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對艾滋病母子
面色蠟黃，口部生瘡，臉上、手上、胳膊和腿，凡是能看見的部位，無不黑斑點點，像一羣蒼蠅吸附在上面。這是李娟留給記者的第一印象。29歲的李娟帶着孩子遠遠地站在自家門前，看我們跟她公公老陳說話，兩隻眼睛骨碌碌地轉。沒一會兒，孩子兩條瘦得像蘆柴棒一樣的腿，軟了下去。
「他站不住。」老陳解釋道。對艾滋病並沒有太多忌諱的老陳，抱起小孫子，有些慘淡地笑着：「我這個孫子才兩歲零四個月。」這個靠交罰款生下的孫子，是爺爺心中的最痛。
剛剛滿月，孩子就發燒、咳嗽不止，到縣醫院一檢查，說是先天性心臟病，醫生讓孩子吃了1000元的藥。去年中秋節，李娟病倒了。老陳說：「開始腿上長了幾個瘡，後來身上起疙瘩，接着是持續的低燒，咳嗽，不能吃飯，爛嘴。」老陳曾哭着跟縣檢察院的朋友說：「我心裏鏡子似的，我曉得他們娘倆得的是啥病。我怕老伴知道受不了打擊。只有一個人晚上躲在被窩裏哭。」老陳的懷疑，與一個教授的到來有關。
去年7月的一天，湖北醫科大學一附院傳染病教授桂希恩來到文樓村。晚上，桂教授來到陳家，從身上掏出50元錢，叫李娟和孩子去醫院拍個片子。
第二天，老陳帶着在醫院拍的片子，找到桂教授。桂教授抽了李娟的血，說縣裏的條件有限，回到武漢才能確診。
桂教授也要給孫子抽血，老陳沒同意。「我家所有的希望都在孫子身上，我怕……」
「後來，桂教授來信了，說李娟得的是那個病。」春節過後，老陳終於沒有憋住，帶着孫子抽血檢查。「萬一不是呢?!」
沒有萬一。李娟找了一包老鼠藥要吃，被鄰居奪了下來。從此後，李娟再不說一句話。
距離老陳家大約三十米處，幾間平房藏在一片蒿草和雜樹叢中。村民孔運星用手一推，院子的籬笆門立即倒下。院子門早就腐爛了。房子的男主人也姓陳，年初死了。孔說：「剛說他得了艾滋病，沒幾天，就不行了。」孔很悲慼，「他老婆一個月不到，就帶着兒子走了。」
死得最早的是44歲的吳平。孔從地裏找回正在幹活的陳新、吳平的丈夫。陳新朝茶几上吳平的黑白遺像瞥了幾眼。
1997年吳平開始犯病，胸口疼。「我在齊齊哈爾打工，家裏有幾畝地，她一個人乾得很好。她身體很壯實，我以爲吃吃藥就好了。等我1999年春節回家過年，她已不成樣子了。」陳新說，他揹着妻子去鄭州、漯河、駐馬店的大醫院治療，醫生說是膽囊炎。去年7月18日，她老是拉肚子、發低燒。縣醫院的大夫最後給她做了血樣化驗。大夫給我講：吃過藥，能捱過第四天，就不是艾滋病。第四天，吳平死了。
離開陳家，一個小夥子抱着一個小男孩，騎着自行車追過來。「你們是來發藥的嗎?」他問。「我父親年初死的，53歲，我哥6天后也死了。可憐我哥才三十幾歲，留下一個小孩，怎麼辦?」村民說，他父親和哥哥就埋在村口，還有對妯娌也埋在那裏。孔運星說，從去年至今，死於艾滋病的有12個。蛇年的春節，文樓村異常恐怖。噼噼啪啪的鞭炮聲，很多是因爲死人而響起。從農曆正月初一到三月初一，兩個月零一天的時間，7個人相繼死去。他們的症狀幾乎一樣：拉肚子，持續低燒。
血禍
「都是賣血惹的禍!」陳新說起妻子的死因，一臉的痛苦。他掏出妻子生前留下的「獻血證」。這兩本1992年的「獻血證」，片斷地記載着吳平的「賣血史」。僅1992年9月30日，到1992年12月18日，吳就賣了12次，有時只間隔1天。
