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

歷史學家吳晗與妻子文革被迫害致死。

時任北京市長彭真因爲不同意把學術研究升級爲政治鬥爭而被鬥爭。

【人民報消息】最近，江系人馬折騰的厲害，並在5月16日這一天做出各種動作，製造輿論，妄圖發動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趁火打劫、塗炭人民。 那麼什麼是「五·一六通知」，什麼是「二月提綱」，絕大多數人都不知道了，有的人那時候還沒有生出來，即使是經過當年歲月的人也因爲時間的流逝淡忘了。 歷史是這樣寫的：沒有黨主席毛澤東要把國家主席劉少奇搞下臺，就沒有「二月提綱」，就沒有「五·一六通知」，更不會有砸爛一切的暴虐文革。沒有文革，無神論就沒有那麼容易在有着五千年神傳文化的國度站住腳。 「觸及每一個人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使中華民族和炎黃子孫忘記了祖宗、忘記了祖訓，心靈成爲道德的荒漠，這是民族的悲哀，歷史絕不會再重演。 ◎ 二月提綱 二月提綱全稱《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彙報提綱》，由於其成文時間而得此稱謂。 1964年7月，黨中央主席毛澤東提議成立五人小組，負責領導學術批判活動。組長彭真，副組長陸定一，成員有康生、周揚、吳冷西。 《二月提綱》指的是1966年2月，以時任北京市長彭真爲組長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發表的《關於當前學術討論的彙報提綱〉。當時正在批判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寫的歷史劇《海瑞罷官》。批判言辭越來越嚴厲，已經無限上綱了。於是，「文化革命五人小組」主張把《海瑞罷官》的問題侷限於學術討論範圍。 據2014年3月12日「新浪歷史」上的署名文章《吳晗爲何被送上「文革」祭壇》所述，吳晗之所以研究海瑞，緣起於毛澤東倡導海瑞精神。 1959年4月，中共八屆七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會議期間，毛澤東看了湘劇《生死牌》。也許是不滿幹部中「報喜不報憂」的風氣，毛認爲應該提倡學習海瑞剛直敢言的精神，還建議找一位歷史學家寫這方面的文章。按照毛的一貫風格，就在全會上說古論今，號召學習海瑞精神，不怕警告、撤職、降級、開除黨籍，不怕離婚、殺頭，要敢於堅持真理。與會的胡喬木回京讓人找到了吳晗。 1959年6月16日，吳晗便在 《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這篇千餘字短文是他海瑞研究的初次嘗試。文章發表後，吳晗意猶未盡，還準備寫一篇全面論述海瑞的論文。不巧的是廬山會議上彭德懷似海瑞慷慨直言，惹翻毛澤東。 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廬山召開擴大會議，這就是「廬山會議」。7月14日，中央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及國務院副總理彭德懷給毛澤東一封私人信件(萬言書)，信中首先肯定1958年「大躍進」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接着彭德懷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毛看後震怒，印發給開會的人。最後彭德懷與支持他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彭本人還被誣陷爲「裏通外國」。 1959年9月21日吳晗的《論海瑞》才被刊出，非常不合時宜。康生挑撥說吳晗在替彭德懷翻案，暗罵毛澤東，說彭真主張把《海瑞罷官》的問題侷限於學術討論範圍，是希望保住吳晗。 1966年2月3日，面對批判《海瑞罷官》事件以來思想理論界的形勢，文化革命五人小組由彭真主持召開有許立羣、胡繩、姚溱、王力、範若愚、劉仁、鄭天翔參加的擴大會議。彭真首先說明：已經查實吳晗與彭德懷、《海瑞罷官》與廬山會議無關係。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對待。 會議討論了目前學術批判的形勢和性質、「放」的方針、學術工作隊伍、左派要相互幫助等問題。2月4日，許立羣、姚溱根據討論結果整理成《五人小組向中央的彙報提綱》(二月提綱)。2月5日，國家主席劉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予以通過。2月7日，電告在武漢的毛澤東。2月8日，彭真、陸定一、康生到武漢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沒有表示贊成或反對的意見。2月11日，彭真在武漢代中央起草了轉發該提綱的批語，2月12日晨連同提綱一起電傳中央。經在京的政治局常委傳閱後，即作爲中央文件下發。 二月提綱雖然是以「文化革命小組」的名義書寫的，但是其立場與三個月後開始的文化大革命有根本性的區別，《二月提綱》明確反對將一切矛盾與爭議上升爲政治因素與階級鬥爭等思維方式。

