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九年六四事件爆發後幾天，鮑的艦隊在南沙遇到颱風，基地命令他返航，但由於風浪過大，無線電回覆遲了十七分鐘（按規定必須每五分鐘與基地聯絡一次），艦隻在風浪中四次改變航向，駛向臺灣駐守的太平島，雖然後來成功返航，但上級卻認爲他有「向臺灣投誠的嫌疑」，經過申辯，還是受到「嚴重警告」處分。

在此同時，廣州海軍人員成立「湖北轉業退伍軍人聯誼會」，請他任副主席，但聯誼會的祕書長柳向前是學運大學生，在他起草的章程竟然有「反對一黨專政」的口號，在遭人檢舉後，柳被捕，而鮑由副師級被降爲正團級的「廣州海軍系統幹部休養所政委」。

九三年，鮑參加廣州軍區情報人員培訓，九八年二月被派到香港從事情報工作，以記者身份作掩護，負責蒐集香港人對中國駐軍的態度、香港民主黨幾名人物的狀況、勘測香港可供軍用的地點。

據鮑透露，共軍曾研究在臺海開戰後，如何利用香港，例如，如何在香港部署瞄準臺灣的巡弋飛彈（包括小型核彈）？如何使香港成爲攻臺的補給基地？他表示，大嶼山是一個部署導彈的好地方，而軍方內部多次研討的攻臺戰略，是以導彈和空軍爲主，海軍爲輔，這是因爲中國海軍缺乏航艦，而且製造潛艦能力欠佳。

九九年十月，三名練法輪功的老幹部到北京請願被捕，他因爲替三名老幹部報銷路費，而與老幹部一起被扣留十五天；接著，鮑和三十名幹休所內的法輪功學員於去年十月一日中國國慶，到北京請願，又被捕，拘留二十天。

由於他是處級以上黨員，又是請願的組織者，同時又提供十一萬元人民幣旅費，因此被刑事審判，經過同僚及親友的援救，才免於刑責，但仍於去年十一月被開除黨籍及公職；他替軍隊經營的度假公司因此倒閉，虧損要他負責；他的妻子因爲超生，躲在廣西，這時也被發現。

最後促使鮑外逃的原因，則是今年初「天安門文件」在海外出版，中國追查泄密者，鮑在八九學運期間，有一份團以上軍官參閱的「方勵之劉賓雁言論」文件未上繳，當年負責保管這份文件的部下因此被捕，他意識到這次可能無法倖免，因而決定帶著妻兒外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