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這件事情究竟怎麼發生的，現在情況仍然不是非常清楚。從各方面的報道來看的話，是在3月19日傍晚7點42分的時候，有一名蒙面槍手，襲擊了位於石橋鋪的解放軍成都軍區駐重慶物資站，在門口站哨的一個18歲的新兵韓俊亮身中兩槍，搶救不治身亡。而韓的那支自動步槍和28發子彈被搶走。事情發生以後國內的媒體並沒有進行大量的報道，就是連事件發生地的重慶，也只是重慶晨報轉述了當地公安的說法，並沒有很具體的現場情況，反而倒是香港和新加坡的媒體在這方面做了主要的報道。

從香港和新加坡媒體報道來看的話，他們明顯的把目標指向藏人，據《明報》的報道是這麼說的，說是重慶襲擊事件是在西藏3-14事件一週年解除警報之後發生的，說是當局不排除是支持西藏獨立或者是東突份子所爲。但是當局在海外媒體採訪的過程當中，並沒有肯定這一說法。

另外，新加坡的《聯合早報》就更有意思了，他的記者採訪了出事的附近一家出售瓷磚的店老闆，這位老闆說晚上七點半左右，是有一部車開到，說是有哨兵過來檢查，這個人就掏出槍來，朝哨兵開槍，哨兵當場死亡。他特別強調一點，就是作案的歹徒皮膚很黑。這個很黑在新加坡《聯合早報》的報道當中，就把他指向藏人可能皮膚很黑。

另外，根據海外的報道，重慶的出租車公司向所有司機發布作案分子的相貌，這一點並沒有經過出租公司的核實，只是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的，說是男性，身高一米七五，穿黑色風衣帶黑色帽子，出租車公司特別提醒說是作案分子背了一把挎刀。

到了24日，官方在這之前，特別是公安系統並沒有對此作詳細報道，重慶市委市政府有出來講話，但是隻是市長表示，就是這件事情防範不夠，說是有信心反恐。當局是把這件事情作爲一個恐怖襲擊來對待的，而且海外媒體把它稱爲是恐怖襲擊第一案。24日，同樣是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說是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反恐怖研究中心的主任李偉，分析這個事件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而是和恐怖組織有關。

今天我們就利用這個時間來分析一下這個事件。我想首先就分析一下，這個作案的動機，因爲對於任何這種無頭案，首先就是要看動機，從這個方面去下手，而不是普遍的在人羣當中，象現在當局所做的，就是一萬軍警挨家挨戶的搜索。這種搜索起的往往是一個表面作用，實質上是很難找到真正凶手。

根據剛才我說的國際關係學院反恐研究中心主任李偉的分析，作案者有兩種可能性：第一是屬於境外某個恐怖組織的成員，第二是境內接受恐怖組織思想的恐怖團伙。所以他這麼說的，他認爲是一場經過精心策劃的恐怖襲擊事件。

我們看一下這個事件當中，他主要是兩個動作，一個是殺人、一個是搶槍。這兩個不大可能是同一個目的。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哪一個可能是他的目的。

如果是搶槍的話，那麼首先我們看到這個兇手是開槍殺人的，兇手自己手上有槍；另外一個就是社會上現在在中國大陸流傳的槍枝並不少，即使是沒有槍的話，他用多種方式可以得到。最簡單的方式可以買槍，不論是在西北邊境，西北省份還是在西南省份都可以買到槍。如果說像李偉這樣說的「一個團伙需要槍枝並且利用槍枝來進行更多恐怖襲擊」的話，他最不需要的就是在準備進行更多的恐怖襲擊之前，把自己先曝露出來。所謂恐怖襲擊最重要的特徵就是「突然」。在這之前沒有任何跡象，沒有任何象徵，多半也不發出這個警告，這才叫恐怖襲擊，所以他們最不需要的就是在大城市的中心去搶軍人的槍。如果說他們要爲了以後更大的行動，那麼在使用之前就不應該引人注意，所以李偉的分析是不太經得起推敲的。既然自己已經有了槍，自己還可以通過其他的方式悄悄的得到槍枝，他是完全沒有必要公開去搶槍的。所以爲下一個恐怖行動準備槍枝的說法不太可靠。

