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魔窟!马三家求救信主角现身美国(多图)
 
——专题: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
 
陈东
 
2017-5-23
 



马三家求救信主角、化名「张良」的孙毅逃离魔窟,现身美国。



发现万圣节装饰品盒子里求救信的基思女士。

【人民报消息】一封匿名英文信不可思议的到了美国东南波特兰车辆捐赠经理、42岁的朱莉·基思(Julie Keith)女士手里。

2011年10月份万圣节前,基思女士去Kmart廉价连锁店买了一个标价29.99美元的万圣节饰物。通常我们买了一些东西,然后就把它们遗忘在某个角落里,基思也是一样。到了2012年秋天,她曾考虑把这个还未打开的万圣节饰物盒捐出去。但10月份的一个周日下午,基思女士改变了主意,因为她女儿的生日恰好在万圣节前的几天,于是把它从储藏室拿出来,准备为女儿5岁生日装饰房子。

据《俄勒冈人》2012年12月23日的报导,这个万圣节饰物盒在她的车库里放了整整一年,她都不知道在这盒里藏着一封用生命写就的求救信。

基思撕开了盒子,扔掉玻璃纸,突然发现了这封手写的字迹潦草的英文信。信只有一张纸,被折成三折,塞在两个保丽龙做成的饰品之间。

信中写道:

先生:

如果你偶然购买了这个商品,请善心的将它发给世界人权组织。成千上万在中国共产党政府迫害下的人会感谢你,永远记住你。

这个商品是中国辽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二所八大队生产的。

在这里做工的人,被迫每天工作15小时,没有任何周末和节假日。否则,他们会被酷刑折磨,打骂体罚虐待,几乎没有报酬(每月给10元人民币,约等于1.6美元)。

在这里做工的人,平均被非法劳教1-3年,其中很多是法轮功学员,他们完全是无辜的人,只是与中国共产党有不同的信仰。他们往往遭到比其他人更重的惩罚。

信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但是却注明了地点「中国辽宁沈阳马三家教养院二所八大队」,太具体了,太容易被秋后算帐了!

基思女士生活在美国,也许还意识不到写信的人可能将为此举动付出生命的代价,不过她依然很震惊,甚至感到一阵眩晕,她坐了下来。

她想到的是,这个写信的人该有多大的勇气才能把信放到盒子里。如果被抓住了,会发生什么?!


孙毅在马三家劳教所写的匿名英文求救信。
不确定从哪里做起,基思把信扫描成图片传到脸书上,在图片下面写道:「我在万圣节饰品盒子里发现了这个」。

她将求救信照片放上脸书之后,俄勒冈当地报纸做了头版报导,美国联邦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下属的国土安全部门开始启动调查。此事引起了《纽约时报》和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等媒体的强烈关注。中国马三家劳教所被置于国际镁光灯下,中共劳教制度及其酷刑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经过几个月的探寻搜索,CNN找到了写求救信的这位男士,并于2014年11月6日对他进行了专访。为了保证他在大陆的安全,采访中他化名「张先生」。「张先生」说,2008年他被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被迫奴工劳动,期间他把二十多封信偷偷塞进了出口的万圣节装饰品中。他还讲到了自己因为坚持信仰遭受长期酷刑。CNN出于安全需要,在视频中对他的面容做了虚化处理。

2014年12月,曾任《纽约时报》特约记者的杜斌在香港出版了《马三家咆哮──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的墓志铭》,也记录了他找到的这位匿名写信人在马三家劳教所的经历。书中写道:「他说,他是『在马三家期间受酷刑折磨最严重的人之一』。」

2015年,以这位匿名写信人为主人公的叙事性非虚构文学《马三家来信》在海外媒体连载时,同样为了安全起见,这位匿名写信人的书中化名是「张良」。

2016年12月6日,「张良」到了海外;现在,他终于可以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孙毅。

孙毅简历

孙毅,汉族,定居北京。1966年10月9日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1987年从大连工学院(现名:大连理工大学)船舶内燃机专业毕业。1994年起在北京中油测井公司任职,至2001年9月30日,因修炼法轮大法被公司除名。

十几年来,他多次被非法关押,遭受了严重的酷刑迫害。

● 2001年10月至2002年7月,被北京朝阳公安分局绑架,先后被关押在北京朝阳看守所、「北京市法制培训中心」(即洗脑班,位于北京大兴区天堂河劳教所)、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俗称公安七处)和北京市公安医院病犯科,期间多次被野蛮灌食和上「燕飞」酷刑;

● 2002年10月30日至2002年11月30日,被北京石景山区公安分局绑架,先后被关押在北京石景山区看守所和北京市公安医院病犯科,期间被野蛮灌食和上「燕飞」酷刑;

● 2003年6月至2003年8月,在广州天河看守所和广州第一劳教所,被关押42天。期间在洗脑班、看守所、劳教所和医院,被野蛮灌食和上「穿针」酷刑;