村民們說，文樓的12個死者，全部有「賣血史」。有的長達10年之久。孔運星說，文樓賣血的歷史有二十年左右。
「前些年，村裏人賣血跟瘋了似的，賣血蓋房子。十幾歲以上的人，沒有幾個沒有賣過血的。誰不賣血，村裏人會戳他脊樑骨，說他不務正業。有人爲了把血賣出去，還給血頭送禮，一天重複賣好幾次。」
「有一天，我從外面回來，有個『黑血站』在俺村採血。村裏頭人山人海，賣油條的，賣菜的，像個自由市場。那場面真讓人痛心。沒有消毒器材，也不用化驗，反正大家都賣過血，知道自己是啥血型。只要你叫一聲，人就躺在髒兮兮的地上抽起血來。我上去指責血販子，村裏人都罵我：誰像你月月都有工資，我們不賣血，喝西北風呀。」上蔡縣政法部門一位曾在文樓村開展過工作的幹部說，上蔡縣是「國家級貧困縣」，窮，當年賣血成風。
上蔡縣的農民，很多人一門心思賣血，成了「鐵血敢死隊」。「敢死隊員」不單跑遍了省裏的血站，還遠赴武漢、長沙，甚至於新疆去賣血。
一些村民介紹說，起初是「全採」，後來是「單採」：把血抽出來，提取血漿，把紅蛋白加些營養液再輸回體內。
從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是文樓賣血的高峰期。3000人的村子，1000人賣過血。
現在，包括遲遲不願承認的有關部門也說：「上蔡的艾滋病是由賣血感染的。」
上蔡震驚社會
今年3月，河南省中醫學院附屬醫院高耀潔教授到文樓村送藥，一百多人的隊伍讓高觸目驚心。周圍一些村莊的村民也趕來，拖住高耀潔：「去我們村吧，我們那兒比這兒艾滋病人還多。」孔運星說：「不遠的南大屋村，這兩年死了三四十個青壯年勞力，症狀和我們村的人一樣。」上蔡縣一位機關幹部說：「縣城這幾天又死了好幾個艾滋病人。」文樓村乃至上蔡縣到底有多少人感染了艾滋病毒?一些文字材料上說：桂教授在文樓村第一次提取了11個人的血樣，有10例檢驗呈陽性；第二次提取了140人的血樣，有80例呈陽性。
桂教授對記者說：「這個數字不準確。我將結果告訴了一個幫我的當地醫生。他憑印象跟別人說了這個數字。我向有關部門承諾過，具體數字不對外公佈。我所能說的是，這裏的艾滋病的確嚴重，非常嚴重。」桂教授說，艾滋病患者或者艾滋病毒攜帶者，不僅僅在文樓村，「上蔡縣其他的村莊也很多。」年初，河南省衛生廳去文樓抽取了152個人的血樣。化驗結果如何?村民們不得而知。
8月18日，在上蔡縣防疫站。一大早，就有五六個村民在抽血檢查。然而，據了解，真正肯花80元錢檢查的村民很少。
記者和孔運星走到村尾。一個農民對孔大罵了一聲。孔說：「他們現在不相信記者。」
河南一位王姓女記者初來文樓時，大家爭着接受採訪。「他們希望輿論能促使縣裏面幫幫他們。可是陸陸續續十幾個記者來了，什麼作用也沒有。相反，他們的蔬菜沒人買，他們的子女的婚嫁也變得麻煩起來。」擔心自己有艾滋病的人、確實有艾滋病毒的人以及他們的親人，開始坐臥不安。花幾萬元醫療費仍然死去的艾滋病人，讓他們備感絕望。
桂希恩也感到不安：絕望的村民對艾滋病非常無知。
一個丈夫得艾滋病死去的少婦，改嫁了。桂希恩說：「我非常害怕。村民們愚昧到不知道性傳播會得艾滋病。」
最近一次去上蔡，桂希恩專門去了婦幼保健站，婚前檢查竟然沒有艾滋病這一項。
可怕的冷漠