至於說殺人，殺人有多種動機。其中最普遍的殺人是報復。一般來說中國人講的是怨有頭債有主，像楊佳襲警，楊佳是因爲他受到了警察而且特別是上海市閘北區警察的不公正對待，所以他才去報復。而他的報復對像並沒有離開他認爲他受到不公平對待的那一部分，那個主使者就是上海市閘北區的公安局。

如果是恐怖行動殺人的話，它往往通過一個恐怖行動，向大衆或者向當局來宣揚它的理念和它的目標。我們看到在中東的恐怖組織當中，一旦發生了有一個重大的恐怖行動，而且造成相當大的社會震動的話，至少有一個組織會出來宣稱這件事情它要負責任。有的時候還有多個組織，以至於幾個爭先恐後的去搶這個作案者，也就是說事件出來以後，這些恐怖組織的傾向是去搶奪這個名聲。就是它去宣稱是他乾的，儘管有的很可能不是它乾的。所以去宣稱是它乾的可能性，比已經幹了卻不承認是他乾的，這種可能性要大的多。而這案子到現在爲止沒有人宣佈對此負責，如果說是某一個組織爲了某個政治目標的話，那麼最不可能的就是到現在爲止還不宣佈它的目的。

如果是一般民衆對統治者的反抗，這種情況針對的更可能是地方的警察和地方的黨政官員。因爲作爲普通民衆來說的話，每天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魚肉百姓、殘害民衆的是這些地方的黨政官員和警察，而不是士兵。在目前中國大陸，和中國受壓迫最深的民衆發生衝突，在所有國家機器成員當中，軍隊和士兵是最少的。如果要排也是最後一個排到他們。即使是出動武裝去鎮壓的話，最多的是武警而不是正規軍。因爲武警是有國內保衛安全的作用，而且它是受公安同級指揮的，儘管它也受中央軍委的雙重指揮，所以在絕大部分民間的羣體事件和民衆的抗暴事件當中，直接鎮壓的往往是武警，士兵是最少和民衆衝突的。

當然上面所說的每一種可能性，你都不可能完全排除，因爲所有的事件都有例外，但是如果是例外的話，你就不能說這是一個可以分析出來可能性最大的，就像李偉所說的恐怖組織的事件，因爲如果是例外的話就不是這個組織。即使有可能是某個組織的成員的話，他也是單獨行動，他只代表他自己。

再一個就是說李偉所說的這個「國際恐怖組織」可能性大不大？我認爲這個可能性是最小的，在奧運期間中共當局就有人表示，因爲說是奧運反恐是很重要的一方面，那麼他當時就是說中國和第三世界關係處理的比較好，所以受國際恐怖襲擊的可能性很小。說和所謂第三世界關係處理比較好，就是當前所有支持恐怖份子的國家，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一些極端的國家，事實上中共和這些國家，也就是國際恐怖的支持者它是一貫關係比較好。如在伊拉克戰爭之前的伊拉克政府，現在的伊朗政府，現在的北韓政府，還有更早年的利比亞政府等等。那都是跟中共關係很好的，所以真正的國際恐怖組織到中國去襲擊的可能性確實是很小的。其原因就是因爲中共當局和他們勾結的很好。

在中國的一些「目擊者」的證詞通過海外的親共媒體把矛頭指向藏人。我認爲作爲藏人整體來說的話，達賴喇嘛是他們的精神領袖，所以他們在整體上是遵從達賴喇嘛的和平主義路線的，爲此達賴喇嘛還得了諾貝爾和平獎。也就是說得到了世界上的公認。今年西藏人的大會在開會的過程當中，再次確認了用和平的方式、非暴力的方式來尋求自治，也就是仍然遵循着達賴喇嘛的和平主義路線。所以藏人做爲一個團體，他們實施恐怖主義這沒有可能性的。

