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世紀三十年代，約翰。露易斯(John L.Lewis)曾被認爲是美國僅次於羅斯福總統的第二號最有權勢的人物。這位曾經在羅斯福的競選中出過大力的共和黨人後來把他領導下的煤礦工人協會和整個美國工人運動全部拉向了民主黨的陣營。露依斯後來成爲美國最強大的勞工組織"工業組織代表大會"的領袖。

但是這位露易斯在一九四三年挑戰了戰時凍結工資的法律，將他領導下的煤礦工人拉上了街頭。羅斯福總統向露易斯呼籲以美國的國家利益爲重立即停止罷工。但是露易斯反駁："美國總統拿的是照顧美國國家利益的錢，而我拿的是照顧煤礦工人利益的錢。"

當時美國的戰爭機器剛剛開始運轉，在歐洲和太平洋浴血奮戰的將士們正在因爲軍火和裝備的不足而遭受嚴重的傷亡。整個戰爭機器都是由煤來推動的，美國不能停止一天煤的生產。更加讓人難以接受的是煤礦工人的工資當時已經是全美各行業中最高的了。

談判的結果是露易斯最終贏得了罷工的勝利。但是他立刻失去了包括他自己工會在內的所有權力。美國煤礦工人工會的會員和政治影響力都立刻下降。十年以後，幾乎再也聽不到煤礦工人罷工的消息了。實際上露易斯的勝利標誌了美國工會運動開始走下坡路的轉折點。

露易斯的後半生看到了他"輝煌勝利"的後果。但是他直到生命的最後一刻都堅持他所領導的煤礦工人罷工是正確的。他曾經多次說過："工人的利益就是美國的利益，只有在戰爭期間勞工才是寶貴的，勞工才會有真正的力量。戰時是勞工爭取合理收入的維一機會。"露易斯到死都不明白爲什麼美國公衆會強烈的反對他。

露易斯當然知道他自己是正確的。但是所謂的正確對於一個組織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可能會有完全不同的意義。

現在美國大學的商學院裏都要講授"商業道德"一課。但是這些課程的討論內容大都是關於不道德的行爲，例如僞劣產品和行賄受賄等等。身居高位而採取錯誤行動的人總是用更高級的正確目的來爲自己的錯誤行爲辯護。

中共當局並不否認殺人是錯誤的，但是他們聲稱殺人的理由是爲了維護穩定，中國的不穩定會造成比六四事件更多的死亡，因此殺人這一錯誤的行爲就成了更高層次的正確行爲。共產黨堅持一黨專政的理由也是爲了維護中國人的生存權。

所有上述事件都在向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有沒有一個關於權力的最高的道德標準呢？

早在三百多年前，偉大的法國數學家和哲學家布萊.帕斯卡在他的著作"給鄉下人的信"(Blaise Pascal, Letters to a Provincial, 1656-57)中，全面徹底的否定了迄今爲止的所有建立在基督教教義基礎之上的關於權力的道德觀念。布萊.帕斯卡首次提出了"上帝死了"的概念。

那麼"上帝死了"以後這個世界靠什麼來維持呢？這個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所謂的道德和正確與錯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只是一種利益的關係。一種成本和收益(sufering and benifit)的關係。對於一個個人，一個組織，一個國家，只要一種選擇的收益大於成本那麼這種選擇就是正確的。特別當我們面臨前面露易斯所提出的不是"錯誤對錯誤"的問題，也不是"正確對錯誤"的問題，而是"正確對正確"的問題時，看清利益所在，才是解決問題的關鍵。

一個組織要想正常的生存，他的成員就必須相信，這個組織的特殊宗旨就是這個社會的最高宗旨。醫院必須相信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治病救人；公司必須相信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任務是滿足顧客的需要，而且其他公司的產品都不如"我這個公司"的產品對社會的意義更加重大；工會必須相信工人的權益是所有權益中最重要的權益；教會必須認爲一個社會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挽救人們的靈魂；而學校必須認爲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教育。