撤消《二月提綱》，批判彭真。

毛澤東稱：「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要解散市委。」於是就產生了由陳伯達等人起草、經毛澤東先後八次審閱修改、最後經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爲討論通過的時間是5月16日，這個通知又被簡稱爲《五一六通知》。 1966年4月，毛澤東指示姚文元，撤消《二月提綱》，並批判彭真。之後批判浪潮席捲全國。 毛澤東又連續找康生、江青、張春橋等人談話，嚴厲指責「二月提綱」混淆階級界限，不分是非，是錯誤的；中宣部是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壞人，壓制左派，不準革命；如果再包庇壞人，中宣部、北京市委和文化革命小組要解散。毛澤東說：「我歷來主張，凡中央機關做壞事，我就號召地方造反，向中央進攻。」 毛澤東談話後，中央書記處於4月份停止彭真工作。自然，吳晗所受的迫害也升級了。

毛澤東肯定了北京大學聶元梓牽頭寫的大字報。

毛澤東寫的大字報。

1966年6月1日，被稱作「觸及每一個人靈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開始，毛澤東批准廣播北京大學經濟系副主任聶元梓牽頭寫的那張衝擊校黨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報，使聶成爲毛澤東親自支持、樹立的、執行他的「對反動派造反有理」革命路線的一個角色，一面造反的旗幟。從這天起，聶元梓在「文革」發動時期所充當的角色，已經定下來了。 1966年8月上旬，中共中央召開毛澤東親自主持的八屆十一中全會，這是一次推進「文革」的會議。聶元梓再次獲殊榮，她和北大教員張恩慈、楊克明一起列席此會，毛主席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他們。正是在這次接見中，毛主席要他們回校組織文化革命委員會。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公佈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大字報一開頭就寫道：「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寫得何等的好啊！」高度評價他支持的聶元梓那第一張造反的大字報。同時毛澤東的大字報，也尖銳批評了主持中央常委工作的劉少奇等人派工作組到各高校去，在五十多天裏，是「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的『錯誤路線』」。 據透露，毛澤東發動這場文革的目地是爲了把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搞下臺。 ◎ 「五·一六通知」 據維基百科的詞條「五·一六通知」是這樣解釋的：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因其發表日期而被廣泛稱爲「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所發出的一項通知，是文化大革命發起的標誌，也成爲十年文革的綱領性文件之一，當時被《紅旗雜誌》稱爲「偉大的歷史文件」。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的前半部分以揭發所謂「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陰謀反黨集團」問題爲主題。四人被革職審查，被稱爲「彭羅陸楊事件」。後半部則議定了標誌性的《五·一六通知》。 《通知》宣佈撤銷《二月提綱》和原「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及其辦事機構，提出重新設立「文化革命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會。這是爲開展文革準備的組織措施。 《通知》列舉了《二月提綱》的十大罪狀，逐條批駁。它嚴厲批駁了《二月提綱》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等正確觀點，要求實行無產階級在上層建築其中包括各個文化領域的專政。它指責《二月提綱》及其作者「反對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反對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線，打擊無產階級左派，包庇資產階級右派，爲資產階級復辟作輿論準備」。 由此《通知》爲文革確定了一套理論、路線和方針。它認定，黨內、國內的政治形勢是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等文化領域的領導權都不在無產階級手裏；從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區有一大批「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被培養爲我們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對他們進行批判，清洗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領導權」。《五·一六通知》要求各級黨委立即停止執行《二月提綱》。 《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組的領銜人物是康生、陳伯達，參與者江青、張春橋、關鋒、戚本禹等8人列席了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這些人員後來成爲取代中央書記處和政治局的中央文革小組的班底。身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毛澤東本人未出席會議，但議程是按他部署的揭發批判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反黨錯誤」，由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進行的。 《通知》原只有撤銷《二月提綱》一句話的技術說明，毛澤東提出要對此做理論說明；才組成一個起草小組。該通知改了無數稿，其中最重要的話全都是毛澤東自己加上去的。雖未明確提及「走資派」（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術語，但在「四清」綱領《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全國工作會議討論紀要》這份文件（1965年1月）早就事先預設，其基本含義已經包含在《通知》中了。 《五·一六通知》反映了毛澤東關於「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被1981年6月中共《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定爲是「左」傾錯誤的綱領。 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的通過和貫徹，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面發動文革的日期是1966年6月1日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今年是文革50週年，《5.16通知》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在1981年6月就被否定了，從來沒有人紀念它、讚美它，但是今年有了，2016年5月2日江系在北京人民大會堂上演了一場「叫魂兒」戲，5月16日在重慶召開了一場「叫魂兒」會。但《5.16通知》的陰魂是永遠也叫不回來了。因爲中華民族要走向光明的未來。(文/青晴)△ （人民報首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