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紅冰談習近平：受畸形教育，臺海開打不可避免；平時木訥，酒量驚人，喝酒後判若兩人；信奉原教旨毛主義，以中華文化名義復興共產主義。（《菁英論壇》提供）

【人民報消息】 在現今的世界，中共統治下的中國算是一個異數，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結構怪異複雜，官宦層疊，諱莫如深，很少有人知道里面發生的事情。所以中共的很多決策，外界看起來千奇百怪，不合常理，但是在中共內部，它卻有一種自洽的邏輯。

本期《菁英論壇》請來一位曾經和不少中共高層人物，包括習近平和李克強等人有過近距離接觸的學者袁紅冰教授，來講述他和習近平當年交往的真實故事。這些故事所揭示的人物性格和心理現象，或許可以幫助我們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習近平施政的獨裁心理學特徵。

袁紅冰與習近平的八個月酒友緣分
袁紅冰：在胡耀邦先生被整肅之後，在上個世紀80年代，我和習近平曾經有過八個多月的交往，這個交往的主要媒介就是酒，所以我把這稱爲我和習近平的酒友關係。

我這段經歷，其實我以前已經講過幾次，有一些所謂評論家認爲，一個北大的教授怎麼能和一個副市長，當時習近平是廈門市副市長，會產生如此密切的關係。這些評論家，我發現他們往往都是畢業於比較偏遠的大學了，一些人對北京的情況不是很了解，對北京大學尤其不了解。在80年代末期，就是胡耀邦被罷黜之後，我們北京大學出現了一個青年教師羣體，有二十多個人，大家有一項共識，就是要想辦法進入中共的最高層掌握權力，然後讓胡耀邦的政治意識重新主導中共的權力意志，繼續推動思想的自由化。這個羣體中有很多人後來「8964」以後就分化了。

所以對於我們這批北大的青年教師而言，我們接觸的對象，當時大家有一個共同的決議，有一個共識，就是接觸的對象主要是省部級以上的官員，包括國家一級的官員，就像楊尚坤、楊白冰、王震等等，還有中共的組織部長陳野蘋，這一類的官員才是我們接觸的主要的對象。另外一類，就是即使是司局級幹部，也必須是屬於關鍵崗位的，比如像當時中組部青幹局的常務副局長等等，這些是我們當時想要重點接觸的對象。所以當時像習近平這種一個外地邊遠地區的副市長，我們跟他接觸是我們對他的一種垂青了，不是他對我們的一種恩賜。所以有一些評論家根本不懂這些，說一個副市長怎麼會理睬你們？我們北京大學的青年教師當時就是這樣選擇的。

那麼跟習近平的相識，是因爲習近平當時他父親捱整，我們實事求是地講，就是習仲勳先生是一個很有良知的人，在胡耀邦被罷黜之後，在中共中央內部只有兩個人沒有去對胡耀邦落井下石，一個就是王兆國，另一個就是習仲勳。由此，習仲勳就受到那個黨內頑固派的一系列的思想圍剿、政治迫害。迫害最嚴重的時候，習仲勳據說已經得了精神分裂症，已經不能夠很正常的工作了。

那麼習近平他們這個家族五九年就受到了整肅，「一朝遭蛇咬，十年怕井繩」，所以習近平當時很怕他父親的這種遭遇影響到他個人的仕途。所以當時他每隔半個月，有的時候甚至一個星期，就從廈門坐中共的那個軍用運輸機，因爲那是免費的，從廈門飛到北京來進行活動。到北京以後，他經常找的人，一個人就是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習近平是一個酒鬼，每次來都要找胡德平喝酒，那胡德平不喝，胡德平本身是不怎麼愛喝酒，所以胡德平不勝其擾，就說我也給你找一個酒鬼吧，你再來要喝酒就去找他，於是就把我介紹給了習近平，這樣我們就開始了八個月以上的這個酒友關係。

每次去北京，就是他帶兩瓶茅臺酒，一般的情況下是他出酒，我出這個飯菜了，大多數是在北大西南校門外的那個長征食堂那裏，一塊喝酒談話。這樣的話，我就跟他有了一個很長時間的交往。

