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中共從開始的信仰集團演變成今天的利益集團，從開始的幹部特殊化、後來的「走後門」，終於演變成中共自己吞噬自己生存基礎的「腐敗癌擴散」運動。這一過程的形成應當說是必然的。導致這個結果，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也有歷史文化上的原因。　
中國從來都是森嚴的等級社會。在這種社會制度中，個人只有取得優勢的社會等級地位，才能得到優越的生存條件。「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整個社會分成兩大階級--統治階級、被統治階級。中國政黨統治以前，被統治者若想奮鬥爭取成爲統治階級，主要是經過舉薦和科舉考試來實現。即使經過科舉考試，作官也需要拜師、送禮、拉關係，並且各個朝代不乏有賣官鬻爵的事例出現。　

在被統治者內部，窮人階層的成員若想上升到富人階層，需要兩個方面的條件：一是自身的素質和機遇；二是官方的支持與庇護，打點各路菩薩滿意是必須的。在統治者內部，官員地位的升遷，取決於上級的賞識、幫派的興衰，以及金錢的打點。官員一旦權力在手，必然挖空心思貪佔勒索。「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官員們的貪佔行爲必然造成整個民族公正心理的缺損。　

腐敗作風＋官本位　

中國的法律及實施，存在兩個方面的不公正：（一）刑不上大夫。統治階級在法律適用上另有一套規則，這種不公正一直延續到現在。人們的入黨熱、當官熱，除從功利的角度考慮外，還有尋求庇護的因素。黨員官僚身分是人的第二生命，一旦觸犯法律，身分能起到與之相稱的保護作用。（二）法律操作缺乏公正性。長官好惡、政策、面子、金錢、個人素質高低，都會影響法律的公正。從這些情況來看，權力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影響社會公正；社會公正不存，必然導致腐敗及官本位思想盛行；官本位思想盛行，必然使行賄、索賄正常化。這樣，又反過來促成整個社會的腐敗。　

維護個人和派別利益　

中共自陳獨秀先生被罷黜以來，一直以革命黨的姿態顯現着。中共執政前，對外在推翻國民政府過程中，採取欺騙、誘惑等手段攏絡人心，其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對內在整肅異己的殘酷內鬥中，不惜用砍頭活埋、亂石打死等令人髮指的「紅色恐怖」手段，確立自己的獨裁統治。長征前後，中共在生死存亡之際仍然內訌不斷，十幾萬中共將士死於「肅反」及「西征」、「東征」等各種陰謀之中。　

中共這種在自身難保的危機時刻，各幫各派寧置全黨於危亡之中，也要確保自己地位的做法和心態，在那時就已表露無疑。能爲了本人、本派利益，寧置其黨於死地在所不惜，那麼，也能爲了本人、本派或本黨利益，置整個國家民族於死地在所不惜。從這裏，我們就不難理解中共歷次運動，不難理解中共的歷次「路線鬥爭」，和在「三年困難時期」及「45」運動、「64」運動中的所作所爲了。　

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場　

在這種滅絕人性的運動中，個人爲了自保，只能盡力揣摩上司意圖、見風使舵。人們出賣背叛者有之，落井下石者有之，「黨」指向哪裏就咬到哪裏，哪怕是自己的至愛親朋、親生骨肉。萬物之靈的人變成了殘噬同類的野獸。這種扭曲人性、使人爲獸的運動，隨着中共的強盛，也逐漸從中共黨內、中共佔領區向全國鋪展開來。　

中共建政後，更是把這種運動在深度、廣度上發揮到了極限--通過「肅反」、「一打三反」、「四清」、「社教」，尤其是「引蛇出洞」的「反右」和「文化大革命」運動，把這種使人變獸的運動以最快的擴展速度在全國展開。共產文化與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合流，把人類的殘忍獸性發揮到了極限--良心被狼心吞沒，中國社會變成了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場。　

各種勢力、各派力量，在你死我活的殘殺中惡性互動、相互推波助瀾，爲道德價值體系的徹底崩潰做好了理論上的準備。　

運動接連不斷，經濟崩潰邊緣　

中共建政之初，毛澤東就發誓不當李自成第二。他從內、外兩方面下手：一方面對黨內、外異己勢力進行嚴酷鎮壓，一方面大搞各種運動，企圖以此鞏固政權，杜絕腐敗，以期達到共產中國長治久安的目的。但是，扭曲人性的共產文化，註定了毛澤東的這些做法必定以失敗告終。毛澤東執政27年中，政治運動接連不斷，國人在相互殘殺和饑饉的雙重摧殘下苟延殘喘，中國經濟一直徘徊在崩潰的邊緣。　

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經濟改革　

鄧小平作爲毛澤東時期經濟政策的反對派，認識到了毛澤東在經濟運作上的缺陷，上臺伊始即力主經濟改革。先是在農村實行土地承包制，發展鄉鎮企業，後是實行國有企業的廠長（經理）負責制，至此「中國特色」的經濟改革全面鋪開。　

中國別具一格的經濟改革，從一開始就是極不公正的。權力自始至今決定着經濟的活動，而且經濟改革從開始就是「摸着石頭過河」，缺乏應有的預見性。官僚們在這場沒有任何監督、可以「交學費」的純官方改革遊戲中，自然會在「致富路上」響應黨的號召，先富起來。　

