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共人民網6月13日刊載《文匯讀書週報》一篇文章，與宋慶齡有半個世紀交情的美國醫生馬海德之子、宋慶齡晚年的攝影師周幼馬回憶披露說，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初，在上海的蘇聯共產國際就把宋慶齡發展成爲共產黨員。此後她「不僅爲共產國際服務，也爲中國共產黨服務，其中包括做情報工作」。

文章稱，宋慶齡與在上海的中共地下黨員、江西「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員一樣，都是在共產國際指導下爲「革命」去戰鬥的「先進分子」。由於共產國際和宋慶齡本人的警惕性都非常高，宋慶齡的身份一直沒有暴露。

據廖承志在1981年回憶，1933年5月的一天，宋慶齡來到何香凝家。在只有他們二人在場時，宋慶齡明確告訴廖承志說自己是代表最高方面──蘇聯共產國際來的，找廖承志問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祕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

廖承志飛快地寫出了名單。十分鐘後，宋慶齡回來，她打開皮包，取出一根紙菸，把上半截菸絲挑了出來，將廖承志寫好的那張紙條捲成卷塞了進去，放回皮包，然後匆匆離開。

廖承志回憶道：「儘管過了將近50年，但那短暫的不及半個小時的每一分鐘我都記得清清楚楚。」不難看出，宋慶齡這時已經是能夠代表共產國際「最高方面」來接頭索取情報的人了。由此可以說，在1933年5月以前，宋慶齡已經成爲爲蘇聯共產國際進行情報工作的共產黨員。

文章披露，俄羅斯當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檔案裏記錄了這樣一段史實：1934年6月，共產國際聯絡局派往遠東的一名代表在向其上級彙報備忘錄裏說：「把宋慶齡吸收入黨是個很大的錯誤。她對祕密工作有着很深刻的理解。她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出色地召開了反帝大會。而她一旦成爲黨員，她就會失去其特有的價值了。」

周幼馬說，以上可以看出宋慶齡確實是加入了共產黨，加入時間應從1931年7月從德國回國參加母親的葬禮，至1933年5月跟廖承志談話之前這段時間。

30年代初期，宋慶齡曾解救出陳賡、廖承志、陳獨秀等許多中共要人和地下黨員。1936年初，馮雪峯到上海領導中共地下黨工作，宋慶齡請馮雪峯和潘漢年派一位中共黨員在自己身邊做祕書，負責她和中共地下黨之間的聯繫，傳遞她爲中共提供的南京國民黨高層的情報。中共派來了李雲做宋慶齡的祕書。

中共在上海地下黨的特務首腦潘漢年，在1937年對宋慶齡有過這樣的評價：「孫夫人堅定不移地與我黨合作，她用她特殊身份、特殊地位，起了特殊的作用，任何人也替代不了。」

1936年3月，應毛澤東的請求，宋慶齡給延安中共派去了美國醫生馬海德；6月又派去美國記者斯諾。11月，毛澤東又向宋慶齡借了5萬美元。爲了這5萬美元，宋慶齡的身份差點暴露。

在宋慶齡1937年1月給中共駐共產國際最高領導王明的信中寫道：「親愛的同志：我必須向您報告以下情況，這些情況有可能威脅我的工作和損害我將來在中國可能與之有聯繫的任何運動。」由此可以看出，王明是知道宋慶齡共產黨員身份的人之一。

文章披露，宋慶齡加入共產黨後，共產國際爲宋慶齡提供充足的經費，還派了美國女記者史沫特萊做她的英文祕書，後來又派奧地利人魏璐詩女士來協助工作。史沫特萊和魏璐詩都是共產國際的情報人員，宋慶齡靠她倆和共產國際保持聯繫。

宋慶齡的共產黨員檔案鎖在莫斯科蘇共中央厚厚的保險櫃裏，70年後才得以解密。

中共奪取全國政權後，深知對外保住「國母」宋慶齡的「貞節」，將其打造成「黨外民主人士」的「無比價值」。因此，宋慶齡的共產黨員身份自然成了「國家最高機密」之一，甚至在黨內也只有少數幾個如周恩來等知道，以致最後宋慶齡還不得不將這個「國家最高機密」帶進了墳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