我從內蒙來的嘛，我在年輕的時候自認爲自己酒量無敵，但是在習近平面前，我有的時候還是覺得不如他了，兩瓶茅臺酒，我們兩個人一人一瓶，自斟自飲，幾乎是同時喝完。習近平的特點是什麼？在喝酒的前半段，他基本不說話，就是很憨厚，很沉默寡言，但是隻要這茅臺酒喝不過一半以上，他的話匣子就滔滔不絕地打開，這麼一個很有意思的人，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和政治有關的就是兩件事。

習近平承繼毛原教旨主義 缺乏現代教育

第一件事，當時我們知識分子都有一個比較普遍的看法，當然這看法對和不對，那是另外一回事，就是當時都認爲中國的人口太多了，會拖累中國經濟的發展。我不是經濟學家，我當時也是抱這種觀點，有一次我就講了，說我們中國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現在人口過分的膨脹，經濟的發展速度，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那麼習近平當時就跟我講，說袁紅冰你錯了，他指着我，因爲他喝了很多。我說什麼錯了？他說我們中國的人口不是多了，是少了。我說你爲什麼會有這樣的怪誕的想法？他說，我們中國需要有40億人才夠管理這個世界。這是他給我一個極其印象深刻的記憶，他說共產主義，全球實現共產主義，我們需要有人去管理，所以中國人口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這是他的一個觀點。

我後來回想起來也是可以理解，因爲他在文化大革命時期，就受到了毛澤東原教旨主義的詛咒，他的心目中，人們常說他就是一個小學畢業生，那實際上，一方面從正常的理性知識的角度，他確實是一個沒有受過什麼真正現代化教育的這麼一個人物，但是另一個角度，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原教旨主義對他靈魂的詛咒，那是極其深刻的，所以所謂實現共產主義的這一整套的邪惡的情商，實際上就是它整個意識形態的一個存在者。

習近平與白恩培酒後打架 只因韓戰觀點分歧

袁紅冰：習近平給我留下的另外一個深刻之處，就是當年白恩培，就是後來的那個雲南省委書記被判處死緩的白恩培，當年他是延安的地委書記，當時他正在北京中央黨校學習，我跟他也有一定的關係，因爲他想通過我去找到剛剛退休的中組部部長陳野蘋，對他進行這種活動。然後我去白恩培的黨校宿舍，看到他床底下襬滿了西鳳酒，一箱子一箱子的西鳳酒，都是半斤裝的，白恩培把這個西鳳酒叫做手榴彈，就是用這個手榴彈來炸開一道道關係的鐵門。

我有一次就把習近平請到了白恩培的宿舍裏，我們在白恩培的宿舍裏開始喝酒，喝酒的過程中就談到了抗美援朝的長津湖戰役，白恩培有個觀點，他認爲長津湖戰役第九兵團，宋時輪的第九兵團15萬大軍在沒有充分的禦寒衣服的情況下，就被派遣到了零下二十多度的冰天雪地之中，凍死凍傷的減員的數量達到整個第九兵團的2/3以上。白恩培認爲這是一種罪惡，毛澤東應該爲這個罪惡負責，宋時輪應該受到嚴厲的處罰，因爲他是第九兵團的司令員。一說到這裏，平常比較憨厚穩重的習近平，突然之間勃然大怒，他指責這個白恩培說，你把我們志願軍的這種英雄主義氣概都讓你侮辱了。習近平認爲，我們儘管損失了那麼多人，但是我們打敗了美國的王牌軍，把他們從朝鮮北部趕走了，這是一個巨大的戰略勝利，付出犧牲那是必須的。所以他認爲宋時輪不僅不應該受到懲罰，反而應該成爲英雄。這兩個人就吵起來，甚至最後還動起了手，都喝高了，打起來。我在旁邊起來拉架，但是這兩個人，特別是習近平身高是一米八左右，他很難拉住，白恩培受了一些傷。所以我現在判斷，就是後來白恩培是被第一個判處死緩的官員，而且是終身監禁不得保釋，是不是跟這個事件有關係？當然這只是我個人的一個猜測。

