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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报消息】在萨斯出现的早期，北京的医护人员受感染的原因是北京政府的掩盖和草菅人命。其实广东一出现非典疫情就上报给了中央，可是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是江泽民的人，为了保证江泽民能够在两会实现留任军委主席的目标，江下令张文康掩盖实情。中央对非典不但不管不问，而且也不向医疗单位通报，致使在疫情未公开之前的很多医护人员在无知的情况下没有采取任何自我保护的措施就去抢救护理萨斯病人，从而使一批又一批的一员人员倒下。 中国内地的《财经》近日发表楼夷的采访，一定程度上揭出中南海隐瞒SARS疫情内幕。 3月16日就出现第二例SARS 文章说：2003年3月16日，也就是中共的两会期间，这一天改变了北京东直门医院急诊科主任刘清泉的整个生活。 这天上午11时许，一位70多岁的病人李某被送来急诊。病人当时有些发热、严重心衰、呼吸也有些窘迫。据了解，病人15日晚上9点曾经在北大医院(即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急诊科看病，当时的诊断是“右下肺炎，陈旧性结核”。根据病情，刘清泉初步诊断其为常规的老年性肺炎，在急诊留观室输液。下午，病人的状况突然恶化，体温增高、心脏停跳、呼吸衰竭。 文章说, 刘大夫想到了很久前从报章上听说过的广东省奇怪的非典型肺炎，立即询问病人家属：“最近病人去过广东吗？” “他刚从香港探亲回来。” “那时候，我开始怀疑，这是一例重症‘非典’。”刘清泉回忆说。 这是刘清泉和东直门医院无从知道“非典”信息的日子。香港也在流传“非典”的消息，对北京是那样遥远和模糊。而广东的“非典”据说已经得到控制，刘清泉和东直门医院其他人都没有机会确切了解其传染特点和主要症状。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北京市第一例‘非典’病人到了我们医院。因为当时据我所知，只有广东有‘非典’。”东直门医院副院长陈立新回忆道。 文章说, 医院立即通知了东城区疾控中心和北京市疾控中心。当晚，曾有这样一组私下的对话： 问：“北京难道也有‘非典’？” 答：“你想听真话还是假话？” 问：“真话是什么？” 答：“你们遇到的是第二例确诊病例。” 被告知要保密 然后，刘清泉和同事们被告知：“保密、保密、再保密！” 这一天，距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闭幕还有两天。 很长时间以后，刘清泉他们才从各种渠道知道，那位3月初发现的第一例首发病例，其实曾有全家8口人一起在北京住院，而且感染了其首诊医院解放军301医院的一批医生。 当时，东直门医院无从知晓301医院的前车之鉴。很快，这家医院步入同样的灾难。 政府隐瞒信息 医生治疗困难 东直门医院院长庞鹤说，，在此之前，没有收到过如何预防“非典”的文件，更没有什么“非典”的诊断标准或防治手册。 医生们只能从侧面了解。“我们打电话到广州的中山三院医务处。医务处的人说，我们不清楚这个事情，你们应该问广东省卫生厅。”一位大夫回忆说。 后来一位实习医生直接给该院病房打电话，“对方一听，说‘我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啊’，就说了！”医院几天后才辗转拿到了一份广东防治“非典”的手册。 第二天早晨8点，东直门医院成立了以陈立新副院长为首的特控疾病临时领导小组，专门负责对李某的治疗。 “当时我们不敢说，要保密嘛，所以叫‘特控疾病’。”陈立新解释道。会上确定了三条意见，第一条就是执行保密纪律；最后一条是，此病治疗结束，小组自行解散。陈立新边读工作日志里的这条意见，边摇头叹息：“当时没有想到疫情会延续那么长时间。” 同样措手不及的是防护。接诊李某的当天，医护人员像往常那样只戴了一次性纱布口罩，没有其他防护措施。北京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一看刘清泉的口罩，连忙给了他四个N99口罩。但是刘清泉再联系购买时，得知再无存货。 最初，医院决定买100多个12层的纱布口罩和60件隔离衣。由于防护设备有限，都要控制著发，隔离衣只给急诊科的大夫。 护目镜怎么也买不到。不得已，医院从口腔科调济了10副牙科大夫使用的眼镜，但“密封不是很好”。 3月18日，病人被转至新建的ICU病房。“期间两次心脏骤停，并上了呼吸机，进行插管。”刘清泉回忆说，“都被我们救回来了。”一位研究生因为很少见过这样的病例，甚至连续两天都待在ICU病房工作。 经过将近72个小时的抢救，年迈的病人还是于3月20日去世。接诊李某后的一周之内，急诊科的五位大夫、六位护士相继出现“非典”症状。 我救了那么多病人，却救不活自己的亲人和战友 3月18日，护士姚海燕首先出现发烧症状。医院紧急辟出肝炎肠道门诊作为隔离病房，进行留观。