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谷一的丈夫透露说，由于在媒体上公开揭露“东方歌舞团的腐败内幕”，李谷一现在正受到“恐吓电话”和“匿名信”的人身威胁。李谷一:“东方歌舞团的腐败是体制上的腐败”。
　　
　　在李谷一的家里，本刊记者亲耳听到了这样一段电话录音：一名男子，捏着嗓子，发出一种低沉沙哑、阴阳怪气的声音，仿佛从牙缝里往外挤一样，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李谷一，你是鬼，你该死………”据“被诅咒的”李谷一说，她每天要收到这样“吓人的电话”十几个。

　　今年56岁的李谷一，看起来面容憔悴，但精神亢奋。她没化妆，穿套宽松的家居服，完全是个普通的上了年纪的女人，有皱纹和疲惫的神情。

　　她也没什么明星做派，只是有点情绪化，采访中，不时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激动得在屋里走来走去。

　　在客厅的饭桌上，摆满了纸片，据说全是与此事相关的资料。我不是空口无凭，我有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您对东方歌舞团的指责，到目前为止，公诸媒体的都是些言论，这些言论也遭到了当事人的否认，这使人们怀疑它将演变成你们之间的一场口舌之争。您的披露到底有没有确凿证据？

　　李：我说的可不是小事情，不是张三脾气不好，李四性格古怪这种事儿，我说的是腐败。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如果调查清楚了，是要有人对此负责的！所以，我绝不是，也不敢空口无凭。

　　我有证据，非常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在东方歌舞团领导层确实存在“公演私分”的腐败现象。

　　中国新闻周刊：是什么证据？

　　李：这我得保密。

　　中国新闻周刊：这么说，您把它交给负责调查此事的文化部纪检组了？

　　李：对。

　　中国新闻周刊：是财务报表？只有这个能说明经济问题。

　　李：不是，是白票，就是白条。是他们公演完拿了钱，私分了，没有走帐的证据。

　　中国新闻周刊：这种证据您是怎么得到的？

　　李：因为我也是领导，我也有一定的权力。可以这么说，这些东西只有我能拿得到，而东方歌舞团内部的腐败问题，也只有我能站出来说。我不是怍秀，也没那么高的政治觉悟

　　李：我知道有人怀疑，为什么偏偏是李谷一，而不是别人，站出来揭露东方歌舞团？有人说，她自己参与了这些事，所以才掌握那么多内情；有人说，因为她是副团长，她还想升，想当团长；有人说，她和别的领导处不好关系，想借公事泄私愤。

　　不。我可以说，从我担任东方歌舞团的领导以来，再加上我在轻音乐团的十多年，我是坚决抵制公演私分的，在这方面，我绝对是问心无愧、手中无短。我说过，而且现在还要再说一遍，请从我查起。

　　如果我有问题，我愿意负责任。

　　我拿这事挑起矛盾，争夺团长的位子？我根本不想当团长。我喜欢的是唱歌。我的一切荣誉都来自于我是个唱得好的演员。我演出，观众给我掌声，因为我是个好演员；演出完了，那么多人找我签名，因为我是个好演员；我坐飞机头等舱，是邀请方出的钱，也因为我是他们看重的好演员。这一切，不是因为我是团长，是局级干部。

　　我相信，在这件事之前，根本就没多少人知道我原来是东方歌舞团的副团长。他们只知道：李谷一是个歌唱演员。

　　我跟这次披露的有关的东方歌舞团领导存在私人恩怨？不存在。就拿田玉斌来说(东方歌舞团原团长，目前也被调走)，我们俩在此之前还是不错的朋友，这一点，他应该承认。

　　中国新闻周刊：那么，因为您是共产党员，坚持党的原则，才站出来说话的？

　　李：说句实话，我的政治觉悟也不是就那么高。去年9月，广州演出后，我发现了这些内幕。当时，我很矛盾，我必须选择，要么正面公开，把这事情谈清楚，要么假装不知道，拿了钱走人。

　　我选择了前者，因为我想要的是清白。

　　我根本不想卷进什么风波事件中。我是个艺术家，爱护自己的声誉超过一切。所以，一开始我也没想把这事捅给媒体。我的想法很简单，如果我们内部清查了，反省了，赶紧改正了，也就可以了。

