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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封城五週年：極端政府的管理模式（圖）
2025年1月24日發表
 | 資料圖：2020 年3 月8 日，中國湖北省武漢市，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穿過臨時路障牆收到包裹，該路障是為了控制進出住宅區而建造的。 冠狀病毒爆發後，航班、火車和公共交通（包括巴士、地鐵和渡輪服務）仍然關閉。(Photo by Getty Images) |
【人民報消息】2020年1月23日，中共宣布對武漢封城。這是全球新冠疫情的開端，也成為後來中共抗疫模式的樣板。五年後，應該如何看待當年封城的行為？除了給百姓的傷慟記憶，中共從這場封城運動中又獲得了什麼？
據自由亞洲電臺報導，五年前的1月23日，武漢宣布封城。在中國歷史上。這開啟了一個重要的先例。
「大型傳染病，在無法得知病源與結果的時候，選擇控制人口流動，這也並不能說是完全錯的。」前北大教授、旅美獨立學者夏業良告訴自由亞洲電臺，「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封城以後做了什麼？」
在獨立政經學者秦鵬看來，武漢封城為中共提供了一個非常好的「在極端情況下如何進行政府管理的一個非常大型的綜合測試」，從這個角度來講，秦鵬認為，「中共利用這次機會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可以控制人民的辦法，從某種意義來講，對中共也確實是一次巨大的勝利。」
嚴控細管難以掩蓋治理無能
在夏業良看來，武漢封城首先反映的，是在社會治理上中國政府的無能與失職。
他提到，在2018年時中共批准成立了應急管理部，其主要職責是災害管理和應急教援。「武漢疫情就屬於災害管理和應急救援，也就是這個部門最應當做的事。但是我們看到它後來的表現如何呢？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生活資料的供給、交通、醫療救治，還有全國各地提供的幫助……如果說一開始太突然來不及想到這些東西，但是幾個月之後呢？如果幾個月之後你還是不能有效地做這些事情的話，那就是政府部門的失職啊！」
比如，20204年1月29日，微信公眾號《大米和小米》講述了湖北一個17歲的腦癱兒，因家人感染被隔離，獨自一人在家6天後死亡。
郭思瑜是土生土長的武漢人，她對自由亞洲電臺回憶，「五年了，疫情從來沒有結束，封城對我們土生土長的武漢人的打擊和影響，從來沒有褪去。」
她用「自救」來總結那一年的武漢人。在她的感覺中:「實際上習近平下達這個命令時，他是已經放棄武漢了。」郭思瑜的孩子當時才9個月大，她回憶當時每天都要面對吃飯問題，和內心的恐慌，「整日提心吊膽」，「拿錢買命」。
不只如此，郭思瑜此前的工作是輔導學生做出國留學作品集，從封城開始，疫情這幾年，「中國和外國處於一種斷裂的關係，我也沒有收入了。」
這種狀態是很多疫情中中國百姓的常態。但夏業良提到，在武漢封城時期，中共黨魁習近平並沒有到訪過武漢。「號稱是親自指揮、親自部署，但是並沒有親自到場，每次出現災難等危急情況的時候，他都不會第一時間到達現場。」
最後，夏業良說，新冠疫情過去五年了，沒有見過中共政府進行過專門的梳理、認真地總結經驗教訓，如何在將來不重蹈覆轍。「我覺得這是一個不會反省的政府，一個不能反省的社會。一個不會反省的政府是沒有辦法讓國家得到有效治理的。
極端治理模式被印證與複製
武漢封城的很多做法，後來蔓延到了中國其他地方。
最顯著的，是對言論自由侵犯。據記錄片《武漢封城》，在武漢封城76天裡，共有229篇自媒體文章被刪除，638起「文字獄」案件，多位赴武漢報導真相的公民記者失蹤：如李澤華、陳秋實、方斌、張展……在武漢之外，不少在網路討論或發表評論文章的人士也受到行動限制，如許章潤教授。
郭思瑜還列舉了以下她認為受到侵犯的個人權利：自由出行權，我們家被封了門，不可以自由出門；知情權，我們沒有得知真實情況的權利；孩子們的受教育權；我們的生命健康權，重病去醫院都不被收治；平等交易權，一棵白菜賣我100塊，政府趁機發國難財……
但這種治理模式在武漢之後被大規模的複製。
秦鵬對自由亞洲電臺分析，這種大型的極端情況下社會治理模式包括三個方面：「首先是言論的管控，如何抓捕公民記者，如何封鎖網路，如何通過國際上收買的專家和媒體來放風、製造輿論；第二就是如何利用官方敘事去馴服大家，讓大家接受；第三是如何把一個自己有明顯責任的事件，演變成你的鄰居、你身邊的人導致的，演變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矛盾、民眾與民眾之間的矛盾，反而把中國共產黨及政府本身摘了出來，形成一種群眾鬥群眾的狀況，或者推給美國、推給自然界。」
「這樣嚴格的管控，在毛澤東時代是有可能這麼做的，但是改革開放這麼多年，大家認為再採取毛澤東時代的做法可能是不行的，老百姓是無法接受的，」夏業良說「但沒有想到，在武漢封城後，當局發現，居然還是可以的。」
對中央權威和習近平個人帶來傷害
對郭思瑜而言，武漢封城改變她對許多問題的看法。
她說：「武漢封城後，以前看重的很多東西都看淡了。物質名聲之類全都是浮雲，身體健康第一，父母孩子都在第一位，連精神需求頓時都降了不止一個層次，只求活著，平安就好。」
秦鵬則認為，雖然中共在武漢封城之後的疫情治理中，積累了不少經驗，但中國在防控疫情上的最終結果，以及對經濟長遠影響而言，還是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對中共的傷害。
他表示：「不少人過去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的能力還是有迷信的。但是，從一開始極端的防控到毫無準備的放開，這反映了中共政策的剛性，或者說毫無彈性。而且放開後，中國並沒有迎來之前大家所預測的經濟上的復甦，第一你沒有戰勝病毒，第二經濟你也沒搞好，那對中國未來的政治經濟各方面都來了深遠的影響，對中央政府和習近平個人的權威都帶來了傷害。這也是為什麼現在中國（中共）根本不敢提抗疫勝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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