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宣传当局对本届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也许像一出荒谬剧，本身就充满戏剧的张力，也充满时代的反讽。中国文学在诺贝尔奖近一百年的历史中缺席，但零的突破却又立刻面对政治风雨的吹袭。不过如今面对风雨的已不仅是高行健一个人，而是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因为个中牵涉的不再是个人好恶的主观评价，而是客观存在的史实问题，必须冲破泛政治化的烟幕，还以历史的真貌。
首先必须肯定，高行健作品的文化定位及渊源都是百分之百中国。北京一些宣传官员轻飘飘的说，高行健是法国公民，他获奖只是法国人的荣耀。但历史的真相是，高行健是中国文坛的「子弟兵」，他是道道地地中国成长、以中国社会及文化为题材的作家。他一九六二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无论是剧作或理论探索，在八十年代就受到当时中国文坛的高度重视，一些前辈作家如巴金、曹禺、夏衍、王蒙等都很支持他，并在「反精神污染运动」及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的争议中，肯定他的创新精神。他在北京人艺当剧作家，演的几出戏如《车站》、《绝对信号》、《野人》等也很红火。这些重要的创作经验与磨练，也因而成为他日后撰写长篇小说《灵山》与《一个人的圣经》的重要精神资源。
极受诺贝尔奖评委推崇的《灵山》，其实是一部现代史诗式的老残游记。高行健在八十年代深入中国西南山野，远离政治斗争和中原，上下求索，发掘民间的禅意，找到「亲江湖、疏儒生」的新空间。他回归民族文化之根，但又找到全新的启发。在江南山水的空灵中，他历时七年完成这部中国现代小说中几乎唯一的「诗体小说」。文学评论家赵毅衡说：「就其美学精神而言，《灵山》是中国的，就其追求来说，《灵山》也是中国小说中最能与世界文学心灵交会的」。
这部源于中国但又与世界接轨的作品，难道不是中国的文学宝藏吗？难道非要把它推给法国人不可吗？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刘再复表示，如果中共今后禁止出版高行健的作品，就是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中国文化界及出版界其实一直没有排斥高行健，一九九七年中国文学杂志《收获》在庆祝创刊四十周年时，就选录了高行健的作品。一些大学的文学教材，也涵盖了高行健作品。只是由于他的剧本近十年没在中国大陆上演过，年轻一代都不熟悉他的名字，但如今在诺贝尔奖的热潮下，又会勾起社会上对高行健的强烈好奇心。
也许北京宣传部门的官员对高行健在「六四」事件时的表现仍未能忘怀。他曾经宣布退党并谴责镇压学生，但在中国文坛上，当年有这样「纪录」的人占了多数，如今为何又「独厚」高行健一人？事实上，高行健从来都不是一个爱谈政治的作家，他倒是一直在逃离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要找到一个不受主义、时髦、市场和功利所污染的文学世界。
但现实政治的讽刺却是：他不爱政治，政治却找他。这位在海外与民运并无关系的作家，近年其实更希望退到社会的边缘。他在即将出版的评论集《另一种美学》中的最后一段话说：「一个艺术家，脆弱的个人，对抗不了时代潮流，如果不愿被席卷而去，唯一生存之道是退居一边，待在社会边缘，保持静观，才有可能继续做想做的事，画自己想画的画。」
北京泛政治化之网仍扑面而来。不过历史教训不容忘记。中共建政以来，由于泛政治化的观点，文学史变成一个被任意捏来捏去的泥娃娃，也变成沾在政权脸上的尴尬。八十年代以前，文学史中不敢提沈从文和张爱玲的贡献，好像他们都不是中国人，又或是没有任何文学成就。但如今没有哪一位北京宣传官员敢否定他们，或是敢站出来说：「张爱玲只是美国公民，她的文学荣耀只是美国人的荣耀。」
俄罗斯文坛其实早就看穿政治干预文学的虚妄。迄今俄罗斯总共有五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中《齐瓦哥医生》的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和《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作者索尔仁尼琴，都不为当时苏联当局所喜。帕氏被开除出苏联作协，索氏后来被判叛国罪。但自九十年代开始都全部平反，也都成为今日俄罗斯文学的瑰宝。俄罗斯文学的昨日，难道不是今日中国文学的镜子？
从全球华人的视野来看，总希望这次北京的泛政治化决策只是「情报失误」之下的「误判」，使文学的误会成了政治的误会。但政治的荒谬剧应该落幕了，因为真正的文学史从来就是由人民来定稿，而不是由政府钦定的。在中国文学的殿堂里，供奉的永远只是「人性」而不是「党性」。
百年缺席，一朝突破，中国人在千禧年中迎来诺贝尔奖的曙光，也迎来中国文学必须回归民间、拒绝泛政治化的呐喊。(http://renmin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