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舟曲特大泥石流灾难，造成巨大生命财产损失。

文章说，舟曲之覆带来的阴影与惊恐，似乎比两年前的汶川地震更为深重。人们已经清晰地感到，舟曲这类缘于大自然报复人类的生态灾难正在逼近。官方公布的资料证实了国人的惊恐并非杞人忧天：今年1—7月全国共发生地质灾害26,009起，是去年同期的近10倍。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透露的权威消息证实舟曲之覆只是拉开了一连串灾难的序幕，全国共发现地质灾害隐患点20万处，其中类似于舟曲的特大型和大型地质灾害隐患点1.6万处。这种隐患点重点分布于云南、贵州、四川、重庆、甘肃、陕西、湖南、湖北等山多坡陡的省市。

舟曲之覆缘于人类的过度开发

舟曲之覆，缘于人类过度的开发活动（包括砍伐树林、水电开发等）。中国地质调查局副总工程师殷跃平接受采访时说，地质灾害中人为活动的因素占到50%以上。值得关注的是，人们为何要在舟曲这一不宜筑城之地建城？

我在网上看到了舟曲未被泥石流吞没前的照片：一座建立于峡谷之中的城市，城市周围是高高矗立的山，山上全是光秃秃的石头。按照中国古代堪舆学说，这类地形谓之绝地险地，不宜筑城──筑城选址有“依山傍水”之说，但所依的山，并非舟曲所依之形体陡峭多滑坡体的山。据地质学家范晓说，舟曲县城海拔1300多米，两岸最高的山峰有3800多米，相对高差约2500米，坡度非常陡，要考虑安全区，至少大、小峪两侧一定范围之内不能建房。舟曲城建于这种山环抱之峡谷地带，可谓自置死地。那里即使种植庄稼也会受到山洪的威胁。目前令人困扰的是，舟曲重建能否另择新址还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与我有同样疑问的大有人在。过度的人口压力也许是可以找到的唯一解释。公开信息显示舟曲面临过大的人口压力。舟曲人均土地面积只有1亩左右，80％的人粮食不能自给。据该县城乡建设局副局长李爱辉介绍，1959年，舟曲全县不过1万余人，至2000年，县城所在的城关镇不足2万人，而2010年城区人口已超过5万。然而，舟曲县城测绘面积仅4平方公里，除河流、山体外，可利用面积仅1.47平方公里，城区东西不到2公里，南北不到1.5公里。因四面环山的限制，舟曲县几乎没有向外扩张的条件，舟曲县总面积3010平方公里，总人口13.69万，但却有5万人口挤在这个狭小空间里，城区人口密度位居全省县级城市之首，和兰州相近。2008年后，舟曲县为解决建设用地严重不足的矛盾，还提出了在城区白龙江东段建设“城东新区”的设想。但新区还未建成，县城就遭遇了此次致命的泥石流。

对于这次引发重大人员伤亡的三眼峪沟泥石流区域，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专家早有预测。该地滑坡体上堆积区呈扇状，向白龙江倾斜，且人为改造强烈，前缘被城区建筑物占用，中、上部大部分地带为耕地，没有植被。截至2003年，当地民众继续砍伐森林，破坏植被，部分地区林线已退至分水岭，大自然的报复只是时间问题。5年前，舟曲全县排查，发现86处泥石流灾害隐患，分布广泛，白龙江河谷尤为集中，仅两河口至县城就有12条灾害性泥石流沟道，直接威胁县城安全。

全国共有1.86亿生态难民

过多的人口对当地资源的过度透支，使当地沦为生态灾难频发的高危地带。为什么还会有更多的人试图挤进这么一小块不宜居住的地方？皆因他们无处可去。

舟曲县人口无法依靠农业收入养活自己，共有4万人外出打工，2009年外出务工收入超过亿元。但舟曲人也与其他地方的农民一样，无法在别处生根，一是因为当局的人口管制方式（如户口），二是因为中国城市居大不易。所以他们进城务工的结果只是增加收入，并无迁居其他地方的多大可能。

舟曲县政府并非没有忧患意识，除了建筑拦洪坝；还曾设想以置换的方式，将最靠近大峪上游的三眼村村民迁移出去。这次舟曲之覆后，国家发改委官员于11日到救灾现场，甘肃省发改委负责人趁机向中央提出多项请求，其中包括增加甘肃向新疆的移民，以舒缓舟曲的人口压力。当时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表示支持适当转移人口。当这条消息见报后，引起流亡海外的世界维吾尔人大会批评，指北京借机推动新疆移民。正在努力想法平息维吾尔族不满的北京当局可能不想横生枝节，次日甘肃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做了澄清：甘肃省人民政府在舟曲灾区群众安置和灾后重建中，没有考虑向新疆移民。