這個事件我們把動機分析過以後，再來分析一下媒體的報道。根據中宣部和各地方政府的規定，對於突發事件的報道，是有非常嚴格的要求的，一定要遵照新華社的通稿，當然今年有了新的動向，說是新華社要對突發事件搶奪話語權，也就是說在網絡廣泛的傳播之前，在海外媒體報道之前，新華社要主動的報道、積極的報道，而且要按照他自己想報道的方式報道，以免其他人報道了他們不想看到的東西，不想被人知道的東西。

但是這次不僅新華社沒有控制，還允許海外媒體到現場去報道了，就像我們剛才講的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記者，到了重慶事發的當地，而且竟然去採訪到了所謂的目擊者。要知道當時整個重慶已經幾乎處於戒嚴狀態，上萬軍警在挨家挨戶搜索的時候，事發的當地難道還不是圍得水泄不通，怎麼可能讓一個海外的媒體到那去採訪呢？如果不是安排的話，幾乎沒有這個可能性。

我們可以同樣比較一下，2001年在天安門自焚發生的時候，當時有CNN的記者在那裏攝像，但是立刻就被抓住了，而且沒收了錄像帶，以至於後來在中共當局說他們公佈的錄像帶是來自CNN的時候，CNN馬上就說他們的記者早就被抓了，而且錄像帶被沒收了，他們不可能去拍攝後來的那部分。在去年拉薩事件發生之後，中共當局立刻把西方媒體全部驅逐出境，以至於當時拉薩事件就沒有西方的媒體在那裏進行第一手的報道。所以我們看到允許《聯合早報》到現場去採訪本身就十分可疑。

第二個就是瓷器店老闆的目擊證詞也是非常可疑的。官方媒體發出過一個所謂監視錄像截圖，在這個截圖上，說明這是一個蒙面歹徒，也就是說他的全身都矇住了，包括他的臉都被矇住了。只露出眼睛來。如果是一個蒙面歹徒的話，怎麼可能認出他皮膚黑？除非是有人告訴他你就這麼說，你說這人皮膚很黑。而且這個參加的人數，瓷器店老闆說2人，後來又有一種說法是4個人，後來究竟是幾個人這個報道的很混亂。

當然了這個事件是個突發事件，對於人數的報道混亂了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你沒有看到他皮膚黑怎麼能說他皮膚黑。再一個就是當天這個人會不會穿短袖，不會的，根據這個錄像截圖看來，穿的是長袖衣服，況且當天，就是3月19日這天，重慶的氣溫是14-23度，沒有必要穿短袖。

第三，19點42分這已經是黃昏了，天氣基本上已經黑了，因爲21日那一天，重慶的日落時間是19點03分就是傍晚7點03分，也就是說事發的時候是日落以後39分鐘。一般日落以後40分鐘街面已經非常黑了。這時候一個目擊者可以看到某個人皮膚黑，這也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最後一個就是說背一個跨刀，從這個報道本身所說的重慶出租汽車公司通知大家說，有個人是揹着跨刀的，而且在公佈的錄像截圖上面，也說他揹着跨刀，但事實錄像上並不能看出這個人是揹着跨刀。

而且如果說是一個恐怖襲擊，他最不喜歡發生的事情，就在他襲擊之前就被人抓住。而在中國大陸，刀具的管理、刀具的控制是非常嚴格的，如果街上有一個人揹着一把刀在行走的話，很可能在路上一出門就被人截住了，就被保安截住了，這時候他要所做的那件事情就做不成了。所以出門爲了去槍殺、搶槍卻背一把刀，而自己手上還拿着槍，這種可能性幾乎是沒有的。

那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他會不會是一個刑事暴力犯罪集團？因爲這次殺人搶槍手法相當專業，而且他們逃跑的路線也似乎早就設計好了。大家知道在一般的暗殺行動當中，困難的是能夠在暗殺行動結束以後逃跑，而且重慶市已經出動上萬人挨家挨戶的搜索，全城都已經封鎖了，居然一點線索都沒有，或者現在當局宣佈有了一些線索，但事實上肯定是沒有破案，因爲如果破案他早就公佈了。所以我們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種受過專業訓練的人身上，是不是可能暴力刑事犯罪集團，因爲他們要去搜集武器，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任意殺人。我覺得在這一點上，李偉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因爲刑事犯罪集團，他的主要目標是爲了錢財，殺人搶槍卻沒有涉及到錢財，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我也同意這種說法。以前曾經發生過張子強的案子，但是張子強集團主要是綁票勒索，他的最終目標是錢財，即使在過程當中有殺人行爲，有搶槍行爲，但是他不會離開最終錢財這個目標的。在這個案子當中我們看不出這個目標來。

