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只跟你说过两三句话，每次你都认真的看着我，不说什么，让我觉得这人天生恐怕就是当飞行员的料，很能镇的住，喜怒不形于色。不过在大家提议去吃饭的时候，你很较真的说，不行，时间来不及，答应别人的，要去哪哪了。

这让我觉得你是典型的山东老乡了。都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今天特意没有跟你攀老乡，也没有跟你多说什么，因为实在是觉得自己会两眼泪汪汪的。

我一向以自己山东人的身份而自豪。因为我们的老乡们都有忠厚老实，讲义气的良好口碑。记得我在上海念书时，在一片吴侬软语中，听到老乡们的口音总是让我觉得很放心。大学里的好友，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有一次跟我一起到青岛消夏，过了几天对我说，啊呀，这的人怎么这么好，你能听出来他们从心眼里关心你，（跟上海人）不一样。我说，山东人都这样。

可惜的是好像不都是这样。那个把你报告给警察的老乡，真不知他现在是什么想法？！

“载不动，许多愁”

不知为何，读到你的声明时，我深为感同身受，立即就像起了这句词，以及自己当年从上海搭乘东航的飞机飞回美国时的那个不眠之夜。说不定当时就是你开的飞机呢。唉，东航的飞机，也承载了这个国家太多的苦难。

“我像个抽空的人一样，疲乏的瘫在飞机的座位上，我觉得我的半条命是留在了中国……”

多年以后，当我跟一家美国的报纸记者用英语谈起这段经历时，仍然禁不住的泪如雨下。

我的痛苦，相信也是袁胜现在的痛苦，是多层面的。

当时99年底我从美国回国探亲，因为想去旁听一个对法轮功弟子公开审判而被莫名其妙的抓捕，生平头一次尝到失去自由的滋味，这还不算什么，更让我刻骨铭心的是那种精神上的压抑和良心的扭曲。整个中国在那个冬天对我来说都变成了一座监狱，它禁锢的不是人的身体，而是灵魂。那种能要人命的禁锢和压抑。

这种禁锢不仅仅是针对炼功人的，也不仅限于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事实上，不炼功的更能感受到这种空前的压力。当我父亲因为我不配合警察交出法轮功的书，而打了我耳光时，我并没有觉得疼。疼的是父亲的心。

他后来告诉我，我到北京时，他去北京接我，而接到的却是警察打来的电话。他像疯了一样去找我，找到驻京办，警察却不让我跟他见面。回济南的车上，他虽然跟我一截车厢，却只能远远的看我。而我在整个过程中，根本就不知道父亲在场。母亲到我被关押的地方来看我，没多说什么，只是一句，“你要是被送去劳教，我们老俩口可怎么办呢？”声音不大，却让我听了很难过很难过。

当我看到父亲为我而写下的保证书，保证我在国内探亲期间不“出事”，而且答应每天打电话跟警察“汇报”我的行踪时，我不只是难过了，简直是愤怒了。凭什么呢？！一个老人家，又不修炼法轮功，他知道大法好，还亲自给自己的老战友推荐过──凭什么，他的良心要被这样的扭曲呢？！凭什么，我们大家都要在沉默中来纵容这种扭曲呢？！我的山东老乡们，咱们很多人不都知道大法好吗？！忠厚的山东人对于真善忍的大法好像特别容易认同，大法在山东传播很广──用警察的话讲，咱们山东是“重灾区”。

有灵魂，却不得不忘记

从那个冬天起，我明白了，这场灾难的实质就是扭曲人的良知底线。白的要你说成黑的，黑的还不行，还得是漆黑的……

在我完成了这些领悟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是遍体鳞伤了，尽管没有人打我。在谎言和压力面前，我除了坚持说“法轮功是好功法”以及“做人要讲良心”之外，无法更多的说什么，做什么。为此，多年以来，我一直无法释怀。而且每每耳闻目睹那些扭曲的宣传和言行，除对牢白发的父母外，却觉得无力回天。我很真切的体会到了一个人在精神上被慢慢窒息的过程。

一个人回到了家，却觉得永远的失去了家。一个人有自己的祖国，却不得不选择远离。一个人有自己的灵魂，却不得不忘记。

袁胜，我看到你在这些层层的痛苦之后，你和很多真正的中国人一样，选择了为矫正这种心灵的扭曲而进行不懈的努力。人生如此大的变故，几天之内亲历生离死别，你还保持了这一念，要把这一切讲出来，哪怕能让多一个人明白也好…… 就是这样，同时还要承受别有用心的人诬蔑和毁誉，情何以堪！

记得千禧年后，我回到美国时，那位大学时的好友，同在美国她，问我，问什么呢？为什么像飞蛾扑火一样，明知可能没有什么用，还要这样做呢？我很坦诚的告诉她，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为自己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我相信没有谁会傻到去天安门打横幅。谢天谢地，我的大学好友还是能够理解这样的话的，因为她跟我一样，是有精神追求的人。

无论如何，好样的，袁胜。请接受你的一个在异乡的老乡的尊敬和致意！

欢迎到美国来

在那次回美国之前，我从没觉的美国如此可爱---自由，这个抽像的名词，在这里是在空气中可以呼吸到的。我也时常在想，怎么跟生活优越的同学们描述美国── 在他们看来，美国好像也没比中国（大城市的）好到哪去呀。我有一次想，大概只能这样说，美国是比较合适给向往精神上自由的人呆的地方。

最近读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的自传。她一家是从二战时逃到美国的前（自由）捷克外交官家庭，奥尔布赖特从11岁起就成为了美国的难民。他的父亲，捷克前外交官，后来也是美国另一位女性国务卿──赖斯女士的导师，曾这样对奥尔布赖特说，“美国有个跟其他欧洲国家不一样的地方。你要是逃到其他欧洲国家，那儿的人会说，‘啊，很不幸你要离开你的国家。我们能帮点什么吗？顺便问一句，你什么时候回你的祖国？’要是你逃到美国，美国人会说，‘啊，很不幸你要离开你的国家。我们能帮点什么吗？顺便问一句，你什么时候成为美国公民？’”

袁胜，欢迎到美国来，你的新的飞行旅程从此开始了，名字叫“自由”。相信你仍然会是个好的飞行员的，而且我相信任何今天的痛苦和承受都会为我们的后代们所感激。就像奥尔布赖特一样──她最终见证了一个自由的捷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