但是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習近平他的一個心理狀態，就是在他的心目中犧牲多少人，多少生命，那是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實現獨裁者所向往的那種政治理想、軍事理想和軍事追求。這實際上讓我又想到了毛澤東，我爲什麼說習近平是渺小型的毛澤東？我們大家都知道，在1957年，在國際共產主義的一個領袖會議上，毛澤東有一番驚世駭俗的發言。他說要跟美國打一場核大戰，由蘇聯出核武器，中共可以出200個師，甚至更多人和美國打一場核大戰，即使因此中國的6億人死亡一半，剩下3億人，世界的27億人死亡一半，剩下13億人，只要迎來了一個共產主義的勝利，他認爲也是值得的。這就是毛澤東當年公開發表的一個言論，在這個公開場合。那麼習近平實際上就是毛澤東這種情商的一個直接的繼承者，這就是現在我們判斷習近平，他會如何指導他的中共暴政，下一步的政治行爲的一個基本的着眼點，爲什麼說它是基本的着眼點呢？因爲意志是歷史的源泉，而獨裁者的意志，將決定了獨裁政權的未來命運走向。

家族受整肅承受壓力 習近平酒後判若兩人

袁紅冰：習近平在平時的表現和在酒後的表現，可以講是判若兩人。在平時跟人接觸的時候，他顯得很木訥，很沉默寡言，甚至給人很忠厚老實的感覺，甚至有的時候給人一些有點愚蠢的感覺。你比如說他願意吹噓自己扛200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換肩，他不是今天才這樣自吹的，當年和我們一起喝酒的時候，當時有一次和我，還有李書磊，我們三個人一起喝酒的時候，他又這樣吹牛。他說我扛200斤麻袋走十里山路不換肩，他說他當知青的時候，他的身體是多麼強壯，我當時就說了一句，我說你傻不傻，爲什麼扛200斤麻袋你不換肩呢？你換肩一下不是更好嗎？他很生氣，覺得我怎麼怎麼的。他平常就是這樣的一個人，一旦喝酒了之後，完全變成了另外一個人，他會極其主觀，意志表現得極其凌厲。

那麼爲什麼會出現這種現象？我後來也在思考，可能是跟他個人的命運遭遇有關係。他五九年開始就因爲他父親和彭德懷的牽連，他整個家族都受到了一定的衝擊，這可能使他在沒有喝酒的情況下，比較木訥，比較沉默寡言，把自己的真實想法深深地隱藏起來。那喝完酒之後爲什麼會變化呢？因爲我們知道喝酒以後酒精所焚燬的是人的理智，常說酒後吐真言，爲什麼酒後吐真言呢？酒後，烈酒把人的這個理智焚燬之後，人們就不再把自己的真實感情藏在那個理智的虛假外表之下了，他就可表現出他真實的感覺。所以我認爲習近平酒後的這種情緒的發泄才是真實的習近平。

習近平評價鄧小平政策 譭譽參半

袁紅冰：習近平有兩次提到鄧小平，一次對鄧小平是徹底的否定，喝完酒以後是徹底否定。另外一次對鄧小平又有一定的肯定。

第一次喝完酒以後，他認爲現在整個改革開放都背離了毛澤東的路線，是一種修正主義回潮，他認爲現在的這個包括官倒，包括整個民營企業的發展，包括人民公社被取消，所有的這些都是一種修正主義路線的結果，這是他的一個想法。

另外一個想法我們就不知道它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他到北京以後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希望我帶他去見鄧樸方，因爲鄧小平是整治胡耀邦的主要的後臺。習近平父親的捱整也跟鄧小平的態度直接有關。那習近平以前跟鄧樸方，據他自己講也是認識，只不過年齡有所差距。那我和鄧樸方的認識，當時是因爲我出了第一本的哲學小冊子，叫做《永恆的魅惑》，那是鄧樸方的一個親密的好朋友擔任主編給我出的這本書，那個出版社叫《華夏出版社》，是殘聯主辦的一個出版社。由於出版這本書的關係，主編就領着我去見過鄧樸方几次，主要是談這個書的出版問題，這樣我們就建立了一定的關係，我也是通過主編把習近平引薦給鄧樸方。那麼他們見面的時候談的什麼，我就不知道了。他們談完話以後，習近平出來跟我講，他說不管怎麼說，鄧小平的這一套從策略上講還是有用的，看來有可能使我們的經濟快速發展起來。但是，他當時同時又講到，這種修正主義路線，它的經濟發展，很可能給中國帶來兩種後果，一個是經濟上的發展，另外一個是政治上陷入危機，他說了這麼一番道理，當然他用的那些語言都是很市井化的，我今天只是把它這個語言總結一下。