这一小事件蕴含的信息量比较丰富，除了涉及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关系之外，包括甘肃在内的西北五省的生态移民确实早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全国的生态难民共有多少？至今我只见过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于2005年4月透露的一组数据。潘岳引述专家的话称：由于广大西部和生态脆弱地区难于承载现有人口，全国22个省市需要迁出1.86亿人，而能够接纳人口的广东、北京、天津、上海、辽宁、浙江、福建、黑龙江、海南等省市最多只能接纳3000万人。届时全国将有1.5亿人口沦为生态移民。

生态难民无处可去

其实，上述所谓能够接纳人口的省份，其人口与资源承载力也实在有限，能否接纳3000万人实在是个疑问。总之，目前可以看到的是成千上万的生态难民无处可去，更多的是各省依赖自身在艰难地消化。比如宁夏自治区2003年计划今后若干年内搬迁的总人口为302,794人，至2008年开始整村搬迁，截至2009年底，共批复建设移民安置专案区34个，移民13.08万人，累计定居移民8.2万人。

舟曲所在的甘肃省，人口压力与资源紧张的矛盾在西北各省当中尤为突出，总人口由1949年的 968.43万人增加到2005年的2634万人，净增人口1665.6万人，增长了175.6%。由于人口的大量增加，全省可利用土地人口承载量长期处于超载状态，相对于全国的综合资源承载力，超载850万人，相对于西北五省区的综合资源承载力，超载485万人。为了生存，人们毁林毁草开荒，逐步由低到高、由川原进住山区，拓展生存空间。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黄土高原、蒙新高原三大高原会聚区域，位居黄河、长江和石羊河、黑河、疏勒河和哈尔腾河四大内陆河上游，是一个生态功能特殊、生态地位极端重要、影响全国生态安全的生态过渡带，环境极其脆弱。过度的人口压力导致水土流失严重，荒漠化日益扩展，植被、草场退化严重。垦殖活动过多，使这块土地上的人既是生态环境的破坏者，最后又成了生态难民。

甘肃省政府早就采取各种方式鼓励民众自找出路，如投亲靠友、自行搬迁等。但移民数量大，省内土地资源容纳量有限，往外大规模移民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曾被称为“沙漠之盾”的民勤，由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绿洲面积不断缩小，早已沦为中国四大沙尘暴策源地之一。全县2385万亩面积中，各类荒漠和荒漠化面积达到2228万亩。13万亩沙枣、 35万亩红柳处于死亡半死亡状态。为了生存，从1995年开始民勤人就纷纷逃离家乡。民勤县政府于2003年启动生态移民计划，有组织的将人口迁往新疆，内蒙等地。但经过多年的移民实践后，《民勤生态难民迁移情况调查与预警研究》作出结论，国内已经很难有一块地方可以承接移民了。

潘岳所指的 “生态移民”，从其实质考察，不如说是“生态难民”。“生态难民”是近50年才提出的一个概念，指那些因为生态条件不适合人类生存，或者因生存条件劣化难以继续生存的情况所导致的移民。他们既是生态恶化制造者，也是生态恶化的受难者。比如生活在鲁豫两省黄河滩区的189万滩民，他们常年生活在危险之中，一场大雨就可能让河水夺槽而出，毁坏房屋，淹没农地。而他们不甘于向黄河低头的自救行动却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洪灾的危险。

弄清楚全国逾亿生态难民无处可去的困境，我们也多少可以明白在汶川地震之后，该地人们只能在震区就地重建，因为在中国版图内，为震后的灾民们找到一块安身之地非常困难。而震区就地重建的后果我们也看到了，就在舟曲之覆后不久，汶川遭暴雨重创，北川两天300起泥石流。

一个国家的生态安全是其最终的政治安全。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口日益向海岸线一千英里以内──约占国土总面积约三分之一的地区集聚。剩下的三分之二的西部地区则人口稀少，一直是承接各种自发及有组织地移民的地区。西部地区的环境生态从未象最近30年以来这样面临如此严峻的局面，并影响全中国的生态安全。就一个国家而言，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世界著名环境专家诺曼‧迈尔斯所著《最终的安全：政治稳定的环境基础》一书，反复强调的是一个观点：国家安全的保障不再仅仅涉及军事力量和武器，而是愈来愈涉及水流、耕地、森林、遗传资源、气候等环境因素。只要生态环境持续地受到破坏，就没有政治经济的最终安全。因为环境退化使生存环境恶化，生存空间缩小，并不可避免地导致国家经济基础的衰退，其政治结构也将变得不稳定。结果或是导致一国内部的动乱，或是引起与别国关系的紧张和冲突（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部分缘于水资源）。

本文开头所引述的资料表明，中国已经进入生态灾难频发的阶段，当局的经济发展方略将失去环境依托。对中国而言，增速减缓意味着严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如果在十年前当局选择政治体制改革，中国也许不会进入目前这种难以逆转的溃而不崩之局。在资源耗竭、人口压力过大的情况下，今后的中国必将经历一个前所未有、漫长且痛苦的再调整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