鄧小平開始時的初衷可能不是現在這種境況。那時的宣傳是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然後帶動其他人富起來，也就是說，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任何政策的制訂或改動，必須有相關的政策來配套。任何經濟政策的順利實施，必須有相關的政治制度作保障。政治改革必須與經濟改革同步，有時還必須超前於經濟改革。　

發財皆公僕，富豪無白丁　

計劃經濟是權力經濟，而「市場經濟是公正經濟」（秦暉《天平集》11頁）。沒有公正，就不會有真正的市場經濟；沒有有效的監督機制，就不會有公正；而有效的監督機制必須有民主制度的保障和國人公正意識、道德水準的提高。孔子的牛車可以與騾馬配套，但如果想再快一點，換上汽油發動機，就必須改進整個車子，並且還要先修好路。　

改革至今，國人生存狀況逐年惡化。在生活水平方面，不管什麼原因使然，比毛澤東時代確實提高了很多，畢竟大多數人能吃飽飯了。但「端起碗來吃肉（飯也，國人還遠沒有奢侈到這種程度），放下碗來罵娘」是有原因的。隨着官僚向人民「改革」的逐步深入，「公僕」們搜刮國人血汗心情的逐步迫切，國人上學、醫療、住房費用大幅度提高，失業人數大規模上升，就業日益艱難，生活越來越難以維持。從前，上學、醫療、住房等費用低，雖然生活艱難，但還能勉強活下去。但隨着「公僕」們對「主人」各種利益貪婪的剝奪，現在雖然大部份人「肉」（飯）能勉強吃飽，但活不下去了。原來對改革抱有很大希望的國人，在亂哄哄20多年後睜眼一看，發財皆公僕，富豪無白丁，這才明白，原來所謂改革，就是把國人的公共積累改給官僚富豪，並且還要給其做奴隸受其盤剝欺凌不得喊冤叫屈。對政治歷來淡漠的國人，逐步被逼到了非關心政治不可的地步。　

改革以來，各級官員從開始「摸着石頭過河」走一步看一步的個人受賄、索賄，逐步發展到夥同親朋好友席捲全國的瓜分國有資產的制度性腐敗運動。圈外人士也削尖了腦袋拼命拉關係。一時間，「十億人民八億商」，都力爭踏上這趟化公爲私的致富快車分得一杯羹。在中國現今文化薰陶下，制度性腐敗很自然地過渡到了社會性腐敗。這樣，腐敗與道德淪喪惡性互動，爲現在和將來可能出現的社會動盪埋下了仇恨的種子--禍患已經鑄就，消除它恐怕需要幾代人的時間。　

中國現在沒有所謂的中產階級。中國的階級，只有吃人的官僚和其幫兇組成的官僚富商階級，和被其任意宰割的奴隸階級。如果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可以稱之爲中產階級，這個中產階級也是典型「中國特色」的。這個中產階級的非官僚成分，幾乎無一不與官僚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他們有的是「一家兩制」的官僚家庭成員或親屬，有的是官僚的親朋好友。他們是與官僚合夥瓜分國有資產的合夥人。他們與官僚的區別只是在這個過程中分工不同而已。本應是對民主最嚮往的中產階級，也就成了最反對民主制度、最擁護現行制度、對「社會穩定」最嚮往的羣體了。　

這樣，中國人在對國家將來走向的期盼上，出現了戲劇性的分野。原來被稱爲資產階級、現在被稱爲「中產階級」的這部份人，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最堅定的擁護者--因爲只有在這種體制下，他們才能維持其政治上的特權，確保其經濟「利潤」的高速增長；一直被稱爲無產階級、國家主人，實則奴隸的絕大多數國人，渴望變制，渴望社會公正，反而成了「社會穩定」最大的隱患。「公僕」不允許他們建立代表自己利益的組織。他們只能受其壓榨、欺凌。他們想的是怎樣活下去，怎樣把被剝奪的利益奪回來，實現社會的平等。他們對民主制度的要求還是模糊的，至少現在還不是第一位的。一貫鼓吹民主、要以民主救中國的異議人士，一直被中共所封殺。他們沒有與民衆溝通、交流的管道。本應是社會變革柱石的這部份政治勢力，只能在民運圈內及海外談民主，沒法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可能導致社會大動盪　

在這場改革中，絕大多數沒有資格腐敗一下的國人，不但生存狀態沒有提高，反而喪失了原有的利益。他們罵鄧小平改革的有之，贊毛澤東時代者有之，欲殺盡貪官、奸商二次土改者有之。在現在中共管控一切輿論媒體的情況下，百姓不相信中共宣傳，其他政治勢力又缺乏與百姓溝通交流的管道。中國在改革之初的十字路口，因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不同步而誤入歧途，導致今天這種局面。今天，面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更爲險惡的十字路口，我們又面臨着國民政治素質與國家變制需要之間的第二個不同步。在大陸，今天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峻形勢下，中國的前途命運面臨着嚴峻的挑戰。從毛澤東的鬥爭哲學，成爲中國人的生存哲學以至今日，道德在一天天淪喪，仇恨在一天天積聚。社會公德墮落到今天地步，如果維持「穩定」的嚴刑峻法制度一旦崩潰，局勢必然失控。

今天大陸中國，腐敗充斥社會的方方面面，道德淪喪民不聊生，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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