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瑞环原是木匠，只念过四年小学，后来在北京建筑工程业余学院苦修。他勤学好思，是政治局成员中涉猎中国古代史较多的其中一位；他酷爱京剧，并因此与名旦雷英有所谓“艳闻”，他迷于看足球，善打乒乓，精于网球，外出北京必带网球拍。在政坛，他肯办实事，有魄力，获“拆棚市长”之称，他又以讲实话、有个性著称；他获万里、胡耀邦、胡启立的推荐和提拔，崛起于天津进而入中央政治局，但从1993年以来一直当政协主席，戏称他为花瓶皇帝，惋惜英雄无用武之地，不过，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阶层，他是第三代前期(64至73岁)较年轻者，在2002-2003换届大改组中，有留在政治局常委会的年龄，他虽面对一些障碍，却可能还有较好的政治前景。
李瑞环的一生与万里的关系很大，从1951年17岁开始，他在北京第三建筑公司当了15年木工，因万里的赏识、提拔步入政坛。他是50年代闻名的劳动模范，他的事迹被编入电影《青年鲁班》。1959年，周恩来要北京副市长万里督办十大建筑，李瑞环率青年突击队赶工十分卖力，得万里好感，后来获任北京建筑材料公司党委副书记。虽然这是芝麻小官，但文革于1966年爆发后他被列为走资派，红卫兵斗万里，他和另一建筑工人张百发(80年代任北京副市长)被押去陪斗，他苦中寻乐作了一副对联：“过去香万里，现在遗臭万年。”张百发续了一个横批“从零开始”。风浪过后，李、张去万里家吃饭谈起此事，万里笑说横批应是“东山再起”。
●曾管文宣拒极左倾向
1973年，万里果真东山再起，出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李瑞环、张百发在较早前先复职当小官。1980年是李瑞环的人生转折点，在万里推荐下，胡耀邦和胡启立把他提升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青联副主席，1981年，他到天津当副市长，在胡启立手下主管城市建设，把1976年以来住在地震棚的居民迁到新楼，很快拆掉了棚屋，这就是“拆棚市长”的由来。1982年，胡启立调升中央办公厅主任、书记处书记，他接任市长，后来又当市委书记，直到1989年六四事件后才离开天津。
六四后，江泽民接任总书记，李瑞环升任政治局党委、书记处书记，李瑞环的调升和乔石的留任，是邓小平的平衡安排。在书记处，李瑞环接芮庆文主管宣传、思想工作，虽奉命批自由化，却也尽力避免极左的偏向。
1993年政权机关改组时，李瑞环内定为政协主席，传是邓小平要李接受这个安排，说周恩来夫妇和他都当过此职，李也就不“闹情绪”了。不过，周恩来和邓小平挂政协主席之名时，分别有总理、军委副主席(后为主席)的实权职务，李虽是政治局党委，却没有什么具实权的“山头”，当第三线闲差政协主席，借香港人的话是“十分没瘾”。李的政协是大花瓶，可也只能议政，北京人说政协委员是“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这包含李的一份无奈。
●议政群中具影响力
毛泽东的词《蝶恋花》有“寂寞嫦娥舒广袖”之句，李瑞环不是嫦娥，但当花瓶皇帝也怪寂寞，他是想真正的参政而不是“说了也白说”的议政，他有替老百姓办实事的理想，很想干一番事业，在花瓶冷宫自有无法舒展之苦。
不过，他在议政论坛常有“舒广袖”的动作，或是发表半是牢骚半是期待的谈话，或是下乡调研写政策建议的“关于农用土地的几个问题”。在历届政协主席中，李木匠议政最热心，难免有人在“问政”的压力，传有一个“李大人”不高兴，说是政协越界干预国务院权限内的事。传闻未必准确，但后来李木匠在政协说“不比不套”、“帮忙而不添乱”，被视为有所指的“表白”。
把李瑞环在政协的议政称为“边缘策略”，这是指在议政与“问政”之间寻求能影响政府决策和施政的空间，在权力边界，在能与不能之间心尽一份建言之责。他的边缘策略对行政决策很难说有什么压力，但在议政群体中的影响力倒不小。（原载香港《信报》）(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