● 2004年10月至2005年5月,在北京市安全局看守所和洗脑班,被关押7个月,期间在安全局看守所和医院,被野蛮灌食和上酷刑;

● 2008年2月19日至2010年9月8日,被判劳教,在辽宁渖阳马三家劳教所二所八大队和一所三大队被关押2年7个月,期间被强迫从事奴工劳动7个月;遭酷刑折磨24个月,酷刑除野蛮灌食,还包括「抻床」「上大挂」「上开口器」「死人床」「关小号」等。

从马三家获释后,孙毅一直默默地居住在北京。2012年,他在马三家劳教所写的求救信被朱丽·凯斯发现后,引发国际关注。2014年11月,他接受CNN采访,承认自己写了求救信,但没有公开真实身份。

2016年4月20日,孙毅正在外地,北京石景山分局突然非法抄家,并向其家人追问其下落,致使他有家不能回,再次流离失所。11月29日,孙毅在北京通州法院准备旁听同修的庭审被绑架,四天后因身体原因被取保。12月6日,孙毅成功逃离中国,来到美国。

2017年2月他接受了特约记者李新宇的采访。

「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像一座大劳教所。」

记者:您写的这封求救信三年前曾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由于以前您一直没有公开身份,很多人都很关心您在大陆的情况,您可以讲讲您出国前的状态吗?

孙毅:虽然求救信在国际上曝光,但因为我在大陆,所以一直比较低调吧。但2016年4月以后,刚刚比较安稳的生活又回到前些年迫害严重时的状态,与我经常密切联系的法轮功同修陆续被抓,我也因为警察抄家,甚至追捕到我的家乡,我再次有家不能回。为了防止监听监控,我不能给亲人打电话,甚至有时只能在乘坐公交车或地铁行进中打开手机网络与人联系。刮胡刀、牙刷等洗漱用品每天我都随身带着,因为居无定所嘛,不知晚上到哪里借住。那个时期,妻子每天晚上都要等候到我报平安的信息,才能放心入睡,否则就会担心我是不是又出事了。

其实从九九年后,我多次流离失所,妻子就一直生活在恐惧中,我们不能像正常夫妻那样用电话聊天、沟通感情。有一次我在外面,为了给妻子报个平安,就用公用电话打了她单位的电话,后来单位领导找妻子谈话,她才知道单位电话被监控了。求救信的事在海外曝光后,她就更加不安了,担心中共会对我进行报复。这些年我基本不用手机,而主要用网络联系,妻子用微信也只是发一个表情图案,暗示关注一下邮箱,不敢多说什么。

出国前一周,我怎么也没想到,仅仅因为旁听同修的庭审,我就被绑架了,几天后我因身体原因被取保时,一起被抓的二十几个人仍被关押在看守所里。出来后,我决定要逃离这个国家。去机场的那天清晨,北京又是阴霾天,我感觉也非常压抑,直到顺利通过边防检查前,心都一直吊着,不知道能不能顺利出境。

记者:出关后您有什么感想?

孙毅:禁止出境的事给我印象特别深,我曾经的辩护律师江天勇就是不久前被禁止出境的,王治文也是几个月前在机场被撕毁护照禁止出境,我知道很多同修也都出现了被限制出境的情况,近期看新闻又了解到目前有更多的维权律师以及他们的家属都被限制出境了……这意味着,如果你被上到他们内控的黑名单,你可能就会被禁止从正常口岸离开中国,而且你毫不知情,一直要等到你买好机票、准备好一切,到最后一步出边防时,才会通知你。这特别让人感受到中共政权的阴损毒恶,让人感到一种出离愤怒、一种彻底的无可奈何、一种莫大的污辱。所以出关后,我最大感想就是:终于获得自由了!终于从这个无形的监牢中逃出来了。

记者:您给朱丽·凯斯的感谢信中说,「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像一座大劳教所。」现在中国劳教制度已经废除了,迫害还是那么严重吗?

孙毅:对,劳教制度已经废除,马三家等劳教所也都解体了,环境似乎有了一些宽松,但对法轮功学员无形的监视、监控迫害并没有停止。2015年仅在北京,我认识的几个同修,因为印发真相传单、打真相电话、讲真相、控告江泽民、挂条幅,甚至在自己家门口贴副春联,都有被判好几年的。每逢中共开个什么会,或者「四二五」、「七二零」敏感日期,都会有我熟悉的同修被抓。

有一次,我和一位大姐约好第二天早上在地铁站见面,可是左等右等没看到人。后来才知道她一大早被一夥警察堵在家门口,又一次被抓捕了,再后来知道她被判刑一年半,到现在也没出来。不久前的这一次,我和其他同修仅仅想去旁听同修的庭审,就被抓了二十多人,这种滥权执法已经到了超乎常识的程度了。

还有,现在全方位的监视设备、网络控制和封锁、电话窃听技术,在中共专制下的中国越来越被加强来对付法轮功和其他弱势群体,使中国民众的人权状况和生存空间被压缩得越来越狭窄。这一切都使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技术现代、装备齐全的最大劳教所。

如今,我已经成功逃出中国这个牢笼,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吧。但想想那些已经被判刑、即将被判刑及还在被关押的同修,想想给我辩护的江律师「被失踪」后没有任何音信,心里真不是滋味……

记者:能谈谈这些年您在国内主要做什么吗?