「上蔡艾滋病的嚴重程度，並沒有引起有關部門的重視。對此，我非常寒心。」桂希恩說。
讓他知道文樓有艾滋病的是他的一個學生。這個學生是一個當地醫生，老家在文樓。文樓人生病了，都喜歡找他。鄉親們爲何接二連三死於「怪病」?迷惑不解的學生給老師寫了一封信。
1999年7月，桂第一次來到文樓村。他的發現讓他震驚。他找到上蔡縣衛生局。「我願意無償地進行檢驗，調查報告交給你們。」衛生局拒絕了他的「熱情」。他又找到一些部門和地方官員，依舊是拒絕。
兩個月後，桂教授再次自費來到文樓。他對記者說，「這一回，我是偷偷進村的。」他檢驗了一些村民的血樣。而後，他驚慌失措地向河南省有關部門反映。沒有多少人理他。
1999年10月，桂教授帶着調查報告去了北京。報告最後被呈送到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手中。李嵐清批示後，河南省委也做了批示。
今年春天，河南省某部門一位處長去武漢找到桂教授，雙方的交談讓桂很不高興。
他頻頻向河南省有關部門推銷自己的看法：趕快告訴有艾滋病毒的人與他們的家屬；建立一個愛心醫院，收留艾滋病人。他認爲，基層政府沒有管住非法採血，以至於艾滋病的出現，基層官員是有責任的。如今，應該作些彌補。
沒有人接受他的建議。
對於前者，桂教授說，「他們可能怕患者找政府的麻煩，我知道有一個幹部，一家3口都有艾滋病毒，他們在和政府糾纏。」桂教授遇到的冷漠，也讓記者從另外層面感受到了。
8月18日，記者來到上蔡縣防疫站。在站長計飛舟的辦公室前，記者聽到他和一個人正在說話，記者通報來意。他揮揮手，示意等等。等待的間隙，站長對門「HIV檢測室」的醫生在給人抽血化驗。記者手拿相機站在一邊。
「你敢拍照?」突然，一箇中年婦女大聲叫了起來。
「您誤會了。」
記者當場解釋，並拿出膠捲，交給了她。孰料，這位婦女轉身走後不久，風波陡起。幾個人衝進站長室破口大罵。那位中年婦女扣留了記者的記者證長達1個小時，直到公安局「110」的民警趕到。
記者連連向站長道歉：「影響了您的辦公。」請站長協調一下，他什麼也不說，只是在一邊批評記者不懂規矩。
事後，記者獲悉，那個中年婦女就是防疫站的職工。
從縣委宣傳部辦公室魏主任口中，記者還得知：記者剛到防疫站，他們就向縣委宣傳部通了氣。事態平息後的採訪中，計飛舟說了兩點意見：保密；縣政府措施得力，艾滋病感染人數在逐年下降。
在宣傳部，衛生局王副局長回了記者的傳呼。他說：「我在開民主生活會，沒空。」
此時已是中午12時多。
找到衛生局辦公室主任後，他說「我什麼也不知道」。在記者一再要求下，他告知了「一把手」張局長的電話。
電話那端，聽者略一沉吟：「你打錯了。」手機斷了。
從縣委到縣政府，記者想找的人，一個都沒找到。
此前一天，在文樓村，村委會副主任劉志發跟記者握了握手，一言不發，轉身就走了。一個村民在一邊大聲說：「縣裏打過招呼，不準接待記者。」
桂希恩說：「我聽說，上蔡縣怕影響投資環境，怕農民出去打工沒人要，怕上面追究起以前放任非法採血的責任，所以他們保持沉默。」高耀潔說：「他們想保政績，捂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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