19日，姚被送至佑安医院。这时候，东直门医院的医护人员才知道，佑安医院于3月11日开辟了有50张病床的SARS病房。里面只有两个来自山西的病人。刘清泉的同事们便成为第一批佑安医院的SARS病人。 3月19日当天，又有七名医护人员感染。 “急诊室的医护人员都不敢回家。”一名大夫回忆说：“没病的就住在急诊室下面的地下室，出了问题的就被搁在小楼里。” “在这种情况下无法起到保护的作用，也没有做非常严格的消毒。”这位大夫说，“我们担心，会成为传染源。”3月22日，急诊科关闭三天，实行全面消毒。 刘清泉是急诊科最后一个发烧的。那是周六的晚上，他感到浑身发冷。但是医务人员不够了，只能够一边打点滴，一边帮忙治病人。三天以后，他的体温下来了。可是他的乳腺癌手术刚刚痊愈的妻子又染上了SARS。 “我中间很少回家，只是去换衣服。”37岁的刘清泉说，“她就来给我送过两次粥。”她当时带著口罩帽子，说没事，但是“当时我对过房间还有三个疑似病人”。 3月28日，刘清泉的妻子和所有先后感染了“非典”的医生护士一起，被送到了北京佑安医院。已经退烧的刘清泉也跟到了医院。他和佑安医院的领导商量：“让我帮著你们一起治疗吧。我熟悉急诊抢救和呼吸机。他们都是我的同事，其中还有我的爱人。” 4月19日上午7点，他正在抢救病人的时候，接到了噩耗：他的同事段力军大夫和他的爱人因抢救无效死亡。 刘清泉回忆至此热泪盈眶：“我当医生10多年，救了那么多人，却救不了我身边的亲人和战友。” “这一条链上有16位医护人员感染，”陈立新说：“而交叉感染的病人无法说清楚了。” 据《财经》了解，李某系在港探望其在威尔士亲王住院的兄长时，感染了“非典”。他3月13日在香港开始发烧，并且被疑似为SARS病人。虽然香港方面对李某作了跟踪，但是由于拼音有误，李某还是上了飞机。 更值得一提的是另一个插曲：在李某3月15日飞返北京的国航CA112班机上，112名乘客中有16人受到感染，其中就包括了外经贸部的一位副司长。此人在3月17日飞赴泰国，20日从曼谷飞返时方始发病。正巧，坐在这位司长身边的就是国际劳工组织高级官员阿罗。 北京市卫生当局在6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撒谎 4月5日，不幸染上“非典”的阿罗在北京病逝。北京市卫生当局在6日的新闻发布会说，北京目前的“非典”病人共计19例，均为“输入型病例”。 事实上，此时仅东直门医院医护人员已有16人继发性感染。而据北京市疾控中心专业人员事后发表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的论文透露，始于3月16日的李某一链，共传染73人；其中下传第一代即有27人，最长潜伏期为12天！ 第一例‘非典’病人实际出现在2月5日 报导说，李某身亡之后，其遗体如何处置一直没有下文。由于陪护亲属感染“非典”住院，他的尸体在医院的太平间停留了20多天，于4月12日才得到处理。在这一期间，“特控疾病”小组没有也不可能解散，东直门医院再度经历痛苦的抗疫之战。 2月5日，东直门医院收进一个患有糖尿病坏蛆(一种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病变，末梢为循环的改变，可能激发感染，腿骨会掉)的病人。这位年逾77岁的老太太被安排住在周围血管外科病房。4月5日，老太太出现发烧症状，肺部出现阴影。虽然开始医院怀疑是“非典”病人，但是经过院外专家的会诊，最终确定为肺结核。 病人病情很快恶化，抢救不治，4月12日去世。 “虽然始终没有确诊，但事后回忆起来，这可算是我们医院病房里的第一例‘非典’病人。”陈立新说。 医院事后调查，找不到病人的接触史，只是听说这位病人曾经去过朝阳医院。 当时，对这位病人没有隔离。病人去世之后，又有12名医护人员倒下，其中八名发展为危重病人。 封院之前 报导说，医护人员中招，加上重新开放的急诊科门诊病人来来往往，隔离预防不到位，东直门医院的院内感染继续扩大。这家综合性中医院的五个病区内相继出现感染状况。 按陈立新的说法，至5月1日，东直门医院感染SARS的患者共55例，其中包括34名医护人员和学生、护工、卫生员等若干。患者症状相当重，死亡5人，其中医护人员2人。 35岁的段力军是最早的殉职者。在4月19日去世之时，他仍被确定为“非典”疑似患者。 报导说，5月20日，目前在家休息的刘清泉说：妻子病重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两人就凭纸笔沟通。他的妻子在纸上写：“第一，你以后要干呼吸科大夫；第二，你要继续研究这个病。这个病对人的身体损伤太大，人没有肺，太难受了。”刘清泉最不知道的是如何面对9岁的儿子。虽然孩子的亲戚和学校都知道了此事，但是自己“几次话到嘴边，都说不出来” 。刘清泉望著天空，轻轻地说：“我只能告诉他，你妈妈得了病，住在很远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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