在中國大陸，社會上有一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系統，在中央有一個綜治委，那麼到下面各級都有綜合治理委員會。這個綜治委有一個叫社會治安一票否決權制，也就是說當某個地方社會治安出現重大問題的時候，比如說出現羣體事件，羣體上訪，警民衝突的，法輪功學員上訪，像這個情況當地的黨政一把手就會被扣分，如果嚴重一點的話，會受到處分甚至降職，最嚴重的可能是撤職。

所以在中國大陸，以前以穩定爲最主要目標的時候，就是穩定壓倒一切，地方官員全都是想盡一切辦法來保平安，來阻止民間上訪，爲了這個目標不惜大量的製造冤假錯案，不惜甚至屠殺酷刑。大家知道《華爾街日報》有一個記者叫伊安-約翰遜(Ian Johnson)，他曾經因爲連續報道法輪功的事件而獲得「普立茲獎」。他報道的山東陳子秀被打死的案件是他的最重要的一個報道。當時山東法輪功學員在 1999年中共開始鎮壓以後，很多人到北京去上訪，後來吳官正爲了阻止山東的法輪功學員進北京上訪，就一級一級的要各級政府保證自己屬地沒有人去上訪。這些地方官員就把法輪功學員先抓起來毒打，陳子秀就是在這種情況下被打死的。

這是在全國各地都是這種情況，但是這只是一般的情況。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上看，就在中共的系統當中，特別是爬到最高層的這些人當中，往往是由於在處理危機的時候，就是當地發生危機，而他們在處理危機的時候，由於心狠手辣，而被最高當局被中共元老們發現，從而爬到權力頂端的。江澤民當年就是在上海出現《世界經濟導報》事件以後，在六四之前，他由於非常果斷的處理了導報事件，所以就在退休之年被調到北京，執掌中央最高權力。

而胡錦濤當年之所以被中央這些領導人看中，很大的因素就是在六四之前，在西藏的那次鎮壓。所以各地維穩的時候，當出現重大的事件，重大的安全事故的時候，並不一定就會對當地最主要的中共領導人造成危害，他如果利用這個機會的話，加緊鎮壓的話，很可能他就會重新爬上去，而且會突破他原來的框框。

在中國大陸統治的系統裏面，我們看到有一類人，他和特定的事件建立了直接關係，這就是特定事件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它是由中共自己特定的政策而建立的，這個集團一旦建立以後，它的存在、它的發展、它的擴大和這個集團所有成員的個人的利益，就完全依賴於這個政策的延續。

在拉薩最近有一些報道，就說藏民們發現半夜三更出去張貼所謂藏獨傳單標語的，竟然是駐拉薩的公安國保人員，也就是公安系統人員。爲什麼呢？因爲他們查到了傳單，查到了標語的話，就會有獎勵，而他們自己的重要性也會通過西藏某些地區的不安定，所謂動亂來得到加強，他們的地位才會重要。所以他們就貼了，貼了以後他們自已再去揭下來，然後去揭發，他們就會得到一定的獎金和獎勵，這個獎勵就變成了他們的利益。而不停的有傳單的出現，就表明他們在那裏的重要性。

大家看到周永康在擔任公安部部長這麼多年當中，實際上中國社會治安情況越來越糟糕。按照社會治安一票否決權制，公安部部長早就應該被否決掉了。但是他不但沒有被否決掉，他的地位反而越來越重要，而且公安部門越來越擴張，就是因爲他們的重要性和社會的動亂程度是有直接關係的。社會越動亂，他們越重要；而偏偏不是社會越動亂越說明他們的工作做得越不好。他們會把這些社會動亂變成他們升遷擴大權力的一個機會。