所有的組織必須以自我爲中心，一個組織只能有一種功能。所有這些組織的總和以最高的效率履行了一個社會的功能。事實上所有這些組織的領導人都必須像前美國煤礦工人協會主席那樣認爲"我的組織"就是所有的組織，"我的組織"就是國家。

相反，如果一個醫院以丞救人的靈魂爲目的，一個學校以滿足顧客的需要爲目的，那麼這個醫院和學校是註定會搞不好的。

美國曆史上的另一位偉大人物，前GM汽車公司的總裁，愛森豪維爾政府的國防部長，查爾斯.威爾森(Charles E. Wilson, 1890-1961)至今爲人們所懷念的原因是因爲他終身信奉並履行了"GM公司的利益就是美國的利益"的原則。但是他在擔任國防部長的國會聽證會上所說的卻是："美國的利益就是GM公司的利益。"根據美國法律規定擔任公職的人必須辭去在私人公司的職務。威爾森在接受國防部長職務的同時辭去了GM公司總裁的職務。對威爾森來說，是"美國的利益就是GM公司的（亂碼）是威爾森的道德標準。

長期以來，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維一可以追求自己的宗旨的組織，所以我們看到的是共產黨這個唯一的組織的空前強大。而人大，國務院，軍隊，工會，和所有的宗教組織和生產單位都只是它的附屬機構，這些組織也都必須把共產黨的目標作爲自己的目標。所以這些其它的組織的功能都不能正常發揮，公司不能創造利潤，醫院不能治病，學校不能培養人才，軍隊不能維護國家安全，警察不能維護社會治安。教會不能讓人們建立信仰，整個國家的功能不能正常的運作。一個黨派以執政爲目的，不以建設國家爲目的是沒有錯的，但是美國法律規定要想執政必須建設好國家，而中國法律並無此類規定，所以共產黨既然不用搞好國家也能達到一個政黨爲執政而存在的目的，那他爲什麼還要搞好國家呢？這就像我們買一件衣服，能十塊錢拿下來的決不會爲了讓服裝工人的生活好過一點而附二十塊錢。服裝工人的貧窮問題是由其它的組織去解決的。所以在今天這個國際大家庭中我們和西方國家相比就遠遠的落後了。

中國共產黨的另一個問題是它包攬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它所不應該和無力管理的方面。它所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是圍繞著保證共產黨的領導爲目的地。共產黨的軍隊有時候也會爲保衛祖國而戰，但這必須是黨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一致的時候。如果黨的利益和國家的利益發生矛盾的時候，共產黨必然棄國家利益而保黨的利益。所以我們研究抗日戰爭，抗美援朝，對越戰爭，釣魚島問題，臺灣問題的時候，都不能離開黨當時所處的環境。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對奔赴抗日前線的抗大學員就講過："要一分抗日，兩分應付，七分發展""讓日本人佔的對方越多越好，在國民黨佔領的對方我們不好去奪，但是日本人佔領的對方我們將來就可以去佔領。現在是日，蔣，我三國志"

中國什麼時候會攻打臺灣？答案是在共產黨的領導權受到威脅的時候。至於臺灣是否獨立對共產黨來說是沒有關係的。只要臺灣獨立不威脅到共產黨的統治，共產黨是不會出兵的。

法輪功的出現對共產黨提出了嚴重的挑戰。共產黨完全不習慣於和任何一個獨立於共產黨之外的組織和平共處。本來在西方國家，共和黨只有一個對手就是民主黨，GM的對手是FORD，可口可樂也不會和微軟公司爭奪市場。但是中國的法輪功爲什麼會和共產黨成了你死我活的關係呢？

原因只能有兩個，第一是法輪功也是一個政黨，因此在和共產黨爭奪市場，但是政黨存在的目的是謀求執政，而法輪功的存在並非是爲了尋求執政。因此法輪功不可能是一個政黨。中國的其它民主黨也不能算是政黨，因爲他們也不謀求執政。

