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掌权后，仿照苏联也搞起了“支援世界革命”，可以说，向世界各国介绍毛主义和中共革命的模式直至输出革命，一直是中共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其输出对像主要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有着大量华侨的东南亚国家。这种输出在文革爆发后最为激烈。根据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程映红教授2006年撰写的《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当年中共对外输出革命的情况。

据该文介绍，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中共作出了“世界革命高潮已经到来”的判断后，用输出毛主义来推动世界革命高潮，就成为中共对外工作以及驻外使领馆的主要任务。据悉，除了在外事活动中向外宾和驻在国官员作口头宣传外，还由驻外使领馆的工作人员、记者、留学生、专家、国际列车员、海员等，在所在国散发毛著作、语录、像章、“文革”文件、图片，并在使领馆、宿舍区及援建工地等地树立“文革”标语牌和毛画像、展出“文革”资料、放映宣传电影，连外销商品和援外物资的包装上都印制上了毛语录和毛画像。根据新华社的统计，从1966年10月到1967年11月，共有25种外文版毛选计460万册发行到世界148个国家和地区。

此外，中共在很多邻国设立的华侨组织、友协和华侨学校，也从使领馆接受指示，传播毛主义和“文革”资料，甚至建立海外“红卫兵”组织。中共使领馆还负责筛选亲毛派人士和青年学生，送他们到中国“朝圣”或培训，这些人回国后或是肩负为“文革”作宣传的任务，或是被发展成为“革命者”。

作为毛主义的精髓和中共革命的主要经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人民战争”是“文革”期间输出革命的主要方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共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支持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及左派激进势力推翻本国政权。具体包括：

一、支持在东南亚国家发动武装革命。这些国家包括马来西亚、越南、老挝、柬埔寨、印尼、泰国、缅甸、新加坡、菲律宾等。中共不仅从金钱等物质上给予支持，而且提供武器、军事指导、广播电台等。

比如，中共曾给马来西亚共产党大量资金，让其在泰国南部的黑市军火商那里购买军火。中共还在湖南设立了马共的秘密电台“马来亚革命之声”，用华语以及一些中国南方方言（对象是华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英语广播。

在新加坡，中共利用东南亚华裔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大中国情结发展势力，建立了统一战线组织“社会主义阵线”，但在决定新加坡是否与马来西亚合并的公民投票中，新加坡共产党人因为属于马来亚共产党，故此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为名，反对新加坡独立，结果失败。其后在1963年的选举中新共又败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新共随之走上了暴力之路，制造暴力和恐怖事件，并参加了马共控制的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也因此被李光耀政府镇压。

对于一直与中共友好的泰国和缅甸政府，中共也没有放弃输出革命。根据杨奎松的研究，“文革”期间毛多次要求老挝共产党帮助泰国搞武装斗争，最好在泰国境内建立“解放区”，并声称“一定要打到泰国去”。毛还对泰国共产党人说，如果泰国革命发展起来了，就能把缅甸、泰国、越南、柬埔寨、马来亚连起来。而中共政府曾与缅甸政府达成政府间协定，承诺中共不公开支持缅共，缅共在华机构和领导人不在公开场合露面，但这些约束在“文革”中都被打破，缅共领导人不但在中国公开露面，而且还在中共党报党刊上发表文章鼓动缅甸革命，毛还亲自批准留在中国已有17年之久的大批缅甸共产党人和少数民族分子回国开展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

在菲律宾，中共通过提供军火等帮助支持菲律宾共产党毛派领导人何塞，此人“文革”早期曾在中国受过至少3个月的训练，被其追随者称为“菲律宾的毛泽东”。

在印尼，60年代上半期，印尼共产党利用总统苏加诺的亲共立场，建立了统一战线扩大势力，一度声势很大，但最终遭到右翼军事力量反击，在1965年被镇压，据估计有25万至300万党员、左派份子甚至是普通华人被杀，其中包括印尼共产党总书记艾地。其结果是印尼共产党一蹶不振，大批华人逃往中国，幸存的华人则被迫归化印尼国籍，放弃原有中文姓氏，在多方面受到种族歧视至今。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却十分高兴，认为这样印尼共产党只能“上山”搞武装斗争了。

中共输出革命培养的一大暴君是柬埔寨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尽管红色高棉在柬埔寨仅仅维持了四年的政权，然而从1975年到1978年，这个人口只有不到800万的小国却屠杀了200万人，其中包括二十多万华人。可以说，波尔布特是毛的绝对崇拜者，从1965年开始，他曾经四次来中国当面聆听毛的教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和经验都成为他后来夺权、建国、治国依据。回国后，他将原来的党改名为柬埔寨共产党，并仿照中共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建立了革命根据地。