在這之前，我們知道在西藏問題上，曾經有一個統戰部西藏局局長畢華，因爲她的電腦被駭客，有一些關於重要的西藏祕密文件被泄露出去而被撤職。這個機構，他們是屬於和西藏有關的部門，在西藏問題上也形成了特定的利益集團。像統戰部的西藏局，它們就是這個利益集團，包括西藏那些黨、政、軍裏面的藏族幹部，他們也是這些利益集團。它們今天的地位，它們這個機構的設置，它們的存在就和中共的西藏政策是有直接關係的。中共制定了那樣的西藏政策，才能使他們這樣的人能夠生活下去，而他們要繼續生活下去的話，繼續想要享有特權的話，就必須保持現有西藏的政策。

這就是爲什麼儘管達賴喇嘛一再宣稱他不尋求獨立，他仍然是在一箇中國的框架下爭取自治，而中共一口咬定他就是要獨立，這就和別人宣稱、和別人實際的行爲相差太遠，就是因爲整個這一批西藏政策的官員，他們配合中共的政策，一定要讓達賴喇嘛變成一個「藏獨的頭目」，一定要把整個流亡政府說成是西藏獨立的。這樣的話，才能使他們本身這個集團的權力能夠維持下去。

在迫害法輪功的時候，也是一樣的，設立了一個 「610辦公室」。這個「610辦公室」協調全國迫害法輪功的事宜，它的權力就不斷的擴張，而對於法輪功所有的問題，它們既是收集情報的，又是執行政策的。按照西方人說的話，就是「利益衝突集團」，它們和這件事情是有利益衝突的。它們會越來越擴張，而且它們希望這個鎮壓政策繼續下去，而且要擴展開來，包括對家庭教會的迫害和其他民主人士的迫害。它們希望這種「迫害」要繼續下去。所以它們要不斷的製造事端。不斷的製造事端，才能使它們這個部門變得越來越有必要存在，變得越來越重要。它們和中共中央的政策是吻合的，它們又在不停的加強這個政策的持續和發展。所以在中共的機制當中，（對錯誤政策的）自我調節的機制是幾乎不存在的。

我們再看一下，當前重慶的市委書記是薄熙來。薄熙來在中共的官員當中下一代，就是第五代的官員當中最早出道的。而今天卻讓李克強和習近平到了中央政治局，他不僅離開了遼寧東北的這樣一部位，而且離開了中央的部一級，就是商業部，最後被放逐到西南的重慶。雖然也是直轄市，但是重要性也遠遠不如北京、上海這樣的直轄市，所以他肯定是不甘心被放逐在重慶的。如果說在重慶有什麼重大的事端，他能夠藉此立功的話，他是有可能試一試的。在這之前，3月18日的時候，明慧網發表了一篇文章，說重慶的法輪功學員正在遭到薄熙來大規模的鎮壓。

要知道在中國，突發事件往往被當權者用來做爲鎮壓他真正要鎮壓人的藉口。所以突發事件發生了以後，像這種「專業性」的謀殺事件發生以後，我們沒有看到它們從專業的角度，卻弄了上萬的軍警挨家挨戶的搜索。它真正要查的是什麼人？很可能真正要鎮壓的不是這個去槍殺哨兵的人，而是它想要鎮壓的法輪功學員、西藏的民衆、西藏的喇嘛，還有一些維權人士，這是它們真正要鎮壓的人。

就像我們講的公安部，它們自己已經變成了社會動亂的一個既得利益者。像周永康他自己的地位現在是受到了一定的威脅，因爲他畢竟是屬於前朝江澤民系統的人。雖然中共需要這個槍桿子來鎮壓別人，但是它們也不希望前朝的人在繼續貫徹江澤民的路線。現在周永康原來在公安部的部長助理正在接受調查，周永康想維護自己的統治，想維護自己的地位的話，這類的事件也會對他有一定的幫助。我們看到公安部部長孟建柱立刻就趕到重慶市處理這個事情。而公安部又直接是受周永康的指揮。

所以我們講，當一個大規模的事件出來以後，像這種突發事件出來以後，我們首先要分析的是它的動機，誰會從當中得益？哪些集團會從當中得益？而且這個集團會利用這個事件來做什麼？這才是我們需要分析，需要我們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