那麼維一的解釋就只能有一個了，那就是中國共產黨本身是一個和法輪功一樣的宗教組織。上面說過了，一個組織只能有一個功能，而宗教組織的目的只是爲了丞救人們的靈魂，所以共產黨就必然要和法輪功產生激烈的衝突了。共產黨目前肩負著雙重的責任，即謀求執政和丞救人的靈魂，這樣也就註定了它是一個負有政治和宗教雙重責任的畸形的組織。中國到現在仍然是和伊拉克一樣的政教不能分離的國家。

法輪功最大的問題就是它已經形成了能夠和共產黨相匹敵的組織力量，並且在正常的運作。李洪志所說的"大法無型"是不符合事實的。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方法就是要首先使各類型的社會功能組織在中國合法的存在。使得共產黨和中國民主黨在政治領域競爭，而法輪功在宗教領域和基督教和天主教競爭。只有這樣國家走向長期穩定發展的健康道路。

共產黨目前所面臨的兩難處境是因爲它從來沒有過在民主制度下生存的經驗，對自己能否在這樣一種新的制度下生存沒有信心。老一輩的革命家靠著槍桿子打天下和坐天下，他們對於維護現存的制度是有經驗和信心的。而江澤民本人是在共產黨官僚制度中升到高位的，他完全不具有領導一場變革的能力。而且因爲年齡的關係，他也不具備這種魄力。但是鄧小平所發動的改革開放將中國從一個超穩定狀態帶入了一種不穩定的狀態。而這種不穩定狀態是不能持久的。中國要麼退回到毛澤東時代，要麼走西方的道路。

共產黨維一的優勢是它對大量人羣的組織能力。但是如果共產黨不及早進行政治改革的話，隨著國內各種政治力量在共產黨高壓下的撅起，和海外民運力量的壯大，它的這種優勢在共產黨突然垮臺的情況下也將蕩然無存。

今天共產黨的幹部大都是技術官僚。醫院應該由醫生來領導，大學應由教授來領導，軍隊應該由將軍來領導，但是領導一個政黨和代表一個政黨管理國家的人必須是職業政客。政治是一種職業，而並非什麼骯髒的東西。搞政治和開公司一樣，當然要有活動經費。而出錢的人要得到回報也是很正常的。我們還應該注意到海外民運只是一種社會運動(social movement),社會運動不同於政黨的地方是社會運動不謀求執政，他們只是推行一種價值觀念，例如婦女解放運動，環保運動等等。根據一個組織一種功能的原則，他們只能以推動中國的民主爲唯一的目的。其它都是捎帶的。他拿洋人的錢搞民主和你拿洋人的錢編軟件是一樣的，都是靠技術混飯吃，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之分。

推動中國的民主化，十三億人的飯碗不可能一個不砸，也不可能全砸。社會是分很多層次的，每個人的價值取向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不同，政治觀點也不同。俗話說"秦燴還有幾個朋友哪"政治因爲一種政策和社會變化都是有受益人和受損人的。只不過誰受損，誰受益和受損受益的比例不同罷了。即使是像美日侵略中國和臺灣獨立這樣的事都會使相當一部份中國人得利，並得到他們的支持的。出錢給民運組織的一方當然也要得到自己的好處。雙方達成一種交易。如果共產黨允許民運組織和民主黨派在國內發展他們當然不需要拿臺灣人和美國人的錢了。中國需要職業政客，職業政客的出現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條件。

沒有人會爲了中國人民的利益犧牲的，早期的共產黨員都不是，你還能指望今天的什麼人嗎？盼望這種人的出現本身就是幼稚的。一個連自己都不愛的人會愛別人嗎？但是拿外國人的錢搞民主也絕對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情。

法輪功的問題並不僅僅是法輪功信徒們自己的問題。他們是在爲所有的中國人爭言論和結社的自由。海內外的中國人，不論你們對宗教信仰持何種態度，都應該旗幟鮮明的支持法輪功和中共的鬥爭(實際上是和江澤民一人的鬥爭)只要江澤民退一步，允許法輪功的合法存在，中國人不能自由結社的鐵幕從此就算被衝開了一個缺口，隨之而來的真正的言論自由也就爲期不遠了。(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