倒地谴责私营矿主利欲熏心。这种道德勇气值得钦佩。然而，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资源利用和政府审批等当方面的制度性问题，这种道义谴责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我们需要更理性地思考，如何公正地平衡矿山资源为全民所有的法律规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民众利益的关系？我们是不是应该设计一种更合理地在利益相关各方之间分配资源的制度框架？

上级政府对待地方小矿山事故的办法很简单：关闭，一律关闭。对这种办法，媒体和民众也是一片欢呼。然而，这种欢呼未免过于廉价。南丹70%左右的财政收入是靠矿山这一块，如果没有矿山这一块，南丹也是跟其他贫困县一样，连工资都发不起的。山西是煤炭资源大省，很多地方的支柱产业就是煤，一下关闭是否切合实际？

同样，每一次矿山灾难后面都透露出企业与政府官员之间的钱权交易丑闻，为什么会有钱权交易？在这种交易中，谁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南丹矿山事故发生当晚，南丹县四位主要领导全都得知了实情。而他们一致作出的决定是隐瞒不报。随后进行的调查则证实，南丹县一些领导有渎职、贪污、受贿嫌疑，原县委书记万瑞忠在南丹任职三年，涉嫌的经济问题达到400万。正是这些丑闻让他决不敢上报矿山事故，因为只要一调查，事故背后他与矿主们进行钱权交易、政治交易等东西就必然暴露。

有人就问，如果没有收这些钱的话，在处理“7.17"矿难事件上，会不会是另外一种方式？当然会是另一种方式。问题是，在目前的体制下，如果私营企业主要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开采矿山，不经过地方政府批准能否营业？而审批制容易导致腐败，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我们也需要注意，当我们出于同情心而呼吁社会拯救那些冒著生命危险采矿的农民工的时候，我们倒可能彻底断他们除了种地之外唯一能够获得货币收入的机会，尽管这个机会充满了危险，我们也应当问自己：当这些农民工走进矿井的时候，难道他们自己就没有意识到里面的危险，然而，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走进去？难道我们真的以为我们比他们更关心他们自己的生命，更了解他们的处境和心境？

我们同样需要关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据估计，全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数字在60万到80万之间。2001年中媒体披露的河南上蔡县芦岗乡文楼村村民卖血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报道令人震惊。但最常见的感染艾滋病病毒感染途径是静脉注射、性活动，而吸毒和卖淫嫖娼、性病与近年来艾滋病在某些人口流动密集地区的流行有很大关系。

这里，我们都面临道德与生命的选择问题。有偿卖血的确不是那么人道，然而，在无偿鲜血远远不能满足全国医疗机构用血的情况下，除了有偿卖血之外，还能有什么办法？而由于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个市场的存在，于是，根本不能废止的市场只好在地下、半地下运行，最终，卖血者的利益得不到切实的保护，而用血者也处在恐惧之中。我们是不是应该正视中国人不喜欢无偿鲜血的现实，应该考虑承认卖血市场了。然而，我们看到的却是，当文楼的灾难披露之后，有关部门能采取的唯一对策是：严厉打击非法采血、卖血活动。

同样，吸毒和卖淫嫖娼是我们的道德和法律所绝对不容许存在的东西，然而，我们希望彻底取缔这些所谓的丑恶现象的代价，是否高得根本不能承受？而且，我们能够保证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之后，彻底消灭这些现象？如果不能，我们是否听任这些人群在高度危险的环境中继续感染、传播致命的病毒？这种作法从道德上讲算高尚吗？给吸毒者分发一次性注射器、给卖淫者免费分发避孕套，对这些问题，我们嘴上还远没有扯清楚，更不要说做了。

是世界突然变化快了？不，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只是我们一直不愿面对而已。当问题、麻烦变成灾难的时候，我们看到了，我们也做了些事，但我们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我们仍然不愿直接面对现实，而喜欢继续生活在童话中。

摘自《新世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