　　正因为这样，在去年10月的内部干部会议上，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同时在发言稿中写道：查清问题后，由我们领导班子集体来负责。也就是说，我也愿意一道承担责任。

　　11月15日，他们做了检查，团长田玉斌亲口承认：在作收作支问题上，他负主要责任。他们是承认了错误的。我以为这事情也就从此解决了。

　　没想到，这以后，他们就对我不满了，这就是我说的捅了蜂窝，踩到震穴。我是为自己的清白辩护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他们对您不满，是凭感觉，还是有事实依据？

　　李：当然有事实依据。从那以后，本来我应该参加的许多活动、会议，他们都不再通知我了。当然，我确实在外(中央党校)学习，但我事先给团里写信说明了，如果团里有什么重大事情，需要我回团开会，请随时通知我。

　　可是，直到今年5月26日，团里才来电话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开完了“三讲”动员大会，我没有参加，群众有意见。事实是，我根本就没得到那次会议的通知。

　　中国新闻周刊：您的三讲测评也没有通过。

　　李：对，没有。根本通过不了。因为我已经得罪了他们，而且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中国新闻周刊：您是说，在东方歌舞团里，不止一两个人参与了“公演私分”？

　　李：不止。院团级高层领导中，就不止一两个，还有不少中层干部。说起来，真是又可笑又可悲又可气！去年，我还没提“公演私分”的问题前，团里评好干部，大小干部们对我的评价是：

　　“上级给我们团派来了好书记，好团长，使我们看到东方团的希望。”

　　“希望这届班子能延续下去，不然对东方团事业不利。”

　　“我们要向李谷一同志学习，她是个党性很强的同志。”

　　你看看，这都是白纸黑字他们自己写的！(边翻当年的资料边说)我还因此得了文化部颁发的“优秀干部”奖。可是在我提了意见之后，你再看看，他们又怎么说我：

　　“李谷一当东方团的书记，是文化部、共产党的失误和不幸，是东方团的不幸，也是她们本人的不幸！！！”

　　“她不能再做领导，那样只会害人、害已、害团、害国家！！！”

　　“她俨然一副旧社会戏班子的班主。”

　　仅仅过了半年，我就从好干部变成了“戏班班主”？从好书记变成了“四害”和“三不幸”？这也太荒唐可笑了吧？而且，这些话完全是文革用语嘛！即使是提意见，也不能上升到人身攻击吧？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会被调离东方团。谁都知道舆论导向和舆论压力的作用。所以，也可以说我是迫不得已才站出来揭这块伤疤的。

　　中国新闻周刊：所以，您就约见媒体把这件事公开了？

　　李：不是。不是我捅出去的，是媒体发现李谷一调动了，觉得不对劲，后来他们不知从哪儿弄到了我的那份原本写给内部党员的公开信，这样才找到我，把整个事情捅开的。东方歌舞团的腐败是体制上的腐败。

　　中国新闻周刊：据我所知，在您的第一次“三讲”测评没通过之后，东方团还是给您组织了第二次测评，并且有全体群众参加。但您那次还是没通过，难道群众会不支持您反腐吗？

　　李：对。那次我也没有通过。这个结果是在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群众不是不支持我反腐，谁不对腐败深恶痛绝？我能理解，他们不投我的票，是因为他们不相信。

　　在东方歌舞团，好多事情群众根本不知道。我们团有5个高层领导，在往以前只有3个，好多事情就是3、5人议一下，就决定了。

　　群众只知道，领导们不团结，闹别扭，并不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在闹。再加上我因为学习、演出，在团里的时间少，被人说成不上班，高高在上，不民主，霸道。我能理解，这些说法很容易让人对我印象不好。

　　更重要的是，即使有的群众知道真相，他们也不敢说，甚至不敢支持说的人。东方团有很多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往往是哪个演员跟上级领导关系好，演出机会就多，哪个演员与领导关系差，就得坐冷板凳。

　　你知道，东方团的普通演员工资有多少？一个月才400块钱。如果参加演出，一场可以得120块。所以，全靠演出机会才能挣到钱，如果没有演出机会，演员们根本都生活不下去。