習近平思想畸形發展 臺海戰爭不可避免

袁紅冰：我最新出版的《2025臺海大決戰》，它是以一種文學敘事的方式來表述未來的一場臺海作戰將會怎樣發生，以及這個戰爭將以怎樣的方式來結束。《2025臺海大決戰》儘管是一本文學敘事而且帶有預言性的這麼一本著作，但是它所寫到的每一個人都是現實中真實存在的人，對於這些人的描述，是我們根據各種不同的渠道得到的信息進行綜合的結果，因此它不是一種想像，相當程度上，它是一種基於現實信息的判斷。

對中共而言，如此嚴峻的國際形勢下，習近平還會不會發動臺海作戰？那麼很多人，相當一部分評論家也好，甚至包括一些軍事專家，像美國的上將米利將軍（Mark Milley）也做出了不少判斷，比如說什麼2027年中共才會具備攻打臺灣的能力等等。那麼所有的這些判斷，在我看來有一個共同的誤區，也就是他們在做進行這種判斷的時候，沒有從獨裁者的心理學角度來進行分析和研究，他們往往是從一種正常人的思維，普通人的這個理性邏輯來判斷問題。所以他們得出了各種各樣的結論，那這些結論離獨裁者的心理學的這個獨特現象，其實是有很大的距離。

獨裁者的心理學有兩個特點，一個就是它的絕對主觀性。它不是一種客觀理性的分析，而是一個主觀的情商的發泄，這是一個重要的特點。另外一個特點就是它進行戰略決策的時候，常常是非理性的，有的時候甚至趨向於一種瘋狂的非理性。這個例子就太多了，像當年的希特勒、毛澤東都是如此。

希特勒在二戰的時候，很多軍事家和國際政治專家都判斷，兩線作戰對於希特勒來說是愚蠢的，可是他就發動了兩線作戰，對蘇聯的入侵，從而導致了他最後失敗的結局。再比如當年韓戰時候的毛澤東，當時二戰的一個最著名的美國將領、美國戰略家麥克阿瑟將軍，他判斷中共絕對不可能派兵進入朝鮮，原因是中共沒有現代化的空軍，沒有現代化的海軍，陸軍也是一支裝備極其落後的部隊，因此根本沒有能力和美國進行一次現代化的戰爭決戰。所以他判斷毛澤東不會派兵進入朝鮮。而事實上毛澤東不僅派兵進入了朝鮮，而且派出了百萬大軍進入朝鮮進行作戰。

那麼這兩個例子實際上都很明確地說明，獨裁者進行戰略決策的時候，他是非理性的，他是超越正常人理性的。那麼說到習近平，他本身是一個，用我的話講是一個渺小型的毛澤東，他掌握中共最高國家權力以來，他的表現（能）證明的。這個渺小型的毛澤東，用我的話講，他的情商的畸形發展，使他正常的理性趨於負數，這一點其實大家都已經很清楚了。在他執政這十多年以來，幾乎在每一項治國理政的方針上，他都做出了一種自殺性的決策，從三年封城清零一直到徹底的國進民退，等等，在每一項治國理政的方針上，他都做出了最愚蠢的選擇，所以他的正常理性是趨於負數。

但是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卻是畸形的發育，就是假借復興中國文化的名義，來複興共產主義。而且他復興共產主義運動的方式，就是推動共產集權主義向全球擴張，而臺灣正好處於習近平共產集權主義全球擴張的這個咽喉要道之上，因此，習近平發動臺海戰爭是不可避免。

習近平的這種思想，現在實際上就是中共的國家意志的主導者，我們知道意志是人類歷史的源泉，所以在習近平這樣的一個情商指導之下，中共發動臺海作戰是不可避免。美國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上將還判斷什麼2027年中共才會具備攻打臺灣的能力。他的判斷無非是，有多少支軍艦了，有多少枚導彈了，有多少登陸作戰的這個器具了，等等，他是從軍事機械論的角度來思考問題，他不懂得中共的這種獨裁者的心理學，所以他不可能得出正確的判斷。△


——《精英論壇》製作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