1968年柬共正式成立军队，到1969年底也只有三千多人，但到1975年攻占金边之前，已发展成为“装备精良、作战勇猛”的近8万人的武装力量。这完全得益于中共的扶持。据王贤根撰写的《援越抗美实录》上说，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三万人的武器装备。1975年4月波尔布特攻下柬埔寨首都两个月后，就到北京拜见中共，听取指示。显然，红色高棉杀人没有中共的理论和物质支持是根本就办不到的。

二、支持南亚国家的暴力革命。这些国家包括印度和斯里兰卡。

印共在60年代中期发生过亲苏派和亲华派的分裂，亲华派走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的路线，以马祖达为首，称“印共（马列）”。马祖达完全按照毛的暴力革命那一套，并模仿毛发动的湖南农民运动，在印度一些地区组织农民建立农民协会，取消债务，烧毁地契、重分土地，该运动被称为“那夏里特运动”，其主要战略是残杀地主、借贷者、基层官吏和乡村教师在内的乡村精英。在这种杀戮中，马祖达鼓励其成员不用枪支，而是用其它较原始的武器甚至双手去杀死受害者，甚至砍下受害者的双手和头颅，分解肢体。

这样一个血腥的暴力集团在“文革”时期却被中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一个新发展。《人民日报》1967年7月发表社论，欢呼“那夏里特运动”是“印度的惊雷”。这篇社论很快就被“那夏里特运动”翻译成本国文字，成为重要的学习文件。

“那夏里特运动”很快波及到城市。1970年春天，印度著名的大城市加尔各答的一些大学中，激进学生模仿中国的红卫兵，掀起了学生造反运动。加尔各答的学生造反从砸毁塑像开始。学生们就像那夏里特运动在农村砍下受害者的四肢和头颅一样，把很多塑像的头砍下来，一时马路上乱滚着很多这样残缺的塑像肢体和头颅。印度政府不得不在甘地的塑像前设置了24小时的警卫。此后，学生们开始袭击学校负责人，损毁文件，破坏校园秩序，焚烧书店和书籍等。

据印度内政部的统计，印度全国发生的91%的暴力事件和89%的因暴力事件而导致的死亡都是由印共（毛）引起的。至2009年7月印共（毛）已制造了6,000多起暴力事件，造成至少3,000人死亡。

斯里兰卡（1972年以前叫锡兰）是中共长期的友好国家。因为斯里兰卡是个佛教国家，政治上保留了君主制，经济上是大地产制（茶园和橡胶园），又曾经是殖民地，和西方国家经济关系十分密切。不过，在文革期间，斯里兰卡依旧成为了毛主义极左派的攻击目标和输出革命的对象。1971年，受毛思想影响的“斯里兰卡人民阵线”发动反政府暴乱，纠结激进青年打砸抢，攻占一些地方的警察局，并扬言这是呼应中国的“文革”，斯里兰卡无产阶级要坚决推翻资产阶级当权派，打下首都科伦坡，推翻现政权。1972年，斯里兰卡再度发生名为“格瓦拉叛乱”的左派军事暴动。虽然并无证据表明中共支持这个组织，但中共的“世界革命”立场还是引起了斯里兰卡政府的怀疑，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

三、向拉丁美洲国家输出毛式“革命”。在拉美，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武装暴力斗争。

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年到1968年间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爆炸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思想。回国后他成立了名为“光辉道路”的暴力组织。该组织不择手段，扰乱秘鲁社会近20年，杀人无数。被杀害的人不但有警察和政府职员，甚至有乡村教师。因为“光辉道路”认为，这些人都是为现政权服务的。“光辉道路”还把一些参加选举和投票的农民的手指砍掉。他们毁坏的公共设施如学校、公共汽车、电站、邮局、警察局、投票站和其它市政机构等的价值更是难以估算。

此外，在墨西哥直到1972年还有受中共支持的反政府游击队在活动。

四、向非洲输出毛式“革命”。在非洲，中共的“输出革命”先是和非洲独立运动相关联，然后是和独立后由谁掌权以及选择何种发展道路相关联。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不过，受历史等原因所限，毛式革命在非洲并没有如火如荼地展开。

根据中国官方出版的外交史，1967年前后一年多时间里，和中共建交或半建交的48个国家中，有近30个由于中共向外输出“文革”以及红色革命而和中共发生了外交纠纷。

1976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也告一段落，然而，其遗祸却并未肃清。目前斯里兰卡的泰米尔反政府武装就自命为毛主义，尼泊尔的反政府武装也被国际舆论称为“毛主义叛乱”（泰米尔组织帮助训练了尼泊尔反政府武装）——尽管他们并非由中共支持。

中共对外输出红色革命，伴随的还有巨额资金的付出、大片领土馈赠给邻国。中共在戕害中国人民、损害中国的利益的同时，究竟造成了多少他国人员以及海外人员的死亡，目前并没有准确数字，但从上述有限的数字披露中，可知至少在千万以上。这样一个为祸中国、为祸世界的政党，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