孙毅:1999年7月20日迫害前,我在北京一个公司工作,2001年因为受迫害被单位除名,此后我就没有工作了。我就一直开始在大陆做专门的技术支持工作,主要给法轮功学员提供各种技术帮助,比如电脑、手机、打印机等相关设备的调配、维护等。

其中最主要的是帮助他们突破网络封锁,如果不能突破网络封锁,国外的信息传不进来,国内的信息也传不出去,那么人在中国就成了聋子、瞎子,也很难沟通,很难形成整体来共同对抗专制极权,迫害就会更加严重。这是抵制中共专制的基础性建设。目前在大陆做技术支持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翻墙也越来越容易了。

同时我也致力于让一些老年及文化程度不高的人都能很快学会使用电脑、轻松上网的普及技术工作。

记者:到国外后,您有什么感想?

孙毅:在自由社会待时间长了,就不太能感受到自由的可贵了,更多可能感受到的是生存压力及对异域生活的不适应吧,包括孤独、怀乡、想念亲人等等。那就看你把什么东西看得更重要了。这一点我觉得有些动物比人类更容易保持天性吧,比如狼,它宁可享受自由,孤寂地在旷野外辛苦觅食,甚至也可能会饿死吧,但它绝对不会愿意被关进笼子,让人类豢养以至终老。而很多人,在极权体制中,因为无奈、因为孱弱、因为监禁太久以致绝望等等许许多多的原因吧,渐渐地就丧失了这点追求自由的天性了,用他们的话说:「只要能活着就行了,要自由干什么,当饭吃吗?」所以怎么说呢,只能说是人各有志吧。


中共警察施行的酷刑「抻床」(孙毅绘)。
记者:以您为主人公的非虚构文学《马三家来信》详尽描述了您遭受的酷刑,对普通人来说骇人听闻啊,请问这些描写与您实际遭受的相符吗?一些酷刑插图是您亲手画的,是吗?

孙毅:关于酷刑,那本书除了人物是化名外,叙述得非常真实,没有虚构。而且,在我邮寄求救信之前,我遭遇的酷刑还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画画对我太难了,当时想的是,如果我自己能把酷刑场景描绘出来,应该比画家画得更真实吧。我没有学过画画,而且也不习惯用纸笔画,那些图是我在电脑上画的,擦了无数遍才画成。

「警察被分成三组,在不同时段给我上刑,他们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轮流过来上刑。」

在马三家的法轮功专管队里,最早的酷刑是高压电击,但电击留下的疤痕,很难在短时间内褪去,这样就留下了迫害证据。所以后来警察们学会了抻刑,他们认为抻刑比电刑好,简单易行,几条被单加上一个架子床就可以了,能使人极端痛苦;如果把握好分寸,又不容易留下明显外伤。

这张画的只是抻刑的一种姿势,其实抻刑有很多种姿势。上刑地点是在专管队大队长办公室,那里当然没有监控了,屋里专门放了这个普通的钢架子床,警察的警服啊毛巾啊有时就挂在上面,床板一卸,这个架子床就成了刑具。

当时给我上刑是队里每天例行的公事,警察被分成三组,在不同时段给我上刑,他们每天上班的工作就是轮流过来上刑。

一种抻刑姿势习惯后,身体通常就麻木没有痛觉了,再继续抻就不起作用了啊,于是他们会增加上刑次数和强度。后来呢,他们就反覆测试你在各种角度下的耐受力,发明出各种花样抻法,还给这些抻法起名玩,什么「金鸡独立」「五马分尸」「劈大叉」等等。总之就是想方设法把我的身体拉抻到最痛苦状态吧,为了加大痛苦,警察也会用烟卷熏呛我,所以我画了一支烟伸过去。其实他们经常是点着一大把香烟放在你鼻子下面熏你。

抻刑之后把人放下来,通常身体就不过血,麻了,警察就派几个劳教人员给你「松骨」,就是让你血脉流通,他们踩胳膊、踩腿,把腿抬起来回地弯,捏每根手指头,一方面不让你出意外,一方面是让你恢复痛感,恢复痛感再上刑才起作用。

为了让这种酷刑不出大意外,队里配备了专门的医生,但还是有人会受伤,一般不是骨伤,是筋被抻坏了,走起路来就跟残废人一样了。

孙毅的叙述让我们感到,正信这个东西虽然摸不着看不见,但却实实在在的存在着,这是一种物质,是可以使人为之放弃人世间一切的无价之宝。(文/陈东)△

(人民报首发)

部份资料来源: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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