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報消息】中共地方政府債務早已不是官方口號「風險可控」所能掩蓋的。據中共官方數據顯示，2023年末地方政府隱性債務餘額14.3萬億元，經大規模發債將隱性債務置換成顯性債務後，2024年末降至10.5萬億元，2025年末進一步壓至約6.5萬億元。 然而，地方政府法定債務餘額從2023年末約40.7萬億元大幅攀升至2025年末54.8萬億元，2026年中期部分統計口徑已接近或超過58萬億元。全口徑政府債務，即法定和隱性在2025年末達到102.5萬億元，負債率升至73.2%。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從2021年高峰期近8.7萬億元腰斬至近年4萬億元左右水平，地方財政對專項債、再融資債券的依賴急劇加深，換句話說，舉債是地方財政能支撐下去的主要途徑。 目前，居民住戶存款餘額約172.86萬億元至173.5萬億元量級，看似非常龐大，但這卻是數億家庭房貸、養老、醫療與預防性儲蓄的最後堡壘。中央財政國庫餘額有限，又要大規模轉移支付給地方，國防、維穩、教育等剛性支出與穩增長方方面面都需要用錢，因此整體債務壓力已從局部風險演變為系統性風險。 網傳習近平下達死命令要「地方融資平臺2027年6月底前全面退出、隱性債務2028年底前清零」，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中共將其確立為硬性政治任務。這顯然不是技術性債務管理，而是自上而下壓下來的政治指標。地方黨委政府必須按時交差，否則黨政一把手面臨問責和下臺。 這種把盤根錯節、層層套嵌、系統性複雜債務問題簡化為定期清零的做法，與疫情時期「動態清零」的邏輯一脈相承，完全符合習近平的執政風格與一貫粗暴的施策方針。外行領導內行、一刀切、運動式執政。 這一解決債務問題的途徑根本不觸及債務產生的制度根源，官員晉升激勵驅動下的盲目投資、土地財政依賴、央地事權財權錯配、融資平臺軟預算約束機制，等等問題壓根不提，取而代之的是行政強制、政治站隊和服從性測試，與統計意義上的數字達標。據中共官方數據，截至2025年末，全國已有超過82%的融資平臺實現名義退出，部分省份甚至將完成時間提前，政治任務的剛性迫使地方官員加大執行力。 所謂「化債清零」，在操作層面很大程度上是債務轉移與負債掩蓋，而非真正消除債務。中共核心手段是發行更低成本、更長期限的地方政府債券，將原先藏在城投、融資平臺表外的高息隱性債務，置換進政府法定債務賬本。中共在利用低利率槓槓減輕債務利息負擔，銀行利息走進1時代，並非單純著眼於刺激消費，拉動投資，另有一手就是大規模降低債務利息成本。 2025年，中共通過「6+4+2」組合，一次性增加6萬億元債務限額分三年置換、連續五年每年約8000億元專項債化債資源累計4萬億元、部分棚改債務延期，將2028年底前需地方自行消化的隱性債務規模大幅壓縮至約2.3萬億元量級。置換後平均利息成本下降超過2.5個百分點，累計可節約數千億元利息。 這與過去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剝離銀行不良資產、壞賬「搬家」的套路一脈相承，負債主體絲滑切換，短期高成本變成長期低成本，「看不見」變成「看得見且可控」。但債務總量並未消失，償債責任也沒有改變，只是換了會計記賬位置和債務期限結構。地方城投平臺「退出」同樣是如此玩法，名義上剝離政府融資功能、從監管名單除名，但許多平臺通過更名、合並、債務重組或國企承接繼續存在，真正市場化造血能力遠未建立。政府欠了一屁股債後，啪啪屁股走人，行政上「清零」了，經濟上債務鏈條仍在，只是不用政府承擔了。政府有最大的老賴搖身一變成了誠信主體。 最後的債務誰來買單？過去化解金融或地方債務，常見路徑是，成立資管公司剝離負債，央行通過再貸款、降準、流動性投放等方式間接輸血，壓低融資成本，再通過通脹、貨幣擴張、稅收與非稅收入、國有資產處置等渠道，將成本分散到全社會。 當地方政府土地財政式微、平臺融資受限、中央財政空間收緊時，壓力自然向企業和居民端傳導。近期公開落地的多項政策，堵截資金外流、加大徵稅力度、打劫富人財產等等，正構成這一壓力傳導的操作鏈條。 外籍個人從外商投資企業取得的股息、紅利自2026年9月1日起不再免稅，統一按20%繳納個人所得稅。這是取消實行32年的1994年特殊優惠。官方理由是稅制公平、堵塞「假外資」套利漏洞、適應統一大市場建設。但在財政緊張背景下，它搶劫財富的動機一目了然。 同步推進的《地方附加稅法（徵求意見稿）》擬將城市維護建設稅、教育費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並為地方附加稅，稅率幅度11%—13%，由省級決定具體適用稅率。現行綜合負擔在市區約12%、縣城約10%、其他地區約6%，合並後取消城鄉分檔，部分低稅率地區企業稅負可能成倍上升。以實際繳納增值稅1000萬元為例，原按6%附加約60萬元，若改為13%則為130萬元，增加70萬元。這些調整單獨看是稅制規範化，放在「雙清零」政治任務與地方財力缺口的大背景下，則是妥妥的合法強搶。 深化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同樣在2026年中期高調部署。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相關通知，開展為期約一年的深化鬥爭，重點包括傳統黑惡勢力與利用網路平臺、「軟暴力」等新型形態，強調依法精準、打傘破網。公開表述仍是社會治理，但在財政壓力與政治指標雙重驅動下，地方執行層面往往會將其轉化為創收手段。一旦普通經濟糾紛、債務追討或資產處置被戴上「涉黑涉惡」帽子，罰沒、資產凍結與強制執行就可能成為補充財力的快捷通道。當正常稅源與土地收入不足時，運動式執法與一次性罰沒更容易被地方視為「完成任務」的當然選項。 近年來中共在稅收徵管、社保基數、非稅收入、國有資產處置等領域持續加碼。強化稅務稽查、規範企業繳費基數、清理各類優惠、加大罰沒與資產盤活力度。居民存款高企與政府財力緊張的對比，導致習近平治下的債務清零，可能比以往更極端。以往化解往往強調「在發展中化債」、留有彈性空間；如今明確設定2027年平臺退出與2028年隱債清零的硬節點，並與地方官員政治前途直接掛鉤。這強化了政治運動屬性，壓縮了技術性空間。 最終，債務不會憑空消失。置換降低了利息、拉長了期限，但總量仍在政府與關聯主體資產負債表上。融資平臺名義退出並不等於城投經濟終結。稅源拓寬與執法強化可以短期補充財力，卻可能進一步抑制企業投資與居民消費意願，深度擊穿消費者信心與預期。居民存款不是免費的財政資源，一旦被各種功能手段持續抽血，社會安全感與預防性儲蓄將加速瓦解。 中共急於甩地方債包袱、把清零當作政治任務壓下去，短期可以制造統計上的達標，長期卻把償債壓力更深地嵌入到企業和百姓的日常成本中。這不是簡單的債務重組，而是一場以政治優先權力維穩為特徵的債務轉嫁。賬面可以清零，賬單不會消失。轉移可以完成，代價終將由社會承擔。官搶民的時代，並非突然開啓，而是在債務高壓與政治任務的雙重推動下，逐步從隱性走向顯性。 （人民報首發）△