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五周年:极端政府的管理模式(图)
2025年1月24日发表
资料图:2020 年3 月8 日,中国湖北省武汉市,一名戴著口罩的男子穿过临时路障墙收到包裹,该路障是为了控制进出住宅区而建造的。 冠状病毒爆发后,航班、火车和公共交通(包括巴士、地铁和渡轮服务)仍然关闭。(Photo by Getty Images) |
【人民报消息】2020年1月23日,中共宣布对武汉封城。这是全球新冠疫情的开端,也成为后来中共抗疫模式的样板。五年后,应该如何看待当年封城的行为?除了给百姓的伤恸记忆,中共从这场封城运动中又获得了什么?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导,五年前的1月23日,武汉宣布封城。在中国历史上。这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先例。
「大型传染病,在无法得知病源与结果的时候,选择控制人口流动,这也并不能说是完全错的。」前北大教授、旅美独立学者夏业良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但真正需要思考的,是封城以后做了什么?」
在独立政经学者秦鹏看来,武汉封城为中共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在极端情况下如何进行政府管理的一个非常大型的综合测试」,从这个角度来讲,秦鹏认为,「中共利用这次机会慢慢摸索出了一套可以控制人民的办法,从某种意义来讲,对中共也确实是一次巨大的胜利。」
严控细管难以掩盖治理无能
在夏业良看来,武汉封城首先反映的,是在社会治理上中国政府的无能与失职。
他提到,在2018年时中共批准成立了应急管理部,其主要职责是灾害管理和应急教援。「武汉疫情就属于灾害管理和应急救援,也就是这个部门最应当做的事。但是我们看到它后来的表现如何呢?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基本生活资料的供给、交通、医疗救治,还有全国各地提供的帮助……如果说一开始太突然来不及想到这些东西,但是几个月之后呢?如果几个月之后你还是不能有效地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就是政府部门的失职啊!」
比如,20204年1月29日,微信公众号《大米和小米》讲述了湖北一个17岁的脑瘫儿,因家人感染被隔离,独自一人在家6天后死亡。
郭思瑜是土生土长的武汉人,她对自由亚洲电台回忆,「五年了,疫情从来没有结束,封城对我们土生土长的武汉人的打击和影响,从来没有褪去。」
她用「自救」来总结那一年的武汉人。在她的感觉中:「实际上习近平下达这个命令时,他是已经放弃武汉了。」郭思瑜的孩子当时才9个月大,她回忆当时每天都要面对吃饭问题,和内心的恐慌,「整日提心吊胆」,「拿钱买命」。
不只如此,郭思瑜此前的工作是辅导学生做出国留学作品集,从封城开始,疫情这几年,「中国和外国处于一种断裂的关系,我也没有收入了。」
这种状态是很多疫情中中国百姓的常态。但夏业良提到,在武汉封城时期,中共党魁习近平并没有到访过武汉。「号称是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但是并没有亲自到场,每次出现灾难等危急情况的时候,他都不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
最后,夏业良说,新冠疫情过去五年了,没有见过中共政府进行过专门的梳理、认真地总结经验教训,如何在将来不重蹈覆辙。「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政府,一个不能反省的社会。一个不会反省的政府是没有办法让国家得到有效治理的。
极端治理模式被印证与复制
武汉封城的很多做法,后来蔓延到了中国其他地方。
最显著的,是对言论自由侵犯。据记录片《武汉封城》,在武汉封城76天里,共有229篇自媒体文章被删除,638起「文字狱」案件,多位赴武汉报导真相的公民记者失踪:如李泽华、陈秋实、方斌、张展……在武汉之外,不少在网路讨论或发表评论文章的人士也受到行动限制,如许章润教授。
郭思瑜还列举了以下她认为受到侵犯的个人权利:自由出行权,我们家被封了门,不可以自由出门;知情权,我们没有得知真实情况的权利;孩子们的受教育权;我们的生命健康权,重病去医院都不被收治;平等交易权,一棵白菜卖我100块,政府趁机发国难财……
但这种治理模式在武汉之后被大规模的复制。
秦鹏对自由亚洲电台分析,这种大型的极端情况下社会治理模式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言论的管控,如何抓捕公民记者,如何封锁网路,如何通过国际上收买的专家和媒体来放风、制造舆论;第二就是如何利用官方叙事去驯服大家,让大家接受;第三是如何把一个自己有明显责任的事件,演变成你的邻居、你身边的人导致的,演变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民众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反而把中国共产党及政府本身摘了出来,形成一种群众斗群众的状况,或者推给美国、推给自然界。」
「这样严格的管控,在毛泽东时代是有可能这么做的,但是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大家认为再采取毛泽东时代的做法可能是不行的,老百姓是无法接受的,」夏业良说「但没有想到,在武汉封城后,当局发现,居然还是可以的。」
对中央权威和习近平个人带来伤害
对郭思瑜而言,武汉封城改变她对许多问题的看法。
她说:「武汉封城后,以前看重的很多东西都看淡了。物质名声之类全都是浮云,身体健康第一,父母孩子都在第一位,连精神需求顿时都降了不止一个层次,只求活著,平安就好。」
秦鹏则认为,虽然中共在武汉封城之后的疫情治理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中国在防控疫情上的最终结果,以及对经济长远影响而言,还是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对中共的伤害。
他表示:「不少人过去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的能力还是有迷信的。但是,从一开始极端的防控到毫无准备的放开,这反映了中共政策的刚性,或者说毫无弹性。而且放开后,中国并没有迎来之前大家所预测的经济上的复苏,第一你没有战胜病毒,第二经济你也没搞好,那对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各方面都来了深远的影响,对中央政府和习近平个人的权威都带来了伤害。这也是为什么现在中国(中共)根本不敢提抗疫胜利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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