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掷砚的故事我是知道的。包公是安徽人。我到合肥时，瞻仰过包公祠，祠内有一室塑着包公掷砚的故事，说的是包拯在广东做官时，清正廉明，百姓爱戴。端州（今肇庆）出砚台，每年要向朝廷进贡十二块砚台，这些贡品都是地方官包拯承办。但包公从不多拿一块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离任时，地方上的乡绅感其德政，送了一方端砚给他留念。端砚是中国四大名砚之首，当然是好东西。但也不是价值连城。最近我到肇庆，买了一方比巴掌大一点的老坑端砚，出厂价才八百元。送给包公的当然比我的好，即使按"物以稀为贵"的时下计价，也不过几千元吧。但包公坚决不要。推辞不掉，包先生生气了，一怒之下，把他掷到了池塘里，决不带走。

我看老包也太迂了。砚台不过是"办公用品"，现在官员、文人们到一个地方开会，如果仅仅送一块砚台、送一对钢笔这类土特产或文化用品，绝对属于"高雅廉洁"之举，谁人不拿？俗人浊物还可能骂街；"这么小气，一点花头也没有！"至于官员离任，"纪念品"车载船装的，也不奇怪。我曾见一公仆高就，整整两三个月内，每天两顿送别宴请，排队领受。当然，三杯两盏过后，会没有"不成敬意，留作纪念"的东西？

如果仅仅吃吃拿拿，即使"三月不断酒味"，可能还是"好同志"，纪检部门和监察部门还无暇顾及。现在首先要查处的是贪污、受贿、走私等大案要案。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贪官的胃口也迅速膨胀，几百万不稀奇，几千万也有，使得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望尘莫及，要惊呼"后生可畏"的。

鄙人才疏学浅，海瑞买肉的事还是第一次听蒋老先生说起。他说，"南包公"海瑞家里平常是不买肉的。有一天家里人竟到街上买了二斤肉。按照如今"社会新闻"的定义，凡社会生活和自然景观中，"罕见"的、"异常"的现象均属于"社会新闻"。海瑞买肉可上社会新闻版的头条。那时没有报纸和广播，"领导同志"的动向不可能天天做头条新闻，但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好事者就要打听了，海老爷平素生活俭朴，今天怎么会买肉呢？一打听，原来是海瑞为母亲做寿，破例买肉。

我以为是稗闻野史，不大相信竟有此事，会后请教蒋老先生。先生说："这是真的，明史上都有记载的。"海瑞的官也相当于组织部部长了，他家不吃肉，一般人大概想到他怕脂肪肝和动脉硬化，于是只能吃鲍鱼、龙虾、熊掌、鹿脯这类低脂肪、高蛋白物，其实想错了。古代也是"低薪养廉"的，做官的如果不贪污受贿，不叫儿子做生意、开公司，不叫老婆卖批条，光凭薪俸也不会有富裕生活的。历史上贪官固多，有记载的清贪之官也不少。这实在是决策的错误。低薪固然也能出廉官，如包公、海瑞，但廉官的比例毕竟太少，不然，历朝历代的士人怎么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人生追求？已经做了官的人干么还要涎着厚脸溜须拍马，努力攀登高位呢？

包公和海瑞的形象，通过民间故事的流传和文艺作品的加工，当然是大大的拔高和完美了。但这种提高，寄托着人民群众对廉吏的期望和爱戴。宋朝、明朝的高官，像包拯先生，也到了今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任北京市市长的位置了，仍能洁身自律，一尘不染，连一块砚台都不受。海瑞先生，官拜南宋吏部右侍郎，仍能坚守清贫，实在是难能可贵的。现今一些人民公仆，眼观马列之书，口唱廉政之歌，虽不敢几百万、几千万地贪污受贿，但比起前辈清官，要惭愧得多。至于群贪群蛀，牵连几百人，高达几百亿的，也不是绝无仅有。反对腐败、端正党风的问题提出来几近二十年了，为什么还是要年年反腐呢？根本的问题恐怕还是司法权力没放开、舆论监督没放开，还有权大于法，权位可以制约法律，而法律不能制约权位的现象。

转自东方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