　　当然，名演员不大受这种关系的影响。可是，说起来，名气又从哪儿来？当然是从多演出、多露面来。说到头，还是要想方设法地争取演出机会。这样一来，谁敢不听领导的话？谁敢对领导提反对意见？谁敢搞什么反腐倡廉？

　　你知道，现在的演员们还都是合同工，得罪了领导，没准儿就得下岗。所以，只有保持沉默。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实际上已经是一种制度上的问题了。

　　李：完全对。

　　不光是演出制度，还有财务制度，决策与监督制度。其实，也不能说没有制度，我们东方团的财务制度要是说起来也是头头是道，蛮科学的哩。但问题是，有了制度又怎么样？人的权力就比制度还大，制度拿他也没办法！

　　这就像我们现在难道没有法律？但成克杰，胡长清那些腐败分子，还不是一样在有法的情况下，照样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

　　所以，我觉得腐败的问题其实是相通的。不管是发生在政府机关，还是科研单位，还是艺术院团，原因都是因为权钱交易，权比制度大。

　　东方歌舞团的腐败，其实就是体制上的腐败。

　　如果我错了，我也愿意负责

　　中国新闻周刊：东方歌舞团有经济上的压力吗？

　　李：压力很大。

　　我们是纯艺术的院团，要保重品位，又要生存，虽然有文化部拨款，但远远不够，大部分靠自己，商业与艺术，两方面可以说都有压力。

　　所以，这也要求我们有好的经营机制。现在的情况是：外部环境要求我们适应市场经济，但我们的内部管理又几乎仍然延续计划经济，这样中间就很容易产生灰色地带和灰色收入。

　　我深深感觉到，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好的机制。不能靠个人，在市场经济这样强大的冲击下，个人仅仅靠良知、道德，确实很难把持住自己。

　　如果机制不改好，今天是甲领导乙领导犯了错，明天如果换了丙领导丁领导，也可能犯的错更大。

　　中国新闻周刊：您在东方团也做了4年的副团长，您是否认为自己在建设这种机制方面发挥了作用？

　　李：我做的不够的地方，我愿意补足。

　　中国新闻周刊：东方团原团长田玉斌通过媒体说，您作为书记平时喜欢搞特殊化，比如坐飞机要头等舱、吃饭要吃小灶、买化妆品花了3000元等等？

　　李：头等舱的事解释过了，是邀请方出于尊重我出的钱，不是东方团的经费；吃小灶是因为我有糖尿病，我认为那是病号饭不是小灶。至于化妆品，我是演员，要上台表演，买化妆品就像剧院买道具一样，很正常，那些化妆品全是用于舞台，而且经过团里批准，有正式发票，履行了财务制度。

　　我说了如果我有不对的地方，我愿意接受批评并且补足。

　　中国新闻周刊：您认为这起事件，将来会影响到你的表演生活吗？

　　李：(笑)无所谓了，我已经功成名就。

　　李谷一在接受本刊专访前，要求记者同时采访东方歌舞团和文化部纪律检查组，以求客观公正。记者致电要求采访东方歌舞团，该团办公室一位陈姓主任答复说，这些事已移交文化部纪检组，一切事情请他们发言。而文化部纪检组专门负责接听记者电话的一位不肯透露姓名的男士说，领导全在外开会，此事尚未有定论，他已经被上级关照，对记者只能说三个字：不知道。

附新闻背景

　　今年８月１８日，在东方歌舞团担任四年党委书记的李谷一向东方歌舞团领导班子及全体党员发表一封公开信，信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因在“公演私分”问题上捅了蜂窝，踩到震穴，“为东方歌舞团大局的稳定，申请调离东方歌舞团”。

　　在这封信中李谷一同时列举了东方团包括“公演私分”等８个问题，强烈要求文化部纪检组调查、解决。

　　信中还说，１９９９年９月底在广州演出时，她被不明理由地补助一万元，因而产生怀疑，将一万元退交给团里纪检处，随即要求调查这个问题，因此卷入事件中。

　　这起事件经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传播后，也已被调离的东方歌舞团原团长田玉斌出面否认了李谷一的大部分说法，并称她是“无理取闹”。

　　截至发稿时，各方都在等待文化部纪检组的正式通告，以使这场“歌唱家揭露歌舞团的腐败内幕”真正真相大白。(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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