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擲硯的故事我是知道的。包公是安徽人。我到合肥時，瞻仰過包公祠，祠內有一室塑着包公擲硯的故事，說的是包拯在廣東做官時，清正廉明，百姓愛戴。端州（今肇慶）出硯臺，每年要向朝廷進貢十二塊硯臺，這些貢品都是地方官包拯承辦。但包公從不多拿一塊放在自己的辦公桌上。離任時，地方上的鄉紳感其德政，送了一方端硯給他留念。端硯是中國四大名硯之首，當然是好東西。但也不是價值連城。最近我到肇慶，買了一方比巴掌大一點的老坑端硯，出廠價才八百元。送給包公的當然比我的好，即使按"物以稀爲貴"的時下計價，也不過幾千元吧。但包公堅決不要。推辭不掉，包先生生氣了，一怒之下，把他擲到了池塘裏，決不帶走。

我看老包也太迂了。硯臺不過是"辦公用品"，現在官員、文人們到一個地方開會，如果僅僅送一塊硯臺、送一對鋼筆這類土特產或文化用品，絕對屬於"高雅廉潔"之舉，誰人不拿？俗人濁物還可能罵街；"這麼小氣，一點花頭也沒有！"至於官員離任，"紀念品"車載船裝的，也不奇怪。我曾見一公僕高就，整整兩三個月內，每天兩頓送別宴請，排隊領受。當然，三杯兩盞過後，會沒有"不成敬意，留作紀念"的東西？

如果僅僅吃吃拿拿，即使"三月不斷酒味"，可能還是"好同志"，紀檢部門和監察部門還無暇顧及。現在首先要查處的是貪污、受賄、走私等大案要案。時代在進步，社會在發展，貪官的胃口也迅速膨脹，幾百萬不稀奇，幾千萬也有，使得當年的劉青山、張子善望塵莫及，要驚呼"後生可畏"的。

鄙人才疏學淺，海瑞買肉的事還是第一次聽蔣老先生說起。他說，"南包公"海瑞家裏平常是不買肉的。有一天家裏人竟到街上買了二斤肉。按照如今"社會新聞"的定義，凡社會生活和自然景觀中，"罕見"的、"異常"的現象均屬於"社會新聞"。海瑞買肉可上社會新聞版的頭條。那時沒有報紙和廣播，"領導同志"的動向不可能天天做頭條新聞，但小道消息不脛而走。好事者就要打聽了，海老爺平素生活儉樸，今天怎麼會買肉呢？一打聽，原來是海瑞爲母親做壽，破例買肉。

我以爲是稗聞野史，不大相信竟有此事，會後請教蔣老先生。先生說："這是真的，明史上都有記載的。"海瑞的官也相當於組織部部長了，他家不吃肉，一般人大概想到他怕脂肪肝和動脈硬化，於是只能吃鮑魚、龍蝦、熊掌、鹿脯這類低脂肪、高蛋白物，其實想錯了。古代也是"低薪養廉"的，做官的如果不貪污受賄，不叫兒子做生意、開公司，不叫老婆賣批條，光憑薪俸也不會有富裕生活的。歷史上貪官固多，有記載的清貪之官也不少。這實在是決策的錯誤。低薪固然也能出廉官，如包公、海瑞，但廉官的比例畢竟太少，不然，歷朝歷代的士人怎麼有"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人生追求？已經做了官的人幹麼還要涎着厚臉溜鬚拍馬，努力攀登高位呢？

包公和海瑞的形象，通過民間故事的流傳和文藝作品的加工，當然是大大的拔高和完美了。但這種提高，寄託着人民羣衆對廉吏的期望和愛戴。宋朝、明朝的高官，像包拯先生，也到了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任北京市市長的位置了，仍能潔身自律，一塵不染，連一塊硯臺都不受。海瑞先生，官拜南宋吏部右侍郎，仍能堅守清貧，實在是難能可貴的。現今一些人民公僕，眼觀馬列之書，口唱廉政之歌，雖不敢幾百萬、幾千萬地貪污受賄，但比起前輩清官，要慚愧得多。至於羣貪羣蛀，牽連幾百人，高達幾百億的，也不是絕無僅有。反對腐敗、端正黨風的問題提出來幾近二十年了，爲什麼還是要年年反腐呢？根本的問題恐怕還是司法權力沒放開、輿論監督沒放開，還有權大於法，權位可以制約法律，而法律不能制約權位